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的创作中叙事化带来了某些不成功的倾向，但是，表现社会生活的具体化却是属于“不成功”换来的成绩，为了寻求表现现实的具体性，诗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和行之有效的体验生活的方法。这种方法便是生活基地的建立。在这方面，李季也是实践最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开始，到，李季在陕北的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工作——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地方石印小报的编辑。《王贵与李香香》以及后来的《三边人》、《报信姑娘》等作品，正是他在三边所流的汗水的结晶。三边是他最初的，也是经久不衰的生活基地。李季把它称为“诗的源泉”。进城后，李季被调到中南地区工作，他也像当初在陕北寻找信天游那样，他找到了湖南的盘歌形式，写了一部《菊花石》。这部诗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也许他的气质是属于北方高原的，他没有把这方面的尝试继续下去。他的心在西北，不久，他重新回到了那里。
三边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点，李季是很清楚的。这个生活基地曾经以乳汁哺育了他，但是，生活已经发生了剧变，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生活对于诗人的召唤，三边已经无法满足。李季从三边出发，不是向着南方，而是向着更远的西北。他很快地找到了新的生活基地：玉门。他很快又熟悉了玉门，而且从那里获得了诗的灵感。
李季从此把三边和玉门并称。他写过一篇题为《我和三边、玉门》的文章，他说：“三边和玉门，是我的生活源泉，也是我的诗的源泉”，“回顾这十八来，我所写的几百首短诗和几部长诗，几乎每一首都和它们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离开了三边和玉门，我几乎连一行诗也写不出来。”李季的创作情况确也如此，离开这两个生活基地的诗篇，都没有成为他的代表作。
从三边到玉门，这是李季生活基地的转移。三边是战争的象征，玉门是建设的象征，这说明李季的创作在随着生活重心的转移而转移。这个转移证明，他在坚定地按照诗反映生活的原则，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当生活中战争已成为过去，建设正在开始的时候，李季为了寻求创作的发展，他及时地对生活基地作了调整。这说明，李季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很笨的人”，他对生活是十分敏感的，只不过是，他的敏感在另一些方面。诗人拥有比较固定的基地，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基地之后，紧接着也大体固定了他的创作题材和风格。这个经验的兴起和完成，李季是实践最多也最成功的。当然，也许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弊病，正如李季自己说的，以至于离开了三边和玉门，他“几乎写不出诗来”。
体验生活这一原则在李季那里发展得最为完善，他完成了一整套体验生活的观念。李季的这种为写诗而体验生活的方法，其内涵是认为诗人深入一个地方，务必使自己成为生活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一个确切意义上的本地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客人。“从心里爱着一个地方，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当地人”，李季总结说，在三边工作时，他不论是在旁人的眼中或是自己心里，都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干部，不是诗人，而是和老百姓一样的人，并不存在“放下架子”、“打成一片”这样的问题。李季是很为此自豪的。到了写玉门时，他已是专业的作家，而不再是普通的干部了，情况有了变化。但他对此不满，力图改变这状况，针对这种状况重新把自己与生活的关系作了调整。李季说：“我尽力地忘掉自己的作家身份，从一切方面（从工作、生活到思想感情）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当地所有人一样的玉门人。”
他果真这么实行了，而且实行得很好，以至于关心他的人不得不提醒他：“你简直一点儿也不像作家，可不要忘了你的本行。”
以上所述，也许是一个完好的境界，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忘了作为诗人的特殊使命以及可能使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退化的倾向，以至于在一切方面都“忘了自己”的境界，却未必是完好的。早在，臧克家在为《诗选》写序时批判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即“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指的是叙事类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小说，“主观之诗人”，则指严格意义上的诗人，王国维把“主观”的帽子送给了诗人，应当说他是很懂诗的一位理论家。诗人不可离开他的时代和人民的生活，但是，诗人追求的不是材料的“丰富”和“变化”，他追求的是心灵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应，他看重的是性情的纯真。诗人应当天真如孩子，一旦诗人的感情老化，作为诗人，他就失去了灵性。王国维这些很有见解的话，不料却遭到臧克家的批判，他断言说：“今天的诗人举手赞成这种论调的恐怕不多了，可是，另一种变相的见解却迷醉了许多人：诗人和小说家不同，不深入生活，走马看花，只要灵感一动，也可以写出好诗来。”
诗人和小说家就是不同，不仅他们在创作的很多方面不同，而且即使在了解生活（或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方式和要求上也有不同。诗人不能离开生活是对的，但同样，诗人也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而且不断地“深入”下去。诗人的天地不仅应当是宽广的，而且应当是活泼而不粘滞呆板的。诗人可以“蹲”在一地，但诗人更应当走动。臧克家讲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对的，但是不应理解为诗人只能蹲一个“穴”，离开了这个“穴”，他就得不到“子”了。诗人可以有“穴”，而且应当不只是一个“穴”，而是有很多的“穴”，也可以是“狡兔三窟”。但诗人不应当总是“入穴”的人，他还应当在原野上奔突，在天空中翱翔。小说家去不了的地方，诗人也应当去，包括天国和地狱。要是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理解为诗人到生活中就可以顺手抓来许多“虎子”，这实际上否定了诗歌在抒写人的心灵，着重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方面的“特异功能”。我们在诗与现实生活关系上的简单和机械的毛病，多半与否定诗的“特异功能”有关。
