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九月的武汉笼罩着高温，也笼罩着不祥的气氛。
自日本侵略军对武汉发起攻击以来，武汉的空气就紧张起来，战事莫测，居民人心惶惶，更有达官贵人之家，早就打点细软，纷纷举家迁徙，往大后方躲避去了。
国军能否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时间，各种传言纷至沓来，人们带着惶惑的心绪，探听着、议论着、思虑着，在惶恐不安中度着时日。
当政府部门也都纷纷关门，打起行装，撤离武汉之时，人们才真切地感到，国军的溃退已成大局了！
眼看大武汉就要沦陷了！
这局势对于惨遭轰炸的武昌艺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武昌艺专不可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办学。
武昌艺专真的要解散了？
不，武昌艺专不能散，一定要办到底！——这是校长唐义精的誓言。
但怎么把学校办下去呢？
人们不知校长还有什么招数。
唐义精此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迁校——将学校搬迁到后方去！
兵荒马乱的岁月，单个人、单个家庭的逃“国难”迁徙已属不易，要把一个学校做一次长途搬迁就更难了，何况是一个私立学校，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学校要办下去，就非搬迁不可，别无他法。
更何况在唐义精的人生理念中，他认定了要做的事情，就不想这个“难”字，只有一个“做”字。
这是一次艰难的迁徙。
搬迁学校需要经费，学校却没有几个钱，这时候唐义精想到的是妹夫陆定一交给他的那笔钱。那1000元钱已用去一小部分，还剩下不少，因寻找叶坪的行动没法进行下去，钱就还在。现在只好先将这笔钱用在学校的搬迁上了。这算不算是一种“天助”呢？
唐义精这样打算的时候，心里对妹夫感到一种愧疚，但他没有其他的办法，时间紧迫，容不得他过多地考虑是否妥当的问题，只想以后有了钱，再作补偿吧。
搬迁所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运输工具。逃难的人和单位太多了，交通工具就十分紧张。当时入川，有钱的人坐飞机，其次乘轮船。武昌艺专坐不起飞机，也坐不起轮船，因为除了人员外，要装运的还有七八架庞大而又娇气的大钢琴，和几百件大大小小更加娇气，碰不得摔不得压不得挤不得的石膏像，还有数百箱工艺系的木工全套机器和制图印刷机。武昌艺专的交通工具只能靠其他船只，但要找到足够的船只很困难。武昌艺专这样的私立学校官方是不管的，想要官方来解决些问题根本没人理你，一切全靠自己想办法。
唐义精与学校的人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雇到几条小木船。
就靠这几条小木船，武昌艺专要进行长途大迁徙了！
学校遭轰炸后仅存的那些钢琴、石膏像、教具、图书及艺术藏品一件件经过包装后，被小心翼翼地送到码头，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装上船。
因为船少，装载完学校的物品外，只能容下部分教师及家眷和小部分学生，还有部分教师和大部分学生不能同船转移。这大部分学生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入川。
出发的时候到了。码头上的气氛十分沉重和悲伤：一方面是背井离乡的离愁别绪笼罩在久居武汉的师生们的胸中，一方面是暂时不能随船入川的学生们的失落心绪布满心头。先走的与暂时留下的依依惜别，互道珍重，许多人抱头痛哭，未走的人当中还有的预感到国难当头，长路漫漫，或自身条件不充许，也许自己将永远要与母校及师生们分开了，更是悲伤难过。
比如，一个叫尹瘦石的学生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做出了离校的无奈决定。
作家霍达在纪实文学《仰雪词馆主》中记述了后来成了著名画家、中国文联常务副主席的尹瘦石与武昌艺专的这段不平凡经历：“1938年2月，年仅19岁的尹瘦石考入唐义精主持的武昌艺专，师事著名画家吕霞光。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艺术技巧能得以更进一步的锤炼啊！但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已经无法使他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素描人体画了没几个月，南京失陷，武汉外围紧急，艺专只得迁往四川。西迁之前，校长唐义精舍不得这个诗画俱佳的学生，对他说：‘你应该跟我走，完成你的学业！至于学费，不必发愁，学校可以免收学费，对于你这样的学生，是值得的。’”
但尹瘦石还是“因孤身一人生活无着，不得不离校而去”。但他也“对义精先生奖掖后学铭记终生。”（尹瘦石给友人的信中的话。）
