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江隆基来到54甲号门前时，见走廊两侧堆满了书，差可供一人通行。迎门支着一张小床，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在上面午睡。冯夫人任载坤迎在门口，问明来意后，先将小孩唤醒，并将单人床推进走廊腾清门口后，方能请客人进门。夫人对此颇难为情，歉意说：“屋里太挤，孩子身上长了痱子，睡门口通风。是俺的外孙。”
冯先生似乎也刚起床，正坐在一把老式的木圈椅里喝茶醒神。他穿一件家制的白布短袖褂，戴黑边深度近视镜，下颌上飘一幅在清华北大两校传为美谈的美髯。据说先生平日说话有点口吃，但一站在讲台上，将那飘逸的胡须一捋，便满腹经纶口若悬河，时而旁征博引，时而笑料迭出。因而台下的学生都将那捋胡须的特定动作当作一台好戏的序幕，模仿者层出不穷。
“芝生（冯先生的字），江校长看你来了。”
当夫人介绍时，冯先生不知正在思考学问，还是睡意未醒，竟愣神半晌没有反应。
冯友兰长江隆基十岁，面目清瘦，举止文雅，一副老学究的模样。书房里从墙根堆到屋顶，四面全是书，线装的、平装的，发黄的、发黑的，满屋飘着书墨味儿。
再度介绍后，先生才如梦初醒。“啊！是江校长，你那么忙，能有空到、到寒舍来？”
江说：“早应该来看你，确实是忙了些，请冯老谅解。”
在此以前，冯友兰与江隆基虽有接触，但都在公开场合，还未深谈过。与别的老教授不同，他的历史为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当然他也听说过，江是共产党内懂得教育、颇能体贴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但毕竟，江是现任校领导中唯一的党员，一言一行代表着共产党的形象。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感、敬畏感使得他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像答卷不及格的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一样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琢磨再三，还得从汇报思想、检讨1949年以前的言行开始。
“江校长，解放前我两次加入国民党两次脱离，自认为还是要求进步的。特别是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给我永久居留证，我常吟诵王粲的《登楼赋》自勉：‘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对前来劝我的朋友说：俄国革命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来居住，被称为‘白俄’，我可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想尽快回国，怕的是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回到清华，就主持了朱自清先生的追悼会。后来，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来清华、北大，动员有名望的教授去台湾，说是准备好了专机，在南苑机场等着，只要答应就有人来搬家。我和周培源商量过，坚决不去。留下来他继续当他的教务长，我当校务会议主席，共同维持清华的秩序。傅作义的部队撤离市区后，我就在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咱清华已经先于北平城而解放了！1949年10月5日，我即致信毛主席将上述情况做出汇报，表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决心。1950年我自己要求去参加土改……”
“这些情况，我或多或少听说过。对先生在关键时刻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和追求进步的热忱，应当充分肯定；对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丰富的知识和造诣，至少我个人相当钦佩。但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任务，历史上这样那样的曲折是由历史造成的，只有慢慢来总结，才能得出正确的经验，操之过急了，效果不见得好。”
江隆基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冯先生从1949年11月起，每年差不多有十来篇谈思想改造的文章发表，而没有一篇学术论文，未免显得急躁心切。而实际上影响他生活待遇的，是因为他1945年当选过国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还在重庆和庐山的中央训练团讲过学。1952年出访印度回来后正赶上“三反”，就上述问题数次交代检查未能“过关”。像这类问题，急又有何用？
况且此行的目的不是谈思想改造，江直率地说：“我来是想看看先生的房子，听说先生的住房很挤，看能不能想办法调换一下？”
于是夫妇俩陪同看房子。确实很挤，两间房，一家数口，连书都搁不下，且年久失修，又暗又潮。二次坐定后，江说：“这怎么行？搞学问的人连书都摆不开，怎么行呢？得想办法解决。”
一句知冷知热的话，说得年近花甲的冯友兰几近涕零。沉吟了许久，几乎是带着哭腔激动地说：“江校长，我冯某活到这把岁数，治学治到这地步，却是家有万贯，膝下无子啊！”
江不明就里，一时反应不过来。环视左右，他确实不知道他有几个子女。进门时碰见外孙，想必有一个或几个女儿，但生儿育女上的事，对我谈又有何用？
