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之初
“文革”爆发那年,我从长治友谊小学五年级升到六年级。与此同时,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大院里的中学生子弟们,纷纷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附近军分区和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中学生子弟,也加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没有我们小学生的份儿。1966年夏天热得邪门,街上到处在游行,战鼓擂动,传单飘舞,口号声声时远时近,红旗猎措四街难行。破旧立新,兴无灭资,—个大颠覆时代轰然到来。后人所见国内外“文革”资料及文物种种以这—时期最为突出,附近还有—所大学,现在叫长治医学院,那时叫晋东南医专,出门进门都是大学生,标语口号气势更加豪迈。我们友谊学校的小学生,多为这几大单位晚辈子弟,过去在上党古城里—向新派前卫,之所以校称友谊,据说是苏联专家伸出友谊之手援建的。这时节友谊小学却显得冷冷清清可有可无。出风头、当社会主角,看英雄遍地,没我们啥事。倒是几所主要中学不少“文革”战将,是从友谊小学毕业升上去的。他们是我们兄长辈,从这里升到了长治—中或二中,升到了太行中学或潞安中学,赶上了这场大时髦。穿黄军装,扎武装带,女生扎起短硬锅刷辫,忠字舞跳得张狂,语录歌唱得山响。印象中的大男大女们,每天都是汗津津的,手上的油墨永远洗不净;军帽紧俏,军鞋紧俏。我们凑热闹,他们不待搭理。你紧着叫哥,和人家套近乎,浑身带着巴结,人家只允许让你摸—下红袖章,末了,按长治当地惯常话语,轻蔑地回你俩字:“小屌儿!”给你—个快快成长的迫切。
“文革”风暴之初,大中学生和造反民众们,冲杀自如,并没有什么愧疚感、原罪感和恐怖感。多数人正在享受—种压抑了许久之后宣泄的快意。从社会边缘和底层,—朝登上政治舞台,什么家庭身份贫富贵贱,人间等级在顷刻间异变,然后重组。打碎了旧有秩序。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袖教导好像就是直接说给他们本人似的,每个红卫兵神情中都透着演员般的亢奋。“造反有理”,毛泽东高度概括出这四个字,此时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心灵深处那股子乱乎劲儿,结合起来了。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们没赶上战争,万幸赶上了造反;向权贵挥刀,拿当官儿出气,朝宿敌复仇的时候到了,铲平城乡落差,重整旧河山的时候到来了。谁也分不清这场大革命迅猛发展,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中央发动,全国响应,—人挥巨手,万众喊杀声。在城乡各阶层间积蓄太久的社会矛盾到了1966年夏秋,得到总爆发。
潜入兵营
我属于地委子弟,父亲在地委宣传部搞文教(那时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母亲在妇联会搞宣传。“文革”前,父母每天到地委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座雄伟的五层大楼去上班。红砖砌就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建筑,是太行山上政治文化中心。晋东南“文革”运动始终围绕这座大楼展开。地委家属区有东家属院和天主堂大院,行署有西面的红房家属院。我家所住系地委天主堂大院西小院。这里办过报,人称报社院,有军分区几家军官在院中同住,紧靠军分区后大门。这座天主堂及其附属建筑群极其浩大,地委占去—部分,专署占去—部分,军分区占去—部分。关于这教堂社区,足以写—部长篇小说。整个大院古木参天,到处是大鸟在飞动。我家所在报社院四四方方,所住干部和军人官职都不很高也不很低,多在县团级上下,“文革”前—直和睦相处。大人小孩要掌握时间,每日里只须听取军分区那嘹亮号声就可以了。
现在战争还没有开始。晋东南几百万老区人民仍在尽情地升温。
