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在非诗意的亲子之爱面前睁开眼睛
这一章完全是表现亲子之爱的。但是，与其他各章不同，所选文章，并不完全是以诗意为纲的，也有非诗意的，甚至反诗意的。诗意的，如泰戈尔的《金色花》，母子之爱固然纯洁无瑕，但如果光是纯洁无瑕，就单调了，就干巴了。这一篇的趣味在于，孩子是调皮的，躲起来，化为一朵花让母亲找不到。因为调皮，才显出母子之间的亲密。最为传神的是，最后母亲说：“你这坏孩子！”用“坏”这个否定性的词语来表现嗔怪、疼爱、喜悦、原谅与欣赏。一般表现母爱的诗文，之所以不如这一篇经典，就是往往把母子之爱概念化、理想化了。既然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最博大、最崇高、最纯洁的爱，母子之间，就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绝对心心相印的，没有任何误解的。把这种文章当作唯一的样板、经典，可能对孩子造成误导。正是因为这样，在这里，我们没有选择冰心的文章。虽然冰心有她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并不适合。因为现实的母爱，并不是绝对崇高、无私的；相反，是很世俗的，有时是有点自私、有点小气的，甚至是以爱的名义施虐的。把母爱绝对化、抽象化，对孩子们认识现实中的母爱可能构成一种遮蔽。要让孩子们在非诗意的母爱面前睁开眼睛，在表面上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
川康成的《父母的心》，是很有诗意的。但是，这诗意却和一点没有诗意的卖孩子、反复说谎紧密联系在一起。穷得活不下去，只好卖孩子。从实用价值考虑，这对孩子的前途和家庭生计有好处。但是，却抵不过对孩子的感情，因而这对父母一再反悔。没有卖孩子这样的反诗意的决策，也就没有爱孩子爱到不顾生计的结局。诗意和反诗意的水乳交融，是天天发生在孩子身边的亲子之爱的特点。
对于《背影》的分析，八十多年来，最好的成果，归结起来不外是，第一，父爱像母爱一样无微不至；第二，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关爱。其实，这样的分析是不够到位的。因为《背影》全文的大部分都在强调，对父亲的细心的关爱，儿子是不领情的，反觉得他“迂”，给自己丢脸，于是内心拒绝，外表隐忍。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原因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亲子之爱这一观念的遮蔽。其实，这里最为生动的，第一，恰恰是爬上月台，那吃力的背影，比之当面多少语言和姿态都动人，而且，不雅的背影，却感动得儿子落下了眼泪；第二，这是更重要的，当父亲回过头来，儿子却马上把眼泪偷偷地擦干了。抗拒父亲的爱是毫无愧色地流露出来的，而为他的爱感动落泪却是秘密的。《背影》之所以成为不朽的经典，就在于它写出了亲子之爱的永恒的特点，那就是爱的隔膜。现实的爱，是有隔膜的，父与子的矛盾，两代人的亲情的错位，是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着的人性，具有超越历史的性质。
在历史经典和当代青少年经验之间打通联系，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是西方的，但是，仍然有人性的共通性，母爱是绝对无私的，充满了诗意的，丈夫和孩子却是自私的。当丈夫和孩子们各自为自己过了最美好的一天而感到幸福时，母亲却并不感到失落，相反仍然觉得因为丈夫和孩子过了最美好的一天自己也过了最美好的一天。两个“最美好的一天”的内涵是错位的，母亲与孩子和丈夫之间并没有沟通。这种诗意与反诗意的错位，分外动人。
2.《背影》背后的美学问题
前一阵武汉一家晚报披露，《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被某套得到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排除在外。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这一消息引起了据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连忙出来“辟谣”，说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被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一场新闻风波暂告平息。
但是，我倒感觉这里是有马脚的。这“辟谣”很可能是在众多反对声中的一种补救措施。要不然，为什么不把此文放在已经出版的课本中，而要放到尚未出版的一册中去？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入选了，但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并没有从理论上来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主要是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实用价值是一种理性，主要讲的是理性的善恶，遵守交通规则是善，不遵守交通规则是恶。而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感贫乏的叫做丑。但是，情感和理性，并不是绝对统一的，而是有矛盾的，情感太强烈往往超越实用理性，不实用，是不善的，但是从审美情感来说，不但不是丑的，反而是很美的。
通常我们笼统地讲真善美的统一，从宏观的最高层次来说，大体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微观的文学创作的实践层次来讲，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合乎情的不一定合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错位的部分。二者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审美价值往往是超越实用功利的。从实用价值来说，眼泪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在人生变故中，哪怕你哭得死去活来，也于事无补。但是，林黛玉的眼泪，仍然能感动人。
由于生存的压力，不实用的情感自发地遭到理性的压抑；在科学教育中，情感是被忽略的。从小学到中学，所谓智育，就是以理性，也就是以压抑情感为主的。但是，如果光有理性，人就是片面的，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半边人，甚至是机器人。而文学最大的价值，就是为人恢复那失去的另一半，让人变为完全的人。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让儿子自己去，又快，又安全，又不会违反交通规则。父亲去买，比儿子费劲多了，就橘子的实用价值来说，并没有提高。但是，父亲执著地要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是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不是这样，父亲认真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问题，就太理性，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朱先生这篇是抒情散文，并不是以实用价值动人，而是以情动人。情感的审美和实用价值，二者并不是成正比的，有时，恰恰是成反比的。越是没有实用价值，越是有情感的价值。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但她越是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才越动人，审美价值越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抽，越是忘却了自己不雅观的姿态是流露出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的情感。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了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缺乏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的经验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在美学上缺乏修养有关。如果能成功地对《背影》进行教学，对青少年的审美启蒙是很有冲击性的。这正说明了《背影》应该入选语文课本。
