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老去在江湖，霜髯迎风
飘拂赵官家最南的驿站
再回头，中原青青只一线
浮在鸥鹭也畏渡的晚潮
有时，他则从杜甫的身世飘零中找到情感的共震。老杜暮年诗篇中响起砧杵之声，凭栏的远客正是此刻诗人惊心的年龄：
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
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
后顾成都，前望荆楚，
亦如我悬宕于潮来的海峡，
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
凛对千古的风霜，而这便是。
在这种后顾与前瞻的犹豫之间，活生生地托出了一代学者诗人的文化心态。余光中和他的同代人把握住了时代和中国的总体特征，他们把这种家国与社会的悲剧命运和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做了综合，这种综合而成的诗意是当代的更是历史的，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有过大陆生活经验的中年以上的诗人，对于这种失去家园的伤痛感受更为深切，如余光中的《灯下》：倘那人老去还不立写诗/灯就陪他低诵又沉吟/身后事付乱草与繁星/倘那人无端端朝北凝望/灯就给他一点点童年。这里的朝北凝望而获得的一点点童年的酬答，是一种酸楚之极的慰藉。在香港，因为靠故乡更近，诗人北望的次数更多，目断之处，他甚至羡慕那能够自由飞越边界的禽鸟。他曾以望边为题写了一批诗，其中《北望》：
栏干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望不断的青山中缕缕丝丝是真切的乡情，最重要的，是这种怀乡感时诗句中强烈涌动着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态。这心态是传统中国的，又是现代中国的，更属于有着高文化素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诗人住在沙田，极目远眺，家山万里，夜阑人静，灯影依稀，往往一夜数惊，尽是那一片乡情的惊扰。《台风夜》是余光中初来香港之作，这个狂暴风雨袭来的夜晚，诗人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创痛：二十五年，一痛不合的旧创/裂口犹张，滔滔向一夜暴雨。这让人联想，那滔滔不断的是裂口中奔涌而来的伤心血泪，这是何等可惊的意象。余光中这首诗中传来了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这种心境，还是借古人的遭遇谈起：
东坡水谪，华发随一苇飘飘，
从前曾富有九州，
后来九州留一岛，
而今一岛隔水成半岛，
而大陆压眉睫反感到陌生，为何？
岛在远方竟分外亲切，
又是近重阳登髙的季节，
台风迟到，诗人未归，
即远望当归，当望东或望北？
高歌当泣，当泣血或泣泪？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遗传，可以说，是以中国历史和现代文化的互相纠缠的复杂作为中国一代知识者造像。中国当代人感到的历史欹斜和社会切割是心灵隐痛之源，长久的隔离造成这时代特有的近乡情怯的心态，从台湾到香港、澳门等地的知识者的角度考察，这心态是复杂的。所谓两难，是抉择和认同上的困惑。对文化母体，既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宿感，又有难言的惊惧和疏远感。这在余光中诗中便表现为北望而又东顾的困境，应当说，这种心态的剖白是坦诚的和真实的。
以余光中为代表的香港学者诗，通过上述那种心灵和文化皈依上的矛盾复杂性，通过他们感时忧国思乡的内心苦痛，概括并传达了中国近百年忧患以及这半个世纪的战乱和离散造成的当代中国情结。这一重大诗情的提炼和开掘不是由大陆的诗人完成的，而是由中国另一些被隔绝的部分的诗人一特别是学者型的诗人——完成的。这些文人学者，因为有较丰富的中国文化和诗的积蕴，能够从中国历代那些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找到某种联想、移用或寄托。如余光中现在做的这样，中国整个诗史似乎都在为他工作。他通过那些历史人物的遭遇、他们的追求和理想的受阻，他们命运的坎坷艰难，他们的飘游和谪迁，找到诗人现今情思的寄托和共振。
对照中国当代诗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当中国被分割为大陆和大陆以外的几个部分的两岸诗人，在同一时间里却分别实现着不同的诗学理想。在大陆，诗人们被新生活的激情所冲动，他们满怀理想，向着美好的明天。开始是真诚的，继而是不由自主地唱的满天下都是喜悦和幸福之歌。而在香港或台湾则全然有异，他们感到了悲痛和失落。他们在诗中实现了一个悲哀的中国，创伤和流血的中国。家山万里，书剑飘零，在诗中耳中，那一列列北去的列车传出来的是一袅汽笛哀啸，回头再看香港，灯火正凄凉。那本应不是边境的边境线上，总有亡命的脚印惊悸。