李季体验生活的经验有利于工农兵方向的贯彻和实行，事实上，当诗人由于对工农兵生活的“不熟不懂”，而像李季那样钻进去深入下去，这对于诗歌创作“表现新生活”成绩是显著的。现在需要考察的是，固定生活的基地，从而固定生活的题材乃至诗人的风格，以及为了深入生活而把自己“忘掉”，认为把自己完全变成“当地人”以至于在创作过程中忘掉了“自我”，而专注于说别人的故事的方式，才是正当的和正确的体验生活和获得诗情的办法，究竟存在不存在的局限，究竟是否完全符合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长期以来，流行的理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流行的理论一直在这么指导着诗的创作：“怎样才能使诗人从自己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呢？……他把自己那一份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投入时代的洪炉里给熔化掉，经过千锤百炼的功夫，泯除些个人主义的废料，才是成功坚韧的钢铁。”
这些理论引导诗人们投向生活，各自寻找属于各自的生活基地，而且坚韧地固守着这些基地，甚至除了这些固定的题材之外，目不斜视。由于这种理论的倡导，因此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按照各种社会分工、各种工种和行业划分的诗人。我们有部队诗人、工人诗人、农民诗人。部队诗人中又按各军种兵种划分，有专写空军的、专写海军的、专写工程兵和坦克兵的。有石油诗人如李季，有煤矿诗人如孙友田，有码头诗人如黄声笑，还有专写汽车工业、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的诗人。有专写森林的诗人如傅仇，他几乎也是一位离开了森林就写不出诗来的诗人，许多名诗，都是以森林命名的，如《告别林场》、《伐木声声》、《蓝色的细雨》、《赤桦恋》等等。他写出了很好的森林诗，其中《告别林场》是以来最优秀的诗篇之一。傅仇显然对此十分自豪，他在信中说：“和初期我写的森林诗，已是历史了，只不过留下了几幅森林风景，而且还是伐木工人教我的。森林是鸟儿的摇篮，哺育了奋飞的羽翼。森林是诗歌的摇篮，哺育了《告别林场》、《蓝色的细雨》。”而事实却是，《告别林场》的特点，并不在于临摹一种独特的感受。这点并不能证实“建立基地”或“专业分工”等方式的成功。
总的说来，建立新政权以来新诗取得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胜利。在新的生活里，旧时代的诗人们那种处于“蝉蜕”一般的痛苦是没有了。像何其芳那样，唱惯了旧的调子，理智上要割断，感情上却割不断，由于思想的觉醒而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但又找不到新路的痛苦，在新一代诗人那里，是完全不存在了。（袁水拍在《诗选》序中说的那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向心心相印，对社会主义革命则有点格格不入，不熟不懂”的人，是指从旧生活中走来的人。）以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为例，他们完全没有何其芳那样的矛盾和痛苦，他们一开始就接受了最“纯正”的诗歌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的观念。他们对此坚信不移，而且认真地按照革命的要求去实践，像李季那样，甚至完成了一整套实践的经验。
“传统”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在他们那里，做人与做事都不存在矛盾。他们属于新的生活，新的生活也属于他们。又如李季，当他发觉三边的生活和人物，乃至于陕北民歌的形式已经变得过时之后，他立即又去追寻新的生活和新的形式。他们没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受，他们只是为自己不能更加深入，乃至于不能完全变成实际生活中的“本地人”而遗憾。如李季，他自谓“是一个创作才能不高的人”，“熟悉和认识一件事物，我往往需要比别人多好几倍的时间”，但他没有那种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他总是笃诚地按照革命的要求去实践，尽管是艰难的，但他也默默地付出努力，终于使自己由三边人变成了玉门人。
当然，他们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郭小川就是一位顺应生活的发展和诗歌规律而不断改革、以至于被公认为当时最富创造精神的诗人。贺敬之的作品不多，但他写得认真而谨慎，他对诗与生活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多样的实践。《回延安》不同于《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不同于《西去列车的窗口》，而《放声歌唱》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实验。就是李季，他在新时代里也感到了自己的局限，而并不是不加改变地“坚持和固守”。他说：“生活向前发展了，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生活的这种巨大的变化时，我们的描写对象（也是我们的读者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三边运载大道上的成百成千头毛驴，变成了成队的汽车；过去的二牛抬杠，变成了马拉胶轮大车，变成了拖拉机……这时候，你要用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群里数不过咱可怜；庄稼里数不过麻子光，人群里数不过咱俩凄惶的民歌调子，来描述这些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那会是多么不协调啊！”
但李季无论如何都不会动摇以诗歌再现现实生活的信念。他不断地在生活中开掘，是他首先倡导了诗人要建立体验生活的基地的思想。开始的时候，他立志做三边人，并且表现三边人，后来，他立志做玉门人并且写玉门人。当他在玉门建立了新的生活基地之后，他的思考随着生活面的扩展而得到了新的开掘。他开始由思考现实而思考历史，而且把作为战争和历史的象征的三边，和作为建设和现实的玉门联系了起来，开始（写《玉门诗抄》第一部）的时候，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表现了从战争到建设的过渡，例如《将军》只是讲骑马赶来的将军解放了油矿，并没说明他从哪里来；《厂长》也只讲今天的厂长是过去的团长，他上车的动作让人想起他过去上马的姿势，“看样子他还没有把战斗生活遗忘”，也没有说明他在哪里打过仗；《师徒夜话》中徒弟曾经参加解放师傅家乡的战斗，但是师傅的家乡也并没有特意点明。李季收在《玉门诗抄》二集中的《难忘的春天》，是写于三边的，仍然只限于三边，而并没有把三边与玉门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