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尽管香港诗人有很大的流动性，但他们的创作实绩却成为不流动的结晶体保存在这里，默默地生发着它的影响力。
一、引言：香港学者诗的特质与作用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初叶至20年代出国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以及未曾出国但受过高等教育而成为诗人的，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很大。这一部分诗人以学院特有的知识文化氛围把新诗导向离开世俗的高雅化，以及以他们对世界艺术潮流的了解，在引进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方式、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等方面，都起了先锋的作用。在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先后有留美的胡适、冰心、闻一多等；留英的徐志摩、林徽因等；留法的戴望舒、梁宗岱、艾青等；留德的冯至等；以及留日的郭沫若、田汉等，都在促进东西方诗学交流、完善新诗建设等方面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新诗受到越来越浓重的庸俗化的本土文化的封闭性困扰之时，以昆明为基地的西南联大的一群学院诗人直接间接地从国外现代艺术潮流取得力量，从而再度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穆旦、郑敏、袁可嘉、王佐良等就是从西南联大走向英美探寻现代诗精髓的一群。由此可见，学院诗人在中国新诗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它既是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又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它是介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结合部。香港本身能够而且已经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现代进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香港人才（包括学者、诗人）的流动性也如这个瞬息万变的金融社会一样，使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最近十余年来，香港在沟通和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艺术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已有目共见，它的文化艺术形态对中国本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它在改变和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
从总的方面看，香港的诗形态服从于社会形态，作为商品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的生产与流通也带有很强的商业意识。这个社会要求诗具有商品的品质，快捷地生产流动而并不要求具有某种长久的价值。一方面，它对诗并不重视，在影视专权的艺术天地，诗实际上已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但是，品位很高的诗创作和诗活动在这里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生长着。这方面的评价，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予以论述。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诗人的角度切人香港诗创作和诗运动的实际，这无疑是作为中国新诗的香港部分最值得重视的成果。要是把香港文化和香港的诗看作是商品意识包裹着的一个球体，外层是商品经济，其内便是商品社会中的文化形态，诗在其中。诗中之最内层则是学者诗。这好比是中国传统工艺象牙套球中的内层的内层。数量不大的学者诗却成为这一社会形态下的诗的最坚实和最稳定的内核。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诗才不至于在商品潮流中沉没，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香港的诗能够如茫茫南海波涛中的一颗珍珠，为中国新诗添加璀璨的篇页。香港是一个发达社会，教育普及，居民的文化水准也高。一般青年受到中等教育之后或在本港或去国外高等学校就读。他们分别得到各种学历和学位回港工作，有的继续在大学任教。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即一方面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一方面写诗。在中国内地，大学校园内写诗的人很多，但取得学位而且任教于学院或学术团体的诗人，则为数甚少，像冯至、卞之琳、郑敏这样一身而二任的人，在内地实为罕见。而香港不然，香港拥有相当数量这样的诗人，他们实际上在为香港的诗定位，他们的创作对香港诗的优化和纯化有着重大的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的当代造像
