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给母亲请安，她手里捧着水烟壶，正半闭着眼睛在那里吸水烟。她穿着一套当时最流行的顺德县产的黑漆绸衣衫，有几份粮富婆——即我们通常说的贵妇人气派。其实，她这套衣服也不是新添置的，是土改时地主婆张奶奶那里没收来的“胜利果实”。
见我进来，母亲连头也不抬，依然坐在那同样也是土改时分来的花梨木坐椅上，只顾低头嘟噜嘟噜吸它的水烟。把烧完了的烟灰吐到也是土改时分来的大铜痰盂上，那模样好象在朝我吐口水。
儿是娘的心头肉。不能不说母亲不爱我。但她那威严冷峻的脸孔，见了总是令我感到有好几分寒心。反右时某大学有个很有学问的教授骂共产党一副“寡妇脸孔”，我觉得应该拿来形容我母亲最恰当。都说严父慈母，我父亲死得早，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每当母亲要拧我耳朵的时候，总是父亲急忙把我拖开。为了不让母亲打我，抱着我逃跑，他背脊上没少挨母亲的鞋梆子。老实说，我害怕她威严冷峻的脸孔，比害怕一起去搞合作化时满脸胡茬的何组长，戴着黑眼镜的报社总编辑，比人事室那位年轻寡妇还厉害。在母子关系上僵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家庭生活一大悲剧。当然，责任绝不在母亲身上。“子不嫌母丑”。我就没有遵守这句先哲的古训。但是，我也有办法制服母亲。这办法就是告诉她我准备去死，或者准备去疯人院，她一听就慌了。急忙降低要求或改变主意。无论如何没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中导条约谈判这样艰难。其实办法虽非常幼稚，一点不高明，但很有效果。可见母亲到底是母亲，家事到底是家事，绝对没有社会上，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弱肉强食的野蛮行为。
“母亲，你老人家身体好吧。我昨夜回家时间较晚。没敢打扰你老人家。”就那么几句平淡得要死的“台词”，我不知绞了多少脑汁，真比编一篇小小说还艰难。
“难为你提到了我的身体。不是罗亭，我这骨头早埋在麻风女坟后的西山了。”母亲又低下头去吸她的水烟。
“我听说了，我当时还有点不信，一个补锅阉鸡的人，怎么会治骨折病呢！后来果然给他治好了，我心理十分感激他。”
“感激理所当然。你能说这样的话我打心里高兴。养儿育女，旧社会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今天有共产党，有公社大队，养儿育女也不指望他给饭吃，也不指望他买斤肉孝敬，就是要他几句好言语。我就害怕你把老婆送去感激罗亭。”她把水烟壶放在茶几上，一脸愠意，这严厉的语言听得我全身战栗，老实说，我情愿挨母亲的鞋梆子，也不愿意她这样挖苦我。
“你总以为他是阉鸡补锅的，其实，人家是留洋的大学生，是从‘老大哥’那边回来的〃见过大蛇疴屎，吃过洋面包，念过洋书。若不倒霉打成右派，兴许人家是大学问家。比你要见识得多！”
“是呀，是呀，罗亭比我有学问。开头难怪，因为他跑到我们家来蹲在地上补锅。后来才知道他是留苏学生。后来我当然改变了印象，佩服他的学问呀！”我这个时候才在老人家面前说话流利一点。
母亲又拿起搁置在身旁茶几上的水烟壶，唿了两下纸捻，又吹熄了。抬起阴阳眼问我：“昨晚睡得好吗？小俩口吵架了吗？”
“累了，睡得挺好的。你知道云云，说话细声细气，连吵架也不会。”
我以为这句话是投母亲所好，谁知母亲霍地站起来，好象在责备云云，其实锋芒指向我：“她有一副观音身，但那一副菩萨心肠要不得。男人思想不端正，动了邪念，手脚不那么干净，行为不那么检点，怎么也对他一副菩萨心肠？这样不对，不是对男人好。这样会怂恿男人干坏事！”
连珠炮一串串，象拖着火光的曳光弹，我刚恢复平静的心此刻又紧张了。