现在读来，后者较之前者更为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香港学院诗人现在所从事并已达到的对于中国当代诗的贡献，概而言之，就是一个破碎中国的发现，由于家园的失落和欹零，因而通过这些学者型诗人笔端涌现的是一股难以抑制的哀婉的情绪，身世的飘零之感，整个是一种漂浮无根的感觉。女诗人钟玲有诗叫《无根者之歌》：飘忽的根/我要一根一根地/数数你的苦涩/我要用指尖/拂去你皱纹里的灰尘。很难说，这不是她的自况。更年轻一些的陈德锦也有这种两难的困惑。他在诗集《如果时间可以》自序中说：香港前途问题由阴霾转趋明朗；港人不谈移民，即谈过渡。对诗人来说，是增添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本土情感。香港的前途明朗化了，诗人的本土情感反而变得微妙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香港情怀。
在这一点，余光中的诗有非常集中的显示，他的《九广路上》讲：
总是天地之间一列末班车，
无家可归依然得夜归的归人。
在他们的感受中，总是一个无根者、无家可归者、漂泊者或流浪者的形象。这个形象系列的完成，是港台诗人对中国当代诗的杰出贡献。这种形象在大陆诗人中未曾出现，这缺项是诗的遗憾，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更是中国当代史的事实。余光中在散文《送思果》中对这种近于流放或谪迁、贬抑作了解释——
东坡游金山时还正年轻，已然乡愁不胜，却料不到，老了，还要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孤岛。其实他在诗中虽然经常不乐思蜀，后半生却注定宦游他乡，不能再入峡了。不过东坡的半生流浪，是被放。今日中国读书人在海外的花果飘零，大半却由于自放。即使是嚷嚷回归的学人，也只敢在旬月之间，蜻蜓点水，作匆匆的过客罢了。故乡真能归得的话，谁不愿归田归山呢？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心情凄苦。这是新一代谪迁天涯无家可归、无根可寻之人。在这些诗的意象中，凝聚了百年来的中国幽愤，长达半个世纪的旧梦难圆的悲苦。
学者诗中一再浮现的这种漂泊感和破碎感，以及无可抉择又难于取舍的两难境地，真是剪不断辗不绝一根无奈的脐带，而又与他们日夜牵萦的中国母体相通。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这一部分香港学者的诗，通过感世忧时的乡愁主题的揭示，展现出一个综合溶解百年中国忧患的破碎和飘零的诗情，这在诗学上的建树在于完成了与虚幻的欢乐相对的真实的悲怆的旋律突现。失去家园的乱世儿女在海岛或半岛之上北望故国，那种既有皈依感又有畏惧、陌生感的两难心境，当诗人触及这种心境时，能以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以及诗史的抒情史实做壮阔的背景，所以能够呈现出一种厚重和沉郁的风格。这可以说是香港学院诗人对于中国文化造像工程所作出的实绩。
三、高雅精神与书卷气
在大陆有人倡导作家的学者化，这是有感于那里文学创作和评论存在着非学者倾向。从作家受教育的情况看，40年代以后有影响的作家很少受过正规的教育，年轻作家情况更糟。本来素养就有问题，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鼓吹，浅薄和轻浮的风气有所滋长，人们对此心怀隐忧。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和诗歌界，满不在乎的鄙俗似乎多了一些，而有着髙雅情趣的、不含贬意的书卷气则是明显的匮乏。
香港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学院中有不少潜心做学问又热衷于缪斯的竖琴的学者。他们的诗，一方面体现出彬彬有礼的高雅风度，一方面又渗透着浓厚的现代精神，特别是这座国际化的城市賦予的开放而活跃的文化氛围。由于有了这样一种适当的环境，故这些来自学院的学者与诗人一身而二任的文人，能够在获得尊重的状态下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创作。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以香港中文大学所在地沙田为中心地带的文人，由于余光中的到来而形成了为时不短的文学的沙田时期。余光中的《沙田七友记》、《送思果》，黄国彬《明月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等散文都记述了当年的文学盛况。梁锡华更有专文论文研究文学的沙田现象。黄国彬的文章《明月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他的风趣生动的文笔给人以深刻的文苑英华的印象：
