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火伞当天”，“嚣尘扑面”，“热气蒸人”，“千山灼焰”，有了这种“使铁人落汗”的溽暑酷热，军汉们才会置杨志的怒号鞭笞于不顾，非要到树下纳凉不可。而由于口渴难当，自然见酒非喝不可，以致中了吴用的巧计，被蒙汗药药翻，生辰纲落入他人之手。这里的天热，变成了人物下一步行动的契机：因为天热，生辰纲被智取。结果吴用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杨志也落得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得铤而走险，上了二龙山，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林冲碰上的大雪与杨志遇上的酷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雪大，才会压塌草厅，因为避雪，才会到山神庙，才会识破陆虞候的奸谋，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不然，林冲被一火烧死，后来的一切，也就不存在了。《第四十一》中的风暴，更是红军女战士跟白军军官相爱，并亲手杀死他的契机：倘若一路顺风，顺顺利利地将俘虏交给上级，后来的悲剧，肯定不会发生。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只有几乎光秃秃的纸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时，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川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去了。”
（《外国短篇小说》下，432 ～434页）
穷画家琼西得了肺炎，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等到窗外长春藤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便是自己的死期。不料，剩下的最后一片叶子，尽管经过了一夜风吹雨打，却再也不落了。奇迹的出现，给了姑娘以精神力量。终于，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殊不知那“最后一片叶子”是同院的一位老画家冒着风雨画上去的。琼西的生命得救了，老画家贝尔门却因冒了风寒而患上急性肺炎去世了！一片小小的藤叶，在大作家笔下，竟像魔棍一般，产生了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并像一道霞光似的，烛照出老画家的优秀品质。
推动人物行动契机的因素很多，一场社会动乱，一次自然灾害，也都会对人物的行动，甚至命运造成极大的影响。
五、刻画人物的性格及展示人物的心灵
由于环境与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给作家展示人物性格，提供了非常经济的手段。那就是用特定景物暗示人物的某些内在特征，从而大大节省叙述的笔墨。
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在描绘了主人公肥大、“油光“的衣服，软肥的拖鞋之后，写到他书房的情形：
……四壁上画幅的周围，花彩似的挂着灰尘蓬蓬的蜘蛛网；镜子呢，已照不出东西，倒可以当作记事牌，在灰尘上面记录事情来帮助记忆。地毯上都是污渍。一条被人遗忘的毛巾撩在沙发上。差不多没有一天早晨桌子上不撒满面包屑，不留下只头天晚上用了晚餐后没有收去的盘子，盘子里总有一枚盐皿和一块啃光的骨头。
要不是因为这只盘子，要不是因为搁在床边的一支刚吸完的烟管或者躺在这张床上的主人，人们也许以为这间房子是没有人住的——什么东西都灰尘密布，绝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不错，书架上放着两三本摊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桌上摆着一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可是摊开的那几页已经发黄，布满灰尘——显而易见，它们丢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报纸还是隔年的；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蘸去，说不定有一只吓慌的苍蝇嗡嗡地从里面飞出来。
（《奥勃洛莫夫》第5页）
墙上挂着蜘蛛网，镜子被灰尘蒙盖得可以在上面记事，桌上满是面包屑，盘子里是啃光的骨头，摊开的书面已经发黄，报纸是去年的，墨水瓶里说不定能飞出苍蝇……没有一句话说道人物的性格，但是没有一件东西，不集中于奥勃落莫夫的懒惰、倦慵这一性格特征上。从服饰的不讲究，到房间的脏乱，经作家的妙笔点染，一个懒鬼的形像变活生生的出现在读者面前。
高晓声的短篇小说《周华英求职》，写的是公社纸盒厂女工周华英，小叔被汽车压死，作为善后处理，公安局答应将她的户口给转到丈夫那边，但干部们推诿了两年多，仍无着落。她连原来的工作也丢了。他最后一次到公社求职时，再一次留心到杨股长办公室的木椽间，由于潮湿而形成的一幅图画：
在这一千一百五十五块砖网中间，有幅周华英特别喜欢的图画，嵌在第二步从东数起第七椽第五块砖面上。那是一个老人的头像。周华英多次反复仔细审查过，这个头像酷似她的婆婆……
今天，周华英也不例外，她一件件地数过去，一幅幅看过去。最后，终于惊喜地要去看那副画了，她的眼光刚投上去，就觉得眼皮一跳，随即惊得目瞪口呆。她分明看到，她的婆婆的（像）眼睛闭上了。不知是何时下的雨，有一线雨水从瓦缝里渗进来，挂到瓦面上，对准了那双传神的眼睛横淌过去，划出一条水痕。于是一切都破坏了，那个精神抖擞的头像变得毫无生气，犹如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的样子。
