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人物”高头大马，从者环侍。他是王明集团的要员，从苏联回国后春风得意，青云直上，身居显要。
他来干什么，真的是视察吗？然而，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找外婆“谈话”的，开口就说：“你知道吗，陆定一逃跑了！党和团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和党籍。”怕外婆不相信，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本新出的《青年实话》：“看吧，千真万确，登了报了，全国都知道了！”
外婆果然看到，在这份苏区团中央局的机关刊物上，白纸黑字，赫然刊登着“大人物”所说的那份“决定”：
开除团籍的决定
据上海来电：
陆定一，江苏人，一九二五年入团兼党团员，在这次破坏中，他知道的机关不去通知，因而苏区的三个代表失踪。在他从自己的机关中离开时不将党和团的文件拿走，只拿走自己私人的物件。事后分配他的工作不执行，未得组织允许，自动逃跑回家。
在这次破坏中完全暴露他的张惶失措。党和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党籍。
党团中央
二月二十四
外婆将这则“决定”反复看了几遍。但她目光沉着，神态如常，开口平静地说：“我不相信定一会逃跑回家。”
“什么？你、你不相信？”“大人物”感到吃惊，随后变得气急，“他当逃兵，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团中央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稍稍停顿，他又说：“陆定一是不会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你……你就嫁给我吧！”
他终于急不可耐地道出了心中的图谋。外婆听后，投去厌恶的目光，不假思索地说：
“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你死了那份心吧！我坚决等他。我相信他，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即使不能走，他爬也会爬回来的。我相信他！”
说完，她转身走了，留下“大人物”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无可奈何地丧气而去。
夜深人静时分，外婆哄睡了孩子，欠起身，打开床头上放着的一个用美孚汽油桶壳改制成的小箱子，从里面找出她珍藏着的一张外公带着博士帽拍的毕业照，她久久地端详着照片中年轻英俊的面容，想着上海发生的大破坏，她的心提了起来，胸中涌起对亲爱的人的痛苦、焦灼的思念、牵挂和担心，不禁泪如雨下。
她借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挥泪在照片的边缘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天上人间——定一呀！
事实证明外婆的判断是何等正确，又是何等勇敢！在那次大破坏中，外公得以逃脱，经过一番艰难辗转，果然回到了苏区，捏造他逃跑的“事实”不攻自破，却证明了一位女性对爱的忠贞和赤诚！
这是他们婚后离聚生活中的第三次重逢，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爱的盛会。
“我应该怎样称呼义贞呢？”外公晚年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刻骨铭心，依然感动不已，“应该称她‘知己’！我们一年不能通迅，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逃跑回家，开除党籍团籍’，是党团的决议（决议呀），赫然登在报上，你不相信，岂不‘反党’？而你竟敢不怕‘反党’，不怕由此而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深知我心，你敢这样么？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一世忘不了这样的知己。”
患难之中见真情。这一段磨难考验中的爱的经历，不亚于任何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10
外公与外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是在1934年10月。
外公虽然恢复了团籍，却没有给他安排职务，被博古叫去为《斗争》杂志当“刻字匠”，整天坐在沙洲坝的一间潮湿异常的农家小屋里刻钢板。当长征的决定做出并秘密紧张地部署着的时候，没职没权、当“刻字匠”的外公却一无所知。
那一个傍晚，当外婆骑马从厂子里匆匆赶到沙洲坝，叩响他那间小屋的门时，外公还正坐在桌前，伏身埋头，专心致志地握着铁笔“咯咯叽叽”地刻钢板呢。
对于外婆的到来，外公感到意外和惊讶，因为平时总是他在星期天去厂子里看望她和女儿的，今天，她怎么急匆匆……况且，她还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外婆已是第二次怀孕。她要他到屋外去说话。
他们并肩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初秋的风带着稻谷的芳香，凉爽宜人；夕阳在落山的最后一刻大放奇彩，给金秋的田野镀上一层红灿灿的光霞，像是要在这一刻着意将南国的田园风光渲染一番……
外婆久久没有开声，她不忍心……她多想就这样默默地走下去，因为、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
但她终于不得不开口告诉他：她是来向他告别的。厂里已接到随中央红军转移的命令，并开了动员会，决定了哪些人跟大部队走，哪些人留下。她因为重孕在身，行动不便，已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直到这时，外公才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外公的心倏地像铁砣般沉了下去，变得万分沉重。他想到，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必定要扫荡清乡，血洗革命根据地。地主会回来组织武装，党内也难保不出现叛徒，留下来的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况且她很快就要分娩——在哪里分娩、生下的孩子怎么办？还有未满三岁的女儿也无法带在身边了，该怎样安置？……他想到这些，声音沙哑地对外婆说：“义贞呀，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