我和余光中认识，始于1973年；翌年再和他在中文大学相遇。接着，梁锡华、黄维梁、思果相继而至，在短短的三四年之间，竟使吐露港畔热闹了起来。沙田的元老宋淇，转眼间多了好几个友伴。沙田的名士，当然不止这几位；不过我和他们聚首的时间较多，对他们的认识也较深。多年来，我们碰头，就会论诗谈文，逍遥于广阔的时空。
香港的学院圈子当然不止沙田，还有香港大学、浸会学院、岭南学院等，也都有人文荟萃之盛。正是这样和谐、潇洒而充满学术风气和友爱精神的环境和氛围，于是有了香港学院文学和学院诗的推进和繁荣。
读香港学者的这部分诗，人们很容易为这些作品所透出的浓厚的文人品格留下印象。钟玲可以说是这种为香港学者诗的品质定位的一位诗人。钟玲按照黄维梁1985年出版的《香港文学初探》关于香港作家的分类，她属于外地生外地长，在外地已经开始写作一类的香港作家。从钟玲的经历看，她是典型的学院派诗人。她1960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外文系，后考入台大外文研究所，1967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读比较文学，开始以英语写诗，获该校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72年获博士学位。钟玲师从余光中，并结识年龄相距四十岁的美国诗人王红公为忘年之交，她与美国诗人史奈德有很深的交往。钟玲爱玉，并收藏名玉。她的一组关于玉的散文是这位有着冰心玉质的闺秀诗人的最好形容。
钟玲对女性诗有专门研究。专著《现代中国缪斯》更以优秀的学术品格为这位学者兼诗人赢得荣誉。此书不是一般诗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的艺术评论。例如该书关于女性诗的如下一些叙述，可以看出她治学的深度和独立的理论素质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心理分析与理论方面有相当沉重的包袱，因而生出障碍。例如举凡涉及心理分析，必须先面对佛洛伊德的阳具说一即认为因为女性无阳具，故会生妒忌与缺憾的心理。女性主义批评家从事心理分析理论，则常陷入为反叛而反叛的泥沼。以至于她们有些强调先伊德怕斯阶段，认为由于母亲育子，所以孩童先认同的性别是女性，非男性，以抗衡阳具说，或法国女性主义学派，为反叛阳具论说，提倡说因女性的性感官遍布全身，所以这种生理现象会影响到女性文体。……其实，身体与人的关系，再密切也不过，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现象——诸如月经之出血、之腹痛等诸种不适，与生殖有关之怀孕、生产、流产、打胎、哺乳等一对女性心理状态必有深刻的影响，对女作家的作品风格及内容也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
钟玲是多面手，理论批评，小说，散文，她都有较深的涉及。诗写得不算多，但质量较佳。她的诗，余光中有过肯定的评价：钟玲是一位气质浪漫的短篇行情诗人，所抒的情具有浓烈的感性，且以两性之爱为主。她的爱情诗有很强的个人体验的加人，是非常动人的，如《七夕的风景》、《潋滟》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特别优秀的女性诗作品。但最能代表钟玲的个性并且体现出学院诗人的特性的，却是她的一组《美人图》。她以中国古代美人为题，先后写了《苏小小》、《李清照》、《西施》、《花蕊夫人》、《王昭君》、《唐琬》、《绿珠》、《卓文君》等。这些诗，取材于古代，却溶进了现代人的情感，特别是女诗人自身对于女性心理和环境的体验，是既具有古典风韵又渗透了现代精神的当代诗。
作为学者，钟玲在这些诗中融进了她对这些红颜女性命运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她的选题中，偏重于当时年代中表现出女性的勇气、才华和个性解放的题材。有些题目，她敢于对历史的判断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更体现了一种学者的风度。如《西施》，钟玲于诗成之后写了《后记》：
春秋时代的西施，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历代的传说中，吴王夫差的灭亡，都归罪于西施。我试由另一个角度来写西施。她与吴王相处多年，吴王也是雄霸一方的男子汉，唯独钟情于西施，西施对他能不生情吗？她再精于媚术，再忠心于越国，也是个女人。
由于自己是女人，钟玲在这里作出了合人性的判断：吴王也是雄霸一方的男子汉，唯独钟情于西施，西施对他能不生情？这等于为千秋的误读作了翻案文章，而且也改写了一个美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