周华英的心像丢进了冰窖里，冷得浑身发抖。她想起婆婆今年已经七十一岁，身体已大不如前，抱孩子的手都颤抖了。也许不久就会同她永别，两个孩子将丢给她独自照料。那时候，即使有工作，他又怎样去上班呢？
这头像的变化不是好兆啊！
周华英伏在椅背上默默地哭了……
（《高晓声小说选》60～61页）
墙壁上无字天书般的图画，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到，但对于生活拮据、忧心忡忡的求告者，就不同了。她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对于一再地搪塞、推诿、甚至愚弄，都信以为真，竟然怀着感激之情，流下热泪。但冷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于是很自然地抱怨起自己的命运。而那酷似婆婆头像的“图画“，也就成了她占卜吉凶祸福的灵签。现在，“婆婆的眼睛闭上了”，岂不是兆示着与她永别？被有了婆婆的帮助，自己要照料两个孩子，怎么去上班？即是有了工作，又有啥用呢！这里，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完全与“图像”交融在一起。她的痛苦的心理活动，也就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了。
六、为主题思想服务
小说不论是展示情节还是刻画人物，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作者的美学理想。因此，作为小说重要因素之一的环境描写，不许始终服从于主题，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当然，这绝不是说，一切自然风光和社会环境描写，都必须和主题直接结合，而是说当风景和环境对主题很少关涉、无多大作用时，应尽力不写或少写。唐弢说得好：“其实风景也罢，行动也罢，只有当它们成为全部情节或主要场面一个有机部分和主题联系与呼应的时候，才能发出耀眼的光彩，收到激动人心的效果。”（《创作漫谈》10页）
《红楼梦》写景的文字，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可以说是最多的。从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写起，一路高门华屋，雕梁画栋，彩屏回廊，玉阶花圃，堂上几案生辉，壁间古画珍玩。触目之处，无不精妙绝伦，豪华之至。等到元春归省，大观园建成，更是亭台楼榭，奇花异木，无异人间仙境。对此，作者不厌其烦，一再精雕细琢，仔细描写。他是故意卖弄才情吗？当然不是。前面的极力铺陈豪华富贵，正是映照后来的败落凄凉。等到抄家的命令一到，一阵狂飙刮过，山石无知，草木无情，雷鸣鸟兽走，树倒猢狲散，往日无尽荣华，顷刻间变成一片凄凉景像——前面的景物渲染，与后来的败落，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作者正是紧紧扣住封建贵族大家庭终将没落这个主题着墨的，丝毫也没有虚文赘笔。
同样，巴尔扎克为了写出贵族阶级的没落史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奇迹般的将整个巴黎浓缩在了伏盖公寓的一张餐桌上。这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让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但是，就在这张油腻不堪、发散着刺鼻霉味的餐桌上，巴尔扎克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阶级关系，渗透到了餐桌上的人物之中。
这张餐桌上坐满了十八个人，其中七位住客是公寓老板娘的摇钱树。餐桌上的核心和精华：南方破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利用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本领，觊觎着巴黎的上流社会，准备随时敲开所有贵族府邸的大门，迈入名媛贵妇的香闺。被两个宝贝女儿榨干的高里奥老头，奔波于两个暴发户女儿和伏盖公寓这两极之间，饱尝辛酸和冷眼，终于挣扎不出，没顶于资产阶级利己的冰水之中。逃犯伏脱冷，蛰居餐桌旁，以睥睨一切的玩世姿态，表演着为了自身利益无须顾忌手段和后果的“绝技”。他充当拉斯蒂涅的义务教师，处心积虑地按照自己的类型，去塑造年轻的美男子。被百万富翁父亲抛弃的泰伊番小姐，每年只能得到六百法郎生活费，却仍然祈求上帝为父亲和哥哥降幅。充当警察局密探的老姑娘米旭诺和她的情人波阿莱，正瞪大了眼睛，窥伺着伏脱冷的一举一动，最后，终于告密成功，使逃犯再次落网。正是这几个核心人物与巴黎社会的各个层次，新老贵族、金融家、暴发户、高利贷者、逃犯、密探、窃贼等联系在了一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失势和悄然退出巴黎，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得势后，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
伏盖公寓的一张餐桌，不过是巴黎茫茫人海中的弹丸之地，但“人间喜剧”的整个宏伟世界，几乎都是这张餐桌的背景和延伸。从这里为出发点，伏脱冷居然成了巴黎警察厅长（在《交际花盛衰记》中），拉斯蒂涅发了大财（在《纽沁根银行》中），当上了政府部长（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小小餐桌，经过天才艺术家的巨笔描绘，空间上维系全巴黎，时间上影响近半个世纪。《人间喜剧》九十余部作品，不少情节都闪烁着这张餐桌的影子。这是一个艺术奇迹。他将永远保持着不朽的撼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