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给她起了个挺秀气的名字——刘素芳，才三十五岁，已经守寡三年，都新时期了，她还听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邻村一个拖拉机手阿毛。这一古老落后的婚嫁传统，并没有象文学作品通常描写的那样，尽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相反，夫妻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凭着阿毛勤劳积攒，他们居然象燕子衔泥垒窝一样，在八十平方米的矮坡上，建起一座带点洋味的楼房，三边刷灰水，正面贴上玻璃马赛克。叫同村的乡亲看了若不羡慕便即眼红。
倘若“四人帮”横行时期，阿毛完全称得上“弃农就副”，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幸而阿毛碰上了改革好时光，农村来了个“翻锅底”，提出了先富先光荣的口号。阿毛率先响应，靠亲友借款支持，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搞运输，收入翻了几番，平日省衣缩食，今天买木材，明年买砖瓦，再到公社水泥厂买点散装水泥，喏，两层砖瓦房就这样垒起来了，和当年柳青《创业史》蛤蟆滩那一座座“草棚院”比较，那简直是满壶子的烧酒气——一步登天了。
这样一对勤俭夫妻理应有个好光景。可惜，一朝祸从天降，他载着木料的拖拉机，竟在转弯时把一个开足马力飞驰的开摩托的小伙子的头割了下来。阿毛似乎没感觉，直至那无头的摩托车手依然双手把住把柄“惯性”奔跑到他前面，阿毛才惊听一声，被这一恐怖景象吓得灵魂出窍，拖拉机在失控情况下撞倒几个路边的行人后，翻落到路旁坑底。谁也编不出来的惨剧，就发生在刘素芳身上，这个好不容易垒起的幸福家庭象黑夜里划过天幕的流星，自己烧毁了。
她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孤儿寡妇，泪和血一起往肚里吞。她开始立志不嫁，父母也讲了许多贞节牌坊的古代烈女以坚定她的信心。父母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女人20岁就守寡，带着一个遗腹子艰难过日子，使夫家一直不断炊烟。当寡妇你知道有多难受。想男人想得睡不着时，就把罐子里的银元铜板洒在房间地板上，然后一颗一颗从地上拣起来放回瓦罐里。这样，心里就想着银元铜币了，难受的时光也打发了。后来，儿子当了宰相，她也当了一品夫人，死后，儿子为母立牌坊，可白天立起来了，晚上便坍倒。儿子惊异不已，去找宫廷的星相学家请教。星相学家说，甭给老夫人再立牌坊了，她守寡时动过好几次邪念……其实，刘素芳小时就听父母讲过这故事，但当时只是听故事。而今呢，她得身历其境地体验当寡妇的艰难。毕竟时代变了，骚动不已的青春情欲使她无法忍受，决心以再嫁的行为推倒自己当时的誓言。
素芳到街边摆摊的王瞎子那里占了一卦。王瞎子笑着给她指点迷津：“凶神在北，贵人靠南。”果然，她喜出望外来到一个满腹墨水的知识分子家里。
她苍老得太快了，人又不标致。大眼，宽脸，阔嘴巴。一米七五的身体，若换给小伙子那多合标准，但长在女人身上，加上水桶粗的腰围，会令那些弱不禁风的书生望风而逃。应该怎样形容她的模样呢？对了，如果让她扣上假胡子，脖子上挂串念珠，给她一根禅杖，那就是个拔倒白杨树，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了。但她并不自愧，在耘耕者的眼里，象她这样“山东彪形大汉”式的女人才是美。因为褐色的田野，种田人需要那铁塔般坚实的身材和铁锹般的双手，“绿色革命”需要刘素芳这样身材的干将。