外婆，真是一位刚强的女性，在危难关头却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反倒来安慰外公：“不用为我担心。留下的还有一批女同志，有困难大家都会互相帮忙的。这里的群众很可靠，我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我也已想好了托养女儿叶坪的办法。怀着的孩子出生后，我也会安置妥当，你就放心随部队去吧！”
她说完这些，又要匆匆赶回厂里去。他想留她吃顿晚饭，但她没有时间，大转移在即，厂里有大量的事情等待她处理。
他扶她上了马背，但抓住缰绳的手却久久没有松开。他与她相对凝眸，千言万语在心头涌动……啊，这一别，还能有重逢之时吗？
她最后留给他的依然是沉着平静的神态——她把一切危险和困难都担当起来了，不想让亲人为自己担忧。道一声“珍重”，她挥起了马鞭……
“挥手从兹去”，他们婚后五年中的这第四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外婆将三岁的女儿交给厂里的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去找可靠人家寄养。临行前，她将旧衣服拆了，为女儿赶制出几件可在不同年龄阶段穿的小棉衣。骨肉分离的时候来临，外婆柔肠寸断，望着张德万背着孩子远去的身影，禁不住泪如泉涌。片刻后，却又咬紧嘴唇，擦干眼泪，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起初，外婆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中央办事处工作。不久，把持苏区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当权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又无辜开除了她的党籍。她含冤忍辱，继续默默地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11月初，外婆随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贺怡夫妇以及周月林、王淑振等人，从瑞金转移到长汀，一起在福建省委工作。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由于福建省委领导人对形势判断的错误，致使有限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疯狂的“围剿”面前，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根据地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只好实行精简。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外婆拖着笨重的身子，还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中去，以忘我的精神坚持斗争。
即使这样，她仍然经常遭受坚持“左”倾路线的当权者的歧视、怀疑和打击。有一次，铲共团在机关驻地附近杀死了一位红军伤员，领导未做认真的调查，便咬定是毛泽覃、贺怡和外婆勾通铲共团杀害的，把他们三人逮捕起来了，并且上了绑，准备枪毙了。后来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他们三人释放了。但外婆的党籍却一直没有恢复。
由于敌人的进攻，机关不得已退出长汀，疏散转移，来到四都的崇山峻岭之中。一次，贺怡、王淑振和外婆等五位女同志碰在了一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互相郑重约定：如果谁能活着，以后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要代传口信。外婆对其他四位说：“将来你们谁能见到陆定一，请对他转告我的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
这是在紧急关头，一位红军女战士的遗嘱，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正气之歌。它无畏、执着、豪壮、洒脱，表明了以革命为重、夫妻亲情为轻的高尚情怀。贺怡等人听了这番话，为她虽然含冤忍辱、却保持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的崇高品质而感动得流下泪水。
当机关转移到汤屋的时候，外婆即将分娩。在组织的安排下，她由邓子恢的母亲杨老太太陪同，来到了四都圭田村的范其标、陈聪秀妹家中。组织上对她很苛刻，只给了她四个月的粮票和二元钱。来到圭田的第二天，11月20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因念及外公，便给男孩取名“小定”。为了保存体力，便于产后参加战斗，她忍痛不给孩子喂奶，只喂米汤。产后第四天，便商定将小定送给范其标、陈聪秀妹夫妇抚养。
生孩后不到满月，国民党三十六师向四都圭田逼近，福建省委通知她迅速归队。她毅然含泪吻别尚未满月的小定，告别范其标、陈聪秀妹夫妇，在圭田乡苏维埃两位干部的护送下，回到福建省军区驻地琉璃坑。
外婆回到省军区后，担任了省军区宣传部部长，随部队在谢坊、琉璃、姜畲坑一带坚持游击战。
1935年1月中旬，长汀四都一带的大部分地方已被敌人占领。部队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摆脱困境，省军区突击游击队向江西方向行动，准备寻找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突击游击队一共有200多人，也称独立营，营长和政委都姓胡。外婆随独立营行动。1月下旬，部队通过小金村附近的乌蛟塘大山时，不知谁毁坏了峭壁上的一座小木桥，以为这样可以切断追兵的来路，殊不知反而暴露了部队的去向。三十六师宋希濂部便迅速包抄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一天下午，独立营与敌军在乌蛟塘山坑发生了一场激战，敌我伤亡都很大，独立营死伤和被捕的有80人左右。部队被打散了。
1月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外婆和战士们与敌人又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坚持到傍晚，终因寡不敌众，外婆被敌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黄玉英、独立营胡营长和胡政委等20多人。他们被敌兵押出山坑，关在了四都下赖坝村。
外婆知道：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