1982年，余光中在他的诗集《隔水观音》的后记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多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其实中国诗人多半都有这么两面的。另一类则是超文化和超地域的。
香港学者化诗人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余光中在这里讲的他的诗的基调及其变调的为中国文化造像的工作。
香港由于它的地理和历史的位置特殊，因此，在文化建构中它也有别处所起不到的作用。长期的殖民地处境，使香港居民普遍存在着两种文化选择中的归宿感的困顿。它和大陆毗连，但又彼此生活在迥异的社会制度中，这种又密切又陌生的感觉，使它对那一母体所发生的一切有难以摆脱的牵萦。它又与台湾的联系相对密切，由于同样地漂寄于文化根源之外，更加深了对于文化寻根的悬置感。在香港学者型诗人中，余光中是最为典型的一位。可以说，他由于工作的机缘选择了香港，而香港也使他在这种特殊文化氛围中完成了他为中国文化造像的诗工程。
命&；我们谈到，流动性是香港文化和香港诗界的一个特征。香港的诗是在这种动态的匆匆来去之间造出它的成就的。许多中国的文化巨人都曾在香港这一繁忙的港口作过短暂的、久长的、甚至是永久的停留。蔡元培和萧红都埋骨于此。戴望舒自1938年至1949年期间在香港生活和创作，居港的时间超过了十年。他的许多名篇如《过旧居》、《示长安》、《元日祝福》、《狱中题壁》等都作于香港。所以谈论香港诗界不能不把这种高度流动的形态考虑在内。也就是在这一观念涵盖之下，我们认定余光中的香港诗作是香港诗的重要部分。余光中本人也当然地加人了香港学者型诗人的行列，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成员。
余光中自1974年8月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1985年8月离任，在香港居住的时间长达十一年。诗集《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和《紫荆赋》都是在香港的创作结集。余氏自述：三本集子加起来，得诗一九一首；除去在台湾客座的那一年所产，仍有一五六首约为我迄今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余光中在香港定居的时间比戴望舒还要长，他在香港创作的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戴望舒毕生诗作的总数。余光中把他在香港创作称为香港时期，可见他对这段创作经历的重视：这十年，住在中文大学别有天地的校园，久享清静的山居，饱饫开旷的海景，是我一生里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回顾之下。发现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占的比重也极大。
关于这一点，黄维梁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一书的香港作家的定义中有过专门的辨析：
来港前已享盛誉的余光中，直至现在他已在香港住了八、九年，在此地写作和发表的诗文、评论、翻译，大概有十本书的分量，而内容与香港的生活和文化相涉的故不少；余氏又经常参与香港的文学活动，他还不算是香港的作家吗？余光中在香港所完成的作品，仅仅就量而言，已比很多道地的香港作家丰富了若干倍了。
香港时期余光中诗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他以对于乡愁主题的完成，最终达到了对中国百年来最大的离乱所产生的悲剧诗作的概括。这种概括的历史使命落在香港学院诗人的头上。可以说，历史选择了香港，而香港选择了余光中，这是一个定数，并非偶然。余光中在香港的时期，是中国文革动乱的后期以及文革结束之后的历史转型的重要年代。从极端的专制和封闭到初步的开放这一重要时期给了诗人以有利于诗情展开的时间机遇，即通常所谓的夭时。
但仅有天时不行，还得适当的地利予以配合。这地利便是香港的有利的地理位置：
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和对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与汉界，但也有超然与漠然的空间。语言上，方言与英文同样流行，但母音的国语反屈居少数。地理上，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阻又似邻居；同时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又十分频繁。
地理位置如此，对于诗人而言，更是一个便于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所在，因接近大陆而心情波动，梦魂难安。起初这港城只是一个瞭望台，供他北望故乡，他想拨开梦魇，窥探自己的童年。
余光中就是置身于这样的时空，开始并完成了他的诗的香港时期。在来港之前，余光中便以怀乡为主题，写出了一系列在中国新诗史上堪称杰作的作品如《乡愁》、《乡愁四韵》、《白玉苦瓜》等，但是，十年的香港生活改变了以往只是在冥想中实现的乡愁主题的状态，而如今那冥想的一切变得是可以触摸的现实。他们居住的沙田，是与中国大陆连成一片的新界地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这片广袤的黄土地的呼吸、脉搏和体温。这当然对诗人的故国情思是一次再唤醒。