对手扶拖拉机手的寡妇刘素芳来说，这个知识分子家庭便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在城里这个家庭的陈铺只够得上中等水平，然而，在她视觉中已经是一个魔幻的梦境或者是天堂了。彩电那么大（25吋），拖拉机手阿毛在村里率先购买的47吋“凯歌”黑白电视机，当时在村子里已经引起小小的震动。炎热的夏天也能制冰的铁柜子有两个门，这便是冰箱。还有可以立即把夏天变成深秋的“培植室”，塞在窗口的那方盒子叫空调机。不用电视台发射，把盒子塞进去按按键钮，电视机里便有红男绿女出来唱歌做戏。那叫什么？老太太说是采相机。城里人把享受都放在这上头。房子再狭窄的人家也跟着风光风光。农村可不一样，富裕人家最感兴趣的是房子，最盯紧的是砂石、砖瓦、木料。从山西昔阳大寨出去北京当“副宰相”的陈永贵伯伯说过：“大寨人的经验是先治坡后治窝。”从土改，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然后是“全国学大寨”。三十多年了，农民哪一天不治坡？“瓜菜代”，这个中国六十年代的新词儿也不知道中英文大词典怎么翻译过去？然后呢，提出：“吃得好一点，有点零花钱。”男人去集市理发有票子，不用带着粮食或鸡蛋去理发店里“以货易货”，便换个齐整干净的头回来。但几个零花钱如何有办法治窝？改革开放了，治窝的人犹如春风吹来的一夜梨花。以前领导农民种三季稻和高产田的老支书，成了农民住宅建设的规划员和丈量员，刘素芳的阿毛也不知道是农村第几批“治窝”的脱贫户或富裕户。可见，乡下和城里不一样，他们哪里舍得花几千块钱去买什么雪柜，去追求这奢侈的生活？哎呀，这不就是城乡差别的“剪刀差”吗？刘素芳当然不会讲这样洋里洋气的名词。
在家里和田野干活大手大脚的庄稼能手刘素芳，现在拘谨得不得了，举手投足，几乎得屏住呼吸，生怕自己的粗手笨脚会摸损机件那光亮亮的装璜。但是，在房里床上半躺着老太太，还不时不厌其烦地发话：“小心呀，这可不是农村里一个盘一只碟，花几块钱就能上街买回来。这里每一件东西抵得上十条大肉猪，而且，有些我娃子日夜使弄的物件，那是连黄金都买不回来的。”
“干我家里的活，劈柴挖地的手不中，要比拿花针绣花还要细腻！”
……其实，老太太不唠叨刘素芳就手足不知所措了。象第一次上台的戏仔，一轮到别人演戏自己的手脚就不知往哪里搁，总感到那长在身上的四肢纯属多余。
那台搁置在男主人房子里的钻石牌音响积的尘垢太多了。至少，从买来以后就没清洁过几回；或者女主人亡故后就没人去打扫。刘素芳很谨慎，把有轮子的音响拖到房中间，用鸡毛掸子掸掸，她还懂得把电源插头拔下，然后拿了一块抹布，用肥皂搓干净，再伸手抹去缝隙的尘埃，轻手轻脚，小心翼翼，象美容师给蓬头垢面的脏汉理发剃胡渣子。这种不出汗，还得憋着气的“高级劳动”，大概和学问家做学问时的艰苦程度差不多吧，何谓受洋罪？刘素芳此刻不是用嘴巴品尝，而是以心、肝、胃、脾、肠、肾五脏六腑一并承爱。但她不自怨，而且很自慰。因为，她进城不几天就学会了“高级劳动”。
她把清理“美容”后的音响拖回原来的地方，小心套上防尘罩。长长舒了一口气，“大功告成”，紧张了半天的神经轻松下来，就象本房主人当时由“职称办”批准获有副研究员技术职称一样，当年通过他大学毕业答辩时兴奋的心情一样，抑郁多年的寡妇脸孔第一次绽出久阴初晴的笑容。
热闹开始了，也就是这个公寓的主人出差回来的时候。副研究员出差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小旅行手提包里，除了一两套对换衣服，还一个爱华牌的微型收、录、放机。这是他在春花去逝后出差少不了的旅伴。听听新闻，放个音乐盒带，烦躁时可解闷，痛苦时就随小提琴美妙的旋律解脱，飘向那无忧无虑，无牵挂，如临仙境的魔幻世界。这种自我解脱好象是从阿Q哥那里学来的，尽管他画押解去刑场处决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但阿Q精神不死，阿Q永恒。他在临刑前当着众人高呼：“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遗志看来并未落空。有赵太爷和假洋鬼子。这个世界就会有阿Q。谁也不用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