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的境界，在西方表现历史和表现未来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但这些都非小说的正宗。在西方小说中，用得最多的是梦境。例如美国作家霍桑写了一个青年大卫·史万在大树下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三个人，一个可以使他发财，一个可以使他获得爱情，一个则领他走向死亡。作者的目的显然是把人物放在三岔路口加以检验，这种检验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遇到的。
正是因为很难，才需要作家的想象。拘泥于生活的逼真性，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自由的想象力。欣赏作品，不仅仅欣赏人物，而且要欣赏作家自由的想象力。
小说创作的构思，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必要的时候，敢不敢稍稍超越现实，让人物进入虚幻境界；敢不敢像《南柯太守传》的作者那样，让人物在现实世界里一顿小米饭还没有做熟的时间里，就在梦境中经历几度宦海沉浮；敢不敢像卡夫卡那样让他的主人公一夜之间由人变成一只大甲虫，然后再去检验他和他父亲、母亲、妹妹之间关系的变化。
当然，把人物推到虚幻境界，也就是非常规环境或第二环境，就意味着把人的心理放在假定熔炉中锻炼。假定性就是一种想象性，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不能拿来作试验的，但在想象中却可以自由地剖析。
现实主义的或者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常常把现实性的描写和假定性的构思结合得非常巧，也就是说，把假定性掩盖得非常自然。但是不管多么巧妙，仍然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有时只要拿一些相类似的作品来比照一下就行了。
例如，要看出莫泊桑在《项链》中如何运用假定性构思来检验他的女主人公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个女人为了在舞会上出一下风头，借了一条项链，出足了风头之后，项链遗失了。为此，她付出了十年青春的代价，结果发现项链是假的。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一下子很难看出作者的匠心在于：项链本是赝品，但被“假定”为真的，而且长达十年。作家就是利用这个假定让读者看到，这个表面看来十分虚荣的太太，在陷入困境以后，居然变成了一个非常勤俭的主妇。但是把这一篇和另一篇小说《珠宝》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作者假定艺术的奥秘。小说写一位太太接受情人的珠宝，明明是真的，可她丈夫却一直以为是假的。直到她死后，才在无意中发现是真的。本来读者和女主人公的丈夫一样以为她是一个正统纯洁的妻子，而真珠宝的巨大价值，却使读者明白过来，这正是她和富人偷情的铁证。
把真的当作假的时间那么长，等到发现错了，人都死了。人虽然死了，可是在丈夫眼中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究竟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真假假有利于人的情感深层结构的检验。
在现实境界中，由于种种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关系的制约，人的心理自由是有限的，有的只是现实出路，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可能。而在没有选择的环境中，人的性格只在一种可能性中得到单侧面的表现，只有把多种选择放在人物面前，人物性格的多种潜在性才会萌发起来。即使最后得到表现的仍然是一种，但在多种可能性面前作抉择的过程中，仍然能使性格的许多侧面从隐性化为显性。
如果一个守财奴恋爱，让他爱上一个富甲天下的千金小姐，这是生活常规，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也不能使这个守财奴越出生活的常轨，无从进入假定境界。但是，狄德罗说了：“如果你写一个守财奴恋爱，就让他爱上一个贫苦的女子。”（《西方美学史·第九章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这样比较容易把他逼出生活的常轨，进入一种假定境界，在他面前选择余地较大，因而表现也就可能深刻。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这样带有史诗性的英雄主义传奇中，就让一个哥萨克战士爱上了敌方围城中的波兰小姐。
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就得力于用现实的描述手法，提供了一个假定的境界，让人物本身作自相矛盾的选择。小说假定了一个最清高、最诚实的，享有“不可败坏”的声誉的市镇——赫德莱堡。假定的目的是“败坏这个市镇”。实施假定动作的主体，是一个被得罪的外乡人，他决计要报复。
