江隆基还不了解这一情况，奇怪怎么会没有供暖，问那怎么过冬。严仁赓解释说，就他所知，现在北大的教室、学生宿舍、办公室都是集中供暖，住宅有暖气的就东头51号到66号那十几套，西头这边我这50号以前都是平房，临时安装的小锅炉，要自己买煤烧，一个冬季十几吨，雇人烧的还要支付锅炉工的工资。
“那不是问题，你能烧我也能烧。”江隆基说，“不过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好端端一个燕南园浓烟滚滚，未名湖里养的鱼都能叫熏死。回头我找总务长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尽快集中供暖？”
这样一谈，江隆基又给自己添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
“团团转”换房的设想很好，剩下就是“家庭关”。
虽说是革命伴侣，但作为家庭的一员，总还有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家庭生活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房子炉子、妻子孩子，加上票子算“五子登科”，来不得半点虚假。延安和西安都是供给制，夫妻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吃小灶，妻子吃中灶，孩子免费上保育院，除星期天全家团聚搞点吃食外，从不为柴米油盐操心。来北京后实行工资制，国家把工资发给你，吃喝穿戴全由自己解决，不再大包大揽干部的生活。这是一大进步。但再大的进步也有个适应过程。来北大时宋超已有孕在身，不久生下第三个女儿，西北人都把女孩叫妮子，又生在燕南园，所以取名燕妮；叫开后才发现马克思的女儿也叫燕妮，夫妻俩会心一笑，这样也好，让孩子从小知道马克思。长子江开暄已经结婚，夫妻俩星期天必来燕南园家中；长女江开旸已经来北京在海淀区一所中学读书，吃住在家；老父亲也要接来北京住一段时间。这样，他这个由历史造成的复杂大家庭，节假日将近十口人吃饭，一桌坐不下。以这样的家庭拖累提出换房，妻子宋超能不能同意，他心里没有底。住房问题上的摩擦是很容易伤害家庭关系的。在未想出万全之策以前，他窝在心里不对家人说，妻子只当他工作太累而闷闷不乐，压根儿没想到。
因为工作繁忙，江隆基常常至晚方归。丈夫不回去，妻子也不先吃，在家等着；国人传统的恩爱夫妻大都是这种模式。
这天江隆基回家很晚，瘫坐在沙发上时，占据满脑子的还是几项棘手的又是很重要的工作。妻子送上茶水问他吃过了没有，他似乎没听见。见他沉默不语，再没多问，就去厨房备饭了。
江隆基没有特别的业余爱好，不知道何以排遣解忧，让大脑得到休息。他唯一的办法是在鬓角上擦清凉油，让脑门获得一点凉意。抹到凉飕飕了，就想继续工作。
妻子端来饭食，陪他吃饭，替他解闷，找些话头儿说。
“看你成天绷着个脸，大家都怕你呢。”
“小超，我工作太多，你要体谅。”
“我倒是能体谅，可不是人人都体谅。见你那么严肃，人家都躲着。”
“嗯？有这事？什么事？”
“你办公室有个年轻干部今天结婚，没请你吧？”
“没有，谁？”
“你明天一上班就知道了。我问过，他们说你是领导，忙，不敢请，看你这个领导当的？”
他边吃饭边向妻子保证：“啊，有这事？小超你提醒得好，这是我的不足之处，以后……以后……”
江隆基是那种思考大于言谈的干部，而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往往是从小处着眼向大处生发引申，借着这个小插曲，他意识到今晚可以谈谈“团团转”换房的事了。
饭后并肩坐在客厅里，丈夫关心地问起妻子的工作情况。妻子敏感地想到刚才的事，便问：“隆基，是不是我搬弄是非啦？”
“不是不是，你提醒得好，我确实不注意这些小事。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一些小事能影响相互关系，相互关系又影响到工作。”
妻子点头承认，又想起在西北教育部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她在西北教育部初教科工作，有一天，也是晚上回家后，她向丈夫反映一个干部工作作风不好、主观武断的情况，说：“这个干部怎么这样啊？群众有反映，你这个当领导的也不管一管啊？”不料隆基严肃地批评自己：“你如果确实看到他的缺点，就应该当面对他进行帮助或在党员生活会上提出。不能听到一些人没有调查研究的反映，就直接对我讲人家这样那样，这样对干部没有益处，对我和干部的关系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又说，“在党内干部关系、工作关系上，只能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去处理，不能掺杂个人感情。身为领导干部的家属就更不能不经调查证实就进行评论。”从那以后，不打听自己不该知道的事，不过问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事，就成了这对夫妻之间的一条铁律；而且约定，除非万不得已，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来北大后为照顾宋超生育，将其安排在宣传部任干事，但俩人说好是暂时的，以后找机会调动。
想到这，宋超便觉得有件家庭大事不妨一问：“隆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不知该不该问？”
“看哪个方面的？能告诉的可以告诉你，问吧？”
“听说有个文件，关于工农速中的，要把工农速成中学附设在高等学校，有人说北大也要办，不知……”