大家都上了船，唐义精却还留在岸上，与岸上的同学一一道别，不住地道歉，“我这个当校长的无能，不能让大家同行，对不起大家呀。”边说边忍不住掉泪。他又不住地叮嘱：“大家一定要来呀，我们等着你们，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到达，学校都会接纳你们的。大家一定要来呀！”
船缓缓地离了岸，船上船下一片泣别声。
唐氏兄弟并肩站在船头，与岸上的学生招着手，泪水模糊了他们的眼睛，船离岸越来越远了，他们还久久地站着，远眺着渐渐远离视野的亲爱故乡的城市，心情怅然：此一去，何时是归程呢？
谁又能想到：兄弟俩，走的却是一条不归路！
唐家的其他人走的是陆路入川。赵喜龄当初听说要搬家，离开故土，死活不愿意，说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幸亏唐义慧左右劝说，才同意上了路。一家人携老带幼，踏上了漫漫逃难的长路。路上的艰辛不说，四房媳妇半路上分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唐义慧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把四嫂送至一间破庙里躺下。她虽然待字闺中，但科学知识不少，挑起了接生大任。娃儿出生，胎盘下不来，她知道这要不得，死死地抓住脐带不放……最后胎盘下来，才松了口气。荒郊野地，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只好把婴儿往自己棉裤腰里一塞，再用腰带一捆，暂时做为襁褓，就这样带着婴儿上了路。这个婴儿就是唐宅玲。
负载着武昌艺专的家当和师生的小小的船队逆水而上，在宽阔的江面上是那样的不显眼。但在唐义精心中，这就是学校得以继续生存的家底，也是学校存在的标志，似生命一样宝贵。他一路上提着心，生怕有什么闪失，所以格外谨慎，前后左右地关注着、提醒着、守护着。
逆水行舟，航行的艰难也是可想而知，一路上，抵抗了多少狂风恶浪，闯过了多少急流险滩，有多少次险象横生，又怎样一次次化险为夷，这里不一一赘述。
一路上看到的逃难的场景是壮烈的。水上船行如梭，陆上人行如潮，沿江两岸都是逃难的人群呀，携老带幼的人们前呼后拥，自然地形成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一支苦难的队伍，一支悲壮的队伍。武昌艺专的船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船上的师生们自己是逃难者，又是这逃难场景的目击者，他们在这场景面前感慨唏嘘：民族危难之时，民众是多么痛苦呀！唐一禾站立船头，眼含泪水，却喃喃地又是坚定地说：“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是一定不会灭亡的！”
武昌艺专小小的船队日夜兼程，经过一番艰苦跋涉，来到了宜昌。学校决定在宜昌停留办学，一番卸船、搬运、找房子，学校终于安顿下来，并立即开展教学。
仅个把月的时间，这年的12月，就传来武汉沦陷的消息。
听到这消息，有许多家住武汉的师生悲痛地哭了。
唐一禾到宜昌后，除了上课，就作画，一口气画了好几幅巨型的抗日宣传画，悬挂在宜昌市中心街区。他的悲愤都表现在这些巨型的画幅里了。
学校在宜昌的时间不长，很快又搬迁到了宜都。
搬运，装船，卸船，搬运……其间一番番折腾，艰辛可想而知。
在宜都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入冬后，学校又继续西撤。
连续西撤的原因，自然是担心日寇的进犯，因为仅仅几个月，日军竟横冲直撞打到四川边境的巫山峡外，凭着天险的阻隔，日本鬼子才不敢长驱直入。再就是这些城市容易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所以不是久留之地。
继续撤退到何处去，成为唐义精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这次搬迁之前，他派唐一禾率队先行，打前站物色地址、安排校舍。他吩咐说：“要找一个既适宜办学，又不易遭敌机轰炸的地方。”
唐一禾和总务主任沈莲池带了一批人出发了。他们溯江而上，沿途寻找，看了不少地方，一直过了重庆，来到离重庆水路160余里的四川江津县境，在一个叫德感坝的乡镇，他们终于打探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一个山坳，偏僻幽静，当地人称其为五十三梯，山坳上有一座大祠堂，可以作为基本校舍。
“就这里了！”唐一禾视察一番之后，感觉满意，当即做了决定。
接着他们请来当地的工匠，就地取材，修建起简陋的校舍。
一切安排妥当后，大队人马随即搬迁了过来。
至此，武昌艺专在唐义精和唐一禾兄弟率领下，千辛万苦沿长江而上辗转数千里由武昌搬到宜昌、宜都，再搬至江津，终于在德感坝这个地方较为稳定地安顿下来。
由武昌带出的学校的那些器物，经过流离颠簸，反反复复的装卸搬运，也都全部运达目的地，而且完好无损。