假定报复（亦即检验）的方法是：外乡人把一口袋东西送到银行出纳家中，留下一张条子说口袋里装的是金元。这些金元赠给一位使他改邪归正的恩人，不管是谁，只要能说出当初规劝他的那句话。马克·吐温就用这个假定对这个市镇上的人的心理进行检验。报纸上登出这条消息以后，市镇上19位“首要公民”和他们的太太都喜气洋洋，想冒充那位不存在的恩人。三星期以后，19位首要公民分别收到内容相同的信，信中透露那句话是“你决不是一个坏人，你去改过自新吧”。到了揭晓的日子，全体居民集合在镇公所大厅，结果19位首要公民中的18位一一当众出丑。只有一位，因有某种私人关系保护，没有露馅。于是他被欢呼为“全镇最廉洁的人”。然后，当众打开口袋，结果其中并不是金元，而是镀金的铅饼。
艺术的假定，使赫德莱堡“不可败坏”的美誉轻而易举地被败坏了。如果没有这个假定，要逐个戳穿19位首要公民的假面具是很费周折的。但是一旦让他们受到诱惑，一旦站在假定的不存在的财富面前，他们外表的诚实、清高就立即剥落了。也许在常规生活中，一辈子也不会暴露的丑恶心灵，在假定境界中，很快就昭然若揭了。与其说马克·吐温这篇小说在成功地揭露，还不如说他善于成功地假定。
假定性是一种熔炉，作家以非常残忍的客观性去试验他的人物，考验人物的品德和本性。
当然，马克·吐温在假定过程中，运用了有限的虚幻性，这个外乡人为什么要这样挖空心思拆赫德莱堡的台，并没有充分现实的解释，但这是假定性允许的，作家有权利公然运用这假定性。有时，还可以更加虚幻一些，把人送进梦境，甚至怪诞到突然让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全身长出许多脚。卡夫卡就这样把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放进外在形态变异而内心感知不变的假定境界，然后看他与父亲、母亲、妹妹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形。他失去了人的习惯，失去说话的能力，产生了“虫性”，不肯吃新鲜的东西，而要吃腐烂的食物，然而他仍然保持着人的感知特点和思维能力。他一直自惭形秽，躲在沙发底下不敢见人，偷听隔壁房间家里人对他的议论，为亲人的烦恼而感到悔恨。他的丑陋形状把母亲吓得晕了过去，他父亲气恼不过向他扔苹果，其中一个陷进他的肉里，始终没挖出来。
由于他不能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久而久之，最同情他的妹妹也对他产生了厌烦，向母提出：“一定得把它弄走。”妈妈用鄙夷的眼光看他爬来爬去。而房客们由于发现了他而愤然离去，家里又失去了一份房租收入。父亲把这种尴尬都归咎于不幸的儿子，妹妹干脆把他的房间一锁了事。格里高尔在所有的亲人都厌弃了他以后，在极端的孤独中悄然死去。
超现实的怪诞和现实性的描绘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混合的假定性熔炉，是《变形记》的特点，但是不管这熔炉多么怪诞，试验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小人物的孤独感，却完全是现实社会的反映。
其实，任何假定的境界都是假定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而假定，也不一定非得采取某种超现实的怪诞形式不可。在小说家那里，假定境界就是一种想象境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不能自由选择的现实环境，作家要试验人就得为人在想象中找到第二环境，这种环境可以是超现实的梦境，也可以是非常现实的，但都得是正常生活轨道以外的一种环境。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种田多年却入不敷出，也并没有全国闻名，可陈奂生一旦进城住了一次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走了一次后门买到别人买不到的工业原料，就从此闻名天下了。这是高晓声的突破，也是我国农村题材的突破。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在现实性的描绘中尽可能大胆地假定，由于是现实性描写而不是怪诞的变形，因而外在境遇的变化幄度要比较大才能强化内心活动的前后差异。如果光有外在境遇的大胆假定，没有后续的心灵震荡也不能有如此深刻的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当代小说，由于片面强调所谓现实主义原则——按生活本来面貌表现生活，以致作家把人物推出生活正常轨道时显得非常拘谨。作家的想象力被摹写现实的无形框框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人物总是在正常轨道中运行，很少越出常轨，即使越出常轨了，他们也很少表现出艺术家假定的魄力，因而人物情感的深层结构总是很难得到解放。如果拿我们农村题材的作品（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代表）与肖洛霍夫的作品比较一下，无疑肖洛霍夫为人物设置假定境界的气魄要大得多。就拿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来说，光是恋爱和革命的关系就复杂得多。拉古尔洛夫是村支部书记，他得过红旗勋章，走集体化道路的态度很坚决，但是他有点左倾幼稚病，一个村子的集体化还搞不好，偏偏一大早起来自学英语，准备到非洲去搞“世界革命”。