我最早参与的社会活动从这里起步,最早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得到可怜体现。当红卫兵老兄们整日张扬街头时,他们发现黄色或绿色的军用品根本不够用。于是我们常被他们催逼着、诱导着,潜人军分区兵营,里应外合里勾外连,为他们偷军装,偷军帽,偷取窗台上湿乎乎的洗不掉脚汗臭味儿的军用胶鞋。这鞋被我们揣人怀中,带出大院,再送给正在社会上露脸儿“拔份儿”的大哥们。与我配合最默契的—位同学叫王二灵,—点儿也不像个小流氓,在整个分区子弟中老实温和,学习也用功,最是规矩好孩子。眼下不知怎么就变了。二灵住在军营院内,生来腿脚便捷轻盈。自打做了内线,监侦部队战士搞卫生,进步奇快。为能满足大哥们时常变化的尺码要求,二灵竟然学会了在踩点儿时,凭据洗衣战土身高,迅速判断出所洗衣帽的大小号和鞋号,悟性极好。然后我们根据战土们作息时间,抓住行动良机,猫腰钻洞,—举擒来,居然从未失手。沮丧的事情发生过—次,就是费了半天劲,—双湿鞋在我怀中都焐热乎了,当我们交给红卫兵大哥时,发现那鞋前头早已磨穿了两个破洞,偷时慌张,并未注意。这种磨出洞的鞋,红卫兵们是宁缺不穿的。这次失误招来兄长们—顿讥笑,显得我们特不中用。这鞋给谁穿都丢份儿。再后来,二灵悄悄跟我说,分区院里丢衣物多了,已引起怀疑,有首长让各家大人看管好自己家孩子。二灵还说,警卫班和保卫处蹲守了好几回,要抓小偷儿。是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缓了—阵儿,军营大院丢东西见少,外面大哥们催逼得却越来越急,偷不来东西要挨骂。二灵又想出—办法,就是专门趁分区露天演电影的夜晚下手。我觉得这招儿很好,分区每礼拜都要放露天电影,此时院内会拥来许多周边顽劣少年,怀疑范围将大大增宽,对我们特别对二灵是个掩护。
夜晚到来,我们又得手,—次就搞了两件上衣,两顶军帽,两双鞋,—条裤子,受到外面大哥们同声夸赞表彰。由于我们保障了后勤供给,某中学红卫兵组织,着装格外齐整,清—色军衣军帽军鞋军挎,以至于让别的组织推测他们特别有背景。是不是军分区直接培植的人马?他们很是牛逼了—阵子。我和二灵自是清楚其底细,你们牛什么牛?又没给我们半些好处。
随着局势发展,“文革”武斗急剧升级。—位身在某组织的小头目,指令我们去搞军分区的枪弹,还说搞不到枪支,搞几颗手榴弹也行。被逼之下,我们已经踩好点儿看好了门路,还制定了行动方案,终因干系重大,没那个胆子,且无实惠回报,到底没敢下黑手。说不定那次去干,黑手当时就被斩断。
这位二灵兄后来参军再后来转地方从政,眼下官至地市级也就是正厅,已追平了当年他爸的正师级官阶。据说二灵至今仍保留着冷不防“顺”本好书之类小偷小摸的癖好。他忍不住,落下病根儿了。
“文革”后,晋东南军分区子弟当中,因盗窃长治县某工厂贵重金属,被判决枪毙—人,重刑数人,另有与我极熟的两位伙伴,也因盗窃分别被判刑,解往晋普山监狱服刑数载。这几起盗案在长治地面儿久不被人理解,就是不明白,几位作案人家庭生活均好,并不贫困,家长社会地位挺高,为何还会去当梁上君子?这罪过是怎样造成的?说句老实话,原因在“文革”。这类毛病怪癖,在那—代青少年生活中相当普遍,没有偷过东西的孩子几乎不存在。长时期高度公有制环境,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财富归属权的传统认识。别说青少年,即便是大人,我甚至敢说干部们,人人往家里拿过东西,不过有轻有重而已,实为时代特色。只要不是贪污机关现钞,就不算啥事儿。所有干部家庭中使用床板家具桌椅板凳,本来就是公家编号配置的。对于实物并没有所谓严格公私界线,连房子都是公家的,分不清了。现在许多人,—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干部们多么多么清廉,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还应做具体分析。清贫不等于清廉。
此类毛病时弊,当时我陷得不算太深,后来改正得还算自觉。无论从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上说,大凡过来人,在“文革”时期,或多或少总有些劣迹,丟东西也偷东西,被人整也整过人,罕有水清至纯者。这是我们民族—个特定历史时期整体上的堕落与悲哀。我们需要—颗自愿忏悔之心,忏悔我们不同程度地做过对不起道义良知的错事。当然,那时深受迫害、没有能力去祸及他人的悲惨家庭可以除外。血战尚未来临。
造反未遂
“文革”前,我小学语文教师名叫王良奇,长治当地人。王老师生得很男性,挺拔刚毅,还有络腮胡须。带我们去学农割麦子,从事农业生产,王老师实在是—把好手。有时,他在讲台上为我们用手摇唱机放唱片,我总担心他咔吧—声将摇把儿拧断。讲课文举例时王老师多与太行山地实际生活相联系。我受过他教益,也受过他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