在这里，诗人能够更为真切地把握遥隔数十年的山川河海所给予他的思念的苦情。他站在半岛尽头的一个窗口，站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新界沙田眺望他萦怀的中原，他把这一切谑称之为大陆的余味。这余味是如此地刻骨铭心，咀嚼愈久便愈是苦涩。在沙田咀嚼这一片苦涩自然与台岛不同，因为透过那茂密的树丛，循着九广铁路的钢轨便可寻到大陆的余迹。这种即目可见的位置，在余光中诗中造成的最生动的结果，便是《雨后寄夏菁》那首诗中，当年听到的那只只蟋蟀的吟唱：
从长城走万里运河流千年，
也难抵细细的一丝蟋蟀，
把忘归的浪子牵回，
北方的灶头啊南方的井湄。
如今这鸣叫不仅频繁地出现，而且愈唱愈近了。在他来港后的第一本诗集中，蟋蟀就在《中秋月》下出现，那由二十五年一裂的创伤中感到长安城头一轮月乃是一面迷镜的，是一只蟋蟀的提醒。而后，在《蟋蟀和机关枪》中，他论证蟋蟀的吟唱比机关枪更耐听且有力：机关枪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啸、蟋蟀，仅仅用寂静。
寂静时刻，虫声透过窗纱，侵入梦的深处，侵入心灵的空洞之中，它的威力震撼一切。在沙田的深夜，总有那么一只彻夜不眠的精灵，啃啮着诗人一颗装满乡愁之心：听一切歌谣一切的草里，総摔也是那一只在吟唱，触须细细挑起了童年，挑童年的星斗斜斜稀稀。到了1978年秋天，他诗中再一次出现蟋蟀的鸣叫。这一次蟋蟀吟是诗人对于蟋蟀眷眷不释的集大成。它不若台北那般缥嫩，也非在梦境中，而是沙田厨房一角的具体的虫吟：
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家厨房里，
怯生生孤伶伶添了个新客，
怎么误闯进来的，几时再迁出，
谁也不晓得，只听到，
时起时歇从冰箱的角落，
户内疑户外惊喜的牧歌，
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
清脆又亲切，颤悠悠那一串音节，
牵动孩时薄纱的记忆，
一缕缕的秋思抽丝抽丝，
再抽也不断，恍惚触须的纤纤，
轻轻拨弄露湿的草原。
最动人的是此诗最后的那一反问：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这一反问后来引出了大陆诗人流沙河同样动人的一首诗《就是那一只蟋蟀》，是和余诗作回应的。流沙河说过，中国诗中的蟋蟀由来已久，诗经就开始写，所以借燃摔传达乡情忆旧等等是中国传统。余光中的乡情主题有通过弹鸣有通过鹑鸪来表达的，但唯有蟋蟀出现最多，也最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可以说，香港时期的余光中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便是通过蟋蟀使他的乡愁之韵臻至完满。香港学院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余光中致力最多，经验最丰，成就也最大。余光中这一工作，始于台湾，但取得丰硕成果却在香港。前面说过，香港这一特殊时空，特别是余氏在港居留时期在时间跨度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促使他在实现这一艺术目标时接近于
完满。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国土沦亡或分裂的局面，也有过无数次社会动乱造成的社会和家庭悲剧，因而中国诗史充满这种幽愤感伤的吟唱。中国在5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种人为隔裂的离乱，在海峡两岸几代中国人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口。在大陆，诗人们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有效地展现这一主题，只是到80年代初期社会有了松动方在归来的吟唱涉及个人及亲友苦难经历的悲吟。但深刻感受到这种无家可归的巨痛的，却是香港和台湾的诗人。余光中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站在了完成这一时代巨大主题的前列的。
当然也由于他在此时拥有了香港。有了台湾，再加上香港，加上个人的经历和才情，余光中所能做的当然比别人要多。香港是近代中国国运衰微的耻辱的见证，但香港又在这境遇中获得了繁荣。香港人一方面感到了归宿的困惑，一方面又享受着资本发达社会的自由和福利。但香港人归根到底是中国人，香漼社会尽管有英国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从文化根底上到底还是中国社会。站在香港一个窗口，一方面北望中原，一方面东望台湾，余光中能够通过近百年中国人这一现实处境、心灵创伤、文化困惑和中国漫长历史的深远和厚重加以综合，从而提出了触及近代中国精神领域最基本也最珍贵的主题。完成这一主题的，不是冯至，不是艾青，也不是与余光中同代的那些生活在大陆的诗人，而只能是生活在大陆以外的余光中及其同代人。
在沙田的时候，在那一只又熟悉又陌生的蟋蟀鸣声中，诗人展读中国历史，屈原和李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侵袭、啃啮着他，特别是苏东坡的谪迁，杜甫离乱中的老病，唤起了他的心灵感应。他从这些诗人的身世中看到了自己。半岛之夜深沉而宁静，他仿佛自身便是东坡，在岭南的蛮烟荒雨中骑一匹瘦驴拨雾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