“她也批评我，说男人把女人－娶回家来，就这点不理想，那点不满意。女人又不是金枝玉叶。她说我把女人比作一只尿桶，想尿尿时到处找，提到身边来；尿完了就嫌臭，赶快拿得远远的。倒是她对我的至亲老娘，尽了一百个一千个孝道，而我却没报答你的养育之恩，没有尽到责任。”
当然尿桶那段话是我随口编出来的。大鸣大放时我就因为把党对知识分子比作尿桶，差点打成右派。其实云云根本没说我把女人当作尿桶。这是我为了迎合母亲的心情随口编出来的。用强烈的“对比法”使母亲觉得云云是个贤慧的媳妇。
“她真的这样对你说啦？”母亲抬起头来，这才正经看我一眼。
“真的，真的这样说。”我加强了说话的语气。
“这个女人心太软了，难怪受男人欺负。”母亲长长地为云云的软弱善良叹息一声。“她受的气有谁受得了？她男人想把她象牲口一样让给别人，他哪里把女人当尿桶啊！当一只尿桶也不赖呀！作用大得很呢！淋菜，浇杂粮，用得着它；耕田作地种谷子，少不了它。他哪里是把女人当尿桶，分明是当作一头活牲口。打你鞋梆子，是念在夫妻一场恩爱。要重重打，拦面打，打得你满地滚，跪在床头叫讨饶。她为什么把我事先吩咐的话全忘了？装出一张笑脸给你亲个嘴。一宗冤案便就烟消云散。唉，这个女人！”她又无可奈何叹息一声。“提我干什么？反不提她自己那一肚子委屈，倒劝男人要对母亲尽孝道。离题万里啦！根本没尽责任教训自己的男人。”
我说：“犯了错误，我完全接受母亲的惩罚！”
“惩罚？惩罚要花气力，花心血，到头来母子情更疏远，我才不干这蠢事。”你听，她说得多漫不经心？好象她一个早晨都不是在训诫我，而是在教堂里为我的幸福祈祷。
“看了小花没有？”她这才转话题了。
“我因为要向你请安，把看小花的事放在后一步。”
她这才点点头，表示我这有先有后的做法是对的，至少懂得做人的规矩。其实，我昨晚就见了小花和罗亭。这话纯属编出来讨她老人的喜欢。
“呆会儿去看小花。治小花的主意是我出的。为了救小花一命，我和罗亭都说好了，他不怕进班房，我不怕被人烧院子。土改还没进入复查，那些老封建就把小花的亲娘活埋了。我们几个老姐妹，把小花送到潮汕，瞒住全村人说小花得了伤寒死了。其实，有人也不相信小花真死了，但她离家乡几百里路，大家也装聋作哑不计较。”母亲这一席话又使我对她产生由衷的崇敬。为了救小花一命，她准备被人放火烧院子。她与小花一家并无半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小花治好了，我不知会给母亲带来什么好处，对她会有什么奖励，我看什么都没有！住房院落，在农村主妇们的心眼里占据多重要的位置，为了救小花，她准备存人放把火把屋子烧成灰烬。足见，人道主义的光辉已成为她心灵中一根牢不可拔的支柱。这种崇高境界，庸夫俗子根本无法理解。训子严厉几乎达到极限，而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却准备倾家荡产，这种奇特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说：“你到底是文化人，要笔杆子吃饭的。知道你回来了，想放火烧院子的人，想收拾罗亭一条命的人，想处置小花的人，他们都得反复计议，掂量掂量怎样发手？烧院子他要不要赔偿？死了人他要不要偿命。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孔夫子沿下来几千年都有规矩。更何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阿洋，你说呢？”
我问：“村里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小花回来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想，有人知道了。”母亲说。
“知道不知道治小花的罗亭是右派？”我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