但非常遗憾的事情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当清点带到这里的藏品时，唐一禾的数百幅素描和油画作品不见了！这些作品大都是唐一禾在法国所作并带回国内来的，还有部分是回国后所作，如前面提到的油画《武汉警备者》，这是些多么珍贵的画作呀！为何学校的其他东西都安全带到，惟独这些作品却没了下落呢？师生们听到这个事情以后，都急了：宁愿丢掉几架钢琴，也不该丢掉唐先生的这些作品呀！大家顾不得长途跋涉的困顿，又全都动手翻箱倒柜地查找了好几遍，却仍然不见它们的踪影。师生们为此痛心疾首，这也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这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宝库中的重大损失！
随后的日子里，未能同船随学校搬迁入川的那些学生，陆续不断地追踪而来，或三人一伙，或五人一群，也有的独身一人，回到学校。他们也是经历千辛万苦，风餐露宿，风雨兼程，一路辗转而来。当时广大的国士沦陷区，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由战区辗转来川的学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回到学校，就像四处流浪漂泊的游子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一样，有了归属感、安稳感，安全感，觉得是一种莫大的喜悦和幸福。唐义精即一一收容他们。在那些日子里，每当五十三梯响起一阵欢呼声，那必定是又有学生找回到了学校，这时候，唐义精心里便会惊喜万分，快步奔出办公室，出来迎接回来的学生，他会一个个喊着这些学生的名字，兴奋地说：“你们终于回来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并含着泪花与他们热烈地拥抱，问寒问暖，问他们一路的艰辛，并立即做出安排，将他们安顿下来，吩咐他们安心学习、上课。
甚至一些逃难入川飘零无着的青年，原来并非是武昌艺专的学生，听说了这座学校，听说有这样好的校长，也就投奔而来，唐校长也都将他们收容入校。
此时，在“大后方”的艺术专科学校，除了迁移到昆明的国立艺专，私立的便只有武昌艺专。因此，武昌艺专复校开学后，苏州美专、上海美专以及杭州艺专，甚至于四川成都艺专的学生，都纷纷申请教育部分发到武昌艺专来借读。
德感坝五十三梯的这座学校，成为战乱中漂泊的学子们的温暖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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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的春天，大地沐浴在阳光下，沿着五十三梯的两边，红艳艳的桃花将谢，洁白的李花又盛开了。接着是清香扑鼻黄灿灿的油菜花漫山遍野，蜜蜂、蝴蝶穿梭似地飞来飞去，真是鸟语花香，令人陶醉！
五十三梯的山坡上有一座古老的李家祠堂，一九三八年冬，武昌艺专迁到这里。从此，在这幽静的山间响起了清脆的钢琴声、歌唱声，三三五五的青年男女在林间、溪畔、田野、茅舍描绘着大自然的美景。有时满头银发的蒋兰圃老先生也出来写写生。唐校长不是坐办公室，就是和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计划着，讨论着校事。僻静的五十三梯骤然地热闹起来了。每当星期天或黄昏时候，五十三梯像校园似的，青年男女同学有的一对对，有的三五成群漫步谈心。流亡同学喜欢去“望乡台”——这是山腰上一块平地，流亡同学取名它为“望乡台”——望东眺望，滚滚长江，德感坝，江津县尽收眼底。这时，常常看见唐一禾先生夫妇，姜希先生夫妇，蒋治民先生夫妇，身边都跟着他们的男孩女孩一蹦一跳，他（她）们有的唱有的画。凯凯最喜欢画，地下、墙上，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看见鸡，几笔就是一个大公鸡，看见狗，几笔就是一条伸着舌头的小狗。熊明谦先生就把凯凯画的动物剪在布上，绣在凯凯的围裙上，多么别致。
五十三梯山脚下是德感坝，这个乡镇面临长江，赶集时十分热闹。农民赶了集，必然在五十三梯的石阶上坐一坐，特别是夏天，在这里歇脚的农民，一面吸烟聊天，一面侧耳听听琴声、歌声，怡然自乐。
……
这是武昌艺专的校友谭秋舫在他写的回忆文章《在德感坝的日子》中描绘当年在五十三梯的学校的景观，读来就像面前展开了一幅美丽幽雅的风景画，画中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的一处世外桃源。
如果把对准这幅画面的镜头拉开，把视野放广阔一些，就可以看到远方的江津县城。从江津县城乘渡船过长江上了堤岸后，步行约三十多分钟的山坡路，便到达山顶的李氏祠堂。再上五十三级石阶（“五十三梯”由此得名也），便到达李氏祠堂的正门，那便是武昌艺专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