“哦，这个啊，有，去年教育部发的，同时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对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一个是《工农速成中学分类教学计划的通知》。要求在全国省会一级的城市都开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相当于小学六年级国文和小学四年级算术文化水平，具有供给制身份的优秀工人、农民和军人，让他们通过三至四年的学习，达到高中水平。人民大学开办了第一所实验速成中学，大家熟知的高玉宝、郝建秀就在那里学习。咱们北大的也办起来了，就在沙滩红楼老北大的地方，负责人是咱们这边派过去的解才民同志，北大毕业，1947年的地下党员。哎，小超，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有门！正是她想知道的。“隆基，我想调那边去工作。咱们不是早就说好避免在一个单位嘛，像现在这样，你当领导，我在你眼皮底下，人家要发表点什么看法，得先看看我的眼色，我不习惯，也不适应……”
丈夫沉住气想了想：“原则上我同意，应该这样，但有实际困难，就是妮子太小，才刚断奶……”
妻子扑哧一笑：“难为你细心，还能顾及这些。我早打听好啦，西城区南魏胡同有个洁如幼儿园，是王光美的母亲用她的名字办的，咱们把妮子送出去全托，小召不是也在北海幼儿园全托嘛，只在节假日把两个接回来全家一起热闹热闹。这样，平时家里吃饭的，就你和开旸、小曼，学校给咱们物色的这个保姆马阿姨人挺好的，保定人，认我是老乡。所以我去城里上班，家庭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那也是，但路远着哩，交通问题怎么解决？我的车可不能送你。”
“啊呀，谁要坐你的车哪。你也是，大概太忙没注意，校门口就有开沙滩的公共汽车，北大两头跑上班的都坐这路车，人家能坐我也能坐嘛。”
他拍着她的肩头诚恳地说：“那好，我同意，家庭这一关就算过了。不过你得按人事调动程序办，写个请调报告交上去，等候批复。”
她依靠在他胸前，想起了1943年他写在日记上的话：“夫妻感情一定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的基础上。”
他和她都感受到了信任的力量。
“可以谈了，但怎么提出呢？”他顿住想了想，问了个也许她早知道的问题，“你知道咱们这房子原来是谁的吗？”
“不知道，反正够宽敞。”
“办公室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我是江校长夫人，人家不多说闲话的。”
“我可以告诉你，是司徒雷登的。”
“啊！”妻子惊得睁大了眼睛，“就那个……毛主席写文章……”
“是啊，还能是哪个？我的看法，司徒雷登是个失败的外交家，却是个成功的教育家。他亲手创办燕京大学，当了三十三年的校长，一直住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啊……做梦也没梦过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刚来那会儿，还真不适应。”
“现在呢？”
“现在适应了。小曼常带她的小朋友来家玩，都夸咱家的房子好。”
该切入正题了，丈夫想。于是他就从对孩子的教育谈起，说环境变了，但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接着说到这次换房的起因、经过、设想以及换的好处不换的弊端，入情入理地娓娓道来，说给妻子听。妻子没有当面表态，他也只有耐心等待。
于是入睡。辗转反侧都没睡意，许久，妻子问：“那……严仁赓那边，叶逸芬什么态度？”
“当然同意啦。你和叶逸芬那么好，还不了解她？”
“真是个好女人，可惜……年龄不算大，不知能不能生一个……隆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支持你的工作，换吧。”
他高兴地将妻子揽进怀里，感受到革命伴侣的珍贵！
不久，宋超调沙滩红楼北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工作，担任分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每天早出晚归，坐公交车上下班。
不久，中文系一位教师在临湖轩举行婚礼，江隆基拉上马校长一起去祝贺。校领导的出现为婚礼升了格，也增添了气氛。婚礼主持人请领导讲话。推辞不过，江隆基先讲，无非是一篇互敬互爱、白头到老之类的现成话，有掌声而无笑声。轮到马寅初讲时，老先生一开口便妙趣横生：“我想请新娘放心，我们当领导的也放心，因为根据新郎的大名——良夫，他必定是位优良的丈夫。”
一语逗得满堂大笑。在这方面，江隆基自叹弗如。
又不久，“团团转”换房顺利实现，冯友兰搬进了先司徒雷登后江隆基住过的燕南园57号院。1954年是冯友兰先生生命历程中最为辉煌的一年，可称里程碑。这一年，北大为他配备了一名年轻助教当助手，重新评定为教授一级，在哲学系试开中国哲学史纲，主讲先秦部分；还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会委员、科学院哲学所筹备委员会委员（次年被聘为学部委员）；年底，又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冯友兰老先生所以能活到九十五岁高龄、写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个字后挥手辞别人世，是否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舒畅心情有关？或可另当别论，然而江隆基倾注在这位学者身上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
又不久，周恩来总理得知“换房”消息后，在一次会议上讲：“北大解决老知识分子的困难有创造性。”讲话传达到北大，冰释了马寅初、周培源、侯仁之们的疑虑，江隆基也从这件事中获得深刻的感悟，要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
它需要一种“眼光”：现实的和未来的眼光；中国的和世界的眼光。
它需要一种“定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懂得高等教育规律。
它需要一种“动功”：不仅“雪中送炭”，还要“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