冯友兰沿着思路继续说：“通过对我的新理学的批判，我思想触动很大，也作了自我批判，我承认1949年以前的论著全成了一堆废纸，宁愿烧掉，不再贻误后世。但我很想用马列主义观点重写一遍《中国哲学史》，大约得七八卷，一百五十多万字，奔六十的人了，有生之年能够完成，也不失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点奉献。可是江校长你看看，这么多东西，”他指着满屋子的书籍资料说，“没人帮忙做点资料工作，只怕我熬到油干捻子尽，也难以完成！”
江隆基这才明白他说的“家有万贯，膝下无子”是什么意思，“冯先生，你是说需要一个助手？”
“是啊！这比房子更重要，房子大家都紧张，挤就挤一些。原先一直由大女儿帮我搞资料，三十大几了，孩子要单独工作，联系好去一所中学教书，我不能拖孩子的后腿。现在事无巨细都得我一人来做，老伴是家庭妇女。”
这一请求给江抹了一剂清凉油，猛然想到了一项重要工作，便问：“冯先生，据你所知，咱们老教授中没有助手的还有谁？”
“理科不甚了解，文科还有几位，汤先生，翦先生，他们岁数比我大，身体也不太好。”
江说：“我记下了。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也好解决。房子再难也要给你解决。”
想起事情他就坐不住，要辞行。冯友兰感激地送他出门，还陪同走了一程。
“到一个新单位，首先是雪中送炭，然后才是锦上添花。”这是江隆基常说的一句话。
然而，“雪中送炭”的前提是你手中得有“炭”。
为老教授配备助手的工作列入校务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北大自身就能解决；而房子问题相当棘手，不是几个校长开个会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搬迁后年年建新房，年年进新人，住房还是很紧张。适合冯友兰住的，只有校内的燕南园和校外的勺园，可是都已经住满了；还有正在修建中的朗润园，是新式楼房，有没有合适的且不说，也是建起一栋立即就有一批新人搬进去。江隆基拉上总务长蒋荫恩里里外外地找，找来找去无着落，一时间竟成了无法破解的难题。想来想去，只好采取最下策也不算权宜之计的最上策：自己和冯友兰对换！
他把这个想法吿诉马寅初，马说：“你这是丢我校长的脸！”
他找周培源商量，周说这是“将”教育部乃至中央的“军”！
他找侯仁之商量，侯说：“此风不可长，这个你换了，下一个找你怎么办？”
马、周、侯都持反对态度，他还不甘心，又去找排在侯仁之后的副教务长严仁赓教授商量。
严是天津人，南开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哈佛、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等名牌大学留学并做研究，专攻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很有研究。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教授，从事旧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著有《中国之营业税》《云南财政概况》等著作，是马寅初从浙江大学带来的，除副教务长外，还兼任校长助理一职。他在几个校级干部中最年轻，才四十出头，家住燕南园西北角50号。夫人叶逸芬是名门闺秀，外祖父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严氏夫妇才是真正的“膝下无子”，“不惑”之年还没有孩子。叶逸芬很喜欢江的女儿，有空就来江家逗孩子玩，与宋超无话不谈，亲如姐妹，甚至多次表示要把小曼认成干女儿。宋超多次给丈夫说过，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在与叶逸芬还有王蒂澂这些知识女性的交往中，学会了怎样和知识分子相处，学会了待人接物，适应了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生活。因了这层关系，江和严的私交甚好，除了谈工作，还可以说说家庭琐事和内心的苦闷。
进门坐定，喝着茶水，江便推心置腹，将换房的想法说给严听。不料严仁赓也不赞同，说：“马老他们几个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江隆基急了。
“侯仁之一语中的：此风不可长。你不想想，北大住房这么紧张，他冯友兰再挤，总还有两间房，那些连一间也没有的呢？据我所知，这几年新进的教师，有的在外面租房住，有的还和父母一家几代挤一起，路远的起早贪黑赶公车，你这么一调换，他们要闹腾起来怎么办？江校长，北大这地方你也知道，在中央的眼皮底下，通天人物有的是，所以马老、周培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江隆基点头承认，但也有他的道理：“我已经当面答应冯先生了。答应了就得办到。当领导的说话不算数，开空头支票，那样一大批老教授会怎么看呢？以后还要长期打交道，我怎么做工作呢？”
两人都陷入沉思，许久无话。严很了解江的品行，也理解他的困境，终于想出了一个对策，说：“你去住冯先生的54号，两家紧挨着，从工作的角度、从家庭的角度，怎么说也不合适。这样吧，我家就俩人，住这么大房子，空着也浪费，回头和逸芬商量商量，咱们用马老的经济理论‘团团转’转一下，你住我的，我住冯先生的，冯住你的。这样倒腾一下合情合理，我想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你看怎么样？”
江隆基眼睛一亮。“那……合适吗？逸芬会不会……”
“呵呵，要是换了别人，也许还要费些口舌，逸芬你就不用担心了，没看她喜欢你小曼那样子，当成了自己的心肝宝贝。”又说，“我这房子比你的小一些，又比冯先生的大一些，不过你看，是水泥地，没铺木地板。”
江隆基一摆手，“那有啥？延安的窑洞、西安的老平房都住了，都没地板，工作照样搞，还搞得不错呢。”
“还有，冬天没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