他对富农刻骨仇恨，可肖洛霍夫安置在他身边的荡妇老婆鲁什卡又偏偏和富农的反革命儿子铁木菲相好。在小说第二部，这个被驱逐的铁木菲潜回村子，打伤了拉古尔洛夫，而鲁什卡却和铁木菲幽会。更加越出常轨的是，担负组建集体农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达维多夫竟与被拉古尔洛夫赶走的鲁什卡搞了一阵恋爱，而同时庄里寡妇的女儿华丽雅却真挚地爱着达维多夫，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达维多夫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止在一个方面越出了生活的常轨，这里的假定性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假定，实际上是多种假定关系的结合。在这样的假定境界中，人物命运情感的随机变异比较多，人物面前可供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几乎每一个人物的情感的每一种变异都有引起相关人物情感多种变幻的可能。
13.屠格涅夫的《木木》比莫泊桑的《珂珂特小姐》高明在哪里
——前提条件的充分、心理氛围的饱和同结局的关系
重点阐释作品
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 蝇王/亨利·戈尔丁
木木/屠格涅夫 珂珂特小姐/莫泊桑
百合花/茹志鹃
调动一个因子把人物打出常轨，以促使人物内心情感结构发生变幻最简便的办法是给人物改换环境。而改换环境最著名的是把人物送到异国荒岛上去。
我们暂且不说《西游记》把唐僧师徒送到女儿国，《镜花缘》把唐敖、多九公送到“君子国”，光算把人物送到孤岛上去的情形，世界文学史上就发生过不下五次。笛福、史蒂文森、凡尔纳都曾把人物送到荒岛上去，不过，有的是渺无人烟的荒岛，有的是埋藏着金银的宝岛。所有这些人物的心灵在孤岛上都比在本土上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但是把人物送到孤岛上去以后，对他们心理层次挖掘得最深的还要算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和英国作家亨利·戈尔丁。
拉甫列涅夫在《第四十一》中，把一个白军军官和一个红军女战士送到了没有人烟的荒岛上。这两个人本来在社会环境中是互相敌对的，人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占着绝对优势，红军女战士对白军军官充满着仇恨。一旦到了荒岛上，两个人必须互助才能生存，就暂时进入了无阶级社会。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互相敌对变成了互相支援和互相吸引。人的情感深处的自然属性、人性这时被诱导了出来，占了优势，两个年轻人居然恋爱起来。
改变生活的一个因子，就探索到了人的情感的另一个层次，这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
但是拉甫列涅夫的想象并没有到人物情感的第二层次为止。他让海上出现了一条船——回到现实社会中去的可能性出现了。这时一对年轻人又分化了，各自都希望回到自己的社会阵营中去。这是人物情感的第三层次。
结果来的船是白军的。白军军官欢呼起来，奔向沙滩，红军女战士无论怎样呼唤，他都没有回头，于是红军女战士毅然开枪把他打死。这是作家探索到的感情世界的第四个层次。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毕竟人的社会属性是占优势的，除非在绝对与世隔绝的条件下，自然属性才有可能暂时占据优势。
但问题又不那么简单，红军女战士又扑到白军军官身上去，抱头大哭：“我的蓝眼睛呀。”这虽然是简短的一笔，却使作家的探索又深入到了人物心理的第五个层次。虽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人的自然属性并未因此而消失。尽管它处于次要地位，但因为他死了，自然属性就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
同样是把人放到荒岛上，儒勒·凡尔纳表现的是善良的人为在岛上建设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而奋斗，并且战胜了邪恶的人取得了胜利。而英国作家亨利·戈尔丁把一群孩子放到荒岛上，探索的结果恰恰相反。妨碍岛上文明秩序建立的，不是什么外在的恶魔而是人内心深处那可怕的野蛮、贪婪和领袖欲。杀死善良的孩子的不是别人，正是孩子自己。最可怕的不是那布满了苍蝇的猪头，而是人性的恶。
不同的作家探索的结果各有不同，光凭探索的结果很难在艺术上分出高低。拉甫列涅夫的探索很有影响，但是他的《第四十一》却很难列入艺术精品之列，儒勒·凡尔纳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都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群，但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和亨利·戈尔丁的《蝇王》不可同日而语。
决定作品的艺术成就的，不仅是探索的结果，而且是探索的过程，是走向结果的过程的可信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