在“不够潇洒”、“违反交通规则”面前打退堂鼓，这个小小的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编者对于经典文本，只有一点蒙胧的感觉，而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原则的坚定性。
当前的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千个学生说了都算，结果只能是谁也不能算，纖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这提醒我们，对于西方文论要有全面的理解，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就是接受美学，也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还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尔王。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也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是对的，就是对，也没达到同样的深度。教师还有一个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具体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教师美学观念的考验，还是对教师思想方法的考验。对于《背影》不但要用共时的方法进行分析，还要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分析。《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前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在最关键的地方，不像《春》、《绿》、《匆匆》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也不作大幅度的渲染，而是将直接抒情的语句压缩到了文章的结尾。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反而采用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
朱先生早期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如《绿》，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強、董桥等人早已指出的。这说明《背影》中的“不潇洒”，正是朱先生散文中最可珍贵的因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先生向艺术的成熟高度挺进。
造成当代中学生对《背影》这样的经典之作产生隔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编者往往把经典文本孤立地突出，脱离了时代和语境，切断了文学经典的历史连续性。把经典实际上当成了唯一的样板，造成一种模式，一种可怕潜在的陈规，这就在学生心目中造成一种幻觉：经典文本的模式是唯一的。
从理论上来说，历史上的经典文本越是被孤立地强调，就越容易造成对同类精神现象的遮蔽。这不仅可能发生在《背影》式的父爱主题上，而且可能发生在冰心式的母爱主题上。如果不把这种主题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的关系作适当的编排，把情感多种多样的表现充分地展开，只能导致中学生的漠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择像《背影》这样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比选择当代其他经典，是要更加慎重的。
3.解读梁晓声的《慈母情深》
关键词语（句）：巨大的财富、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穷光蛋、绝望得不想活、想死、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语调很平静、昂然、谁叫我们是当妈的瞒、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没有权利买任何别的东西。
这一篇表现的生活和朱自清《背影》里的时代大不相同，和当代许多贫穷孩子的生活比较接近。一开头的一系列细节，房子、胡同、零钱，都在强调贫穷，但是穷而不苦，文章并不突出有多么苦恼。孩子对生活要求很低，积攒几分、几毛，买得起本小人书就满足了。这一方面细致地说明了小人书便宜，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当他的小人书被一个警察没收以后，他的心理反应是多么的强烈。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是要特别注意的：
先是“号啕大哭”，“用头撞墙”。这是用行动效果来表现小人书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接着是心理描写：小人书是“巨大的财富”，失去它就觉得“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穷光蛋”，“绝望得不想活”，“想死”。这里的用词，对读者有巨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字典意义和文本意义有巨大的错位。从字典意义来说，这太不准确了。几本小人书，怎么就会造成这么大的痛苦？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不至于吧。但是，这里写的不是客观的东西，而是孩子的心灵。这就是童心，不是一般的童心，而是一个穷得吃饭都困难的穷孩子的童心。他把可能接触到的文化，尽管不是什么高级的文化，都当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孩子的内心深处、心灵底层的价值观。
从这里，是不是令人想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头的“乐园”和“无限的趣味”？还有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伟大的神力”和“空前的敬意”？
这还只是前奏，为写母爱提供了一个背景，在孩子心目中，小人书这么重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加大母亲来解决这难题的迫切性。如果在孩子心目中没有这么重要，母亲完全可以心不在焉，不当一回事。作者的匠心在于把母亲推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极端上去。用还原法，在一般情况下，妈妈会义无反顾地斗争。大叫大嚷，声嘶力竭，都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写的话，不能说没有一点特色，但却很难有新意。作者笔下的母亲，之所以给读者强烈的冲击，恰恰是因为她一方面非常英勇，非常坚定，一方面又非常平静，既没有和警察的口头顶撞，也没有正面的行为冲突。她选择的只有一个动作，就是静静地坐在警察局门口。任凭警察来来往往，对她表示不屑（“葛里高利”冷笑着），她既不在意，更不着急，她就是不动声色地坚持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