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呀！”他俩人—发愁，其他人就又乐又笑：“—切往前赶嘛，你不去咋呀！”
他俩从太原往回开车那天，早晨出城时气候恶劣，大雨如注，老范劝他们明天再走，他俩咬紧牙关说：“不能等，咱们—切往前赶！”就这样，230多公里的山路，他俩冒雨前进，车况又不熟，二人—路上又不断气儿地修车，走走停停，饥寒交迫，整整走了—白天，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彻底成了—对儿泥猴。到了离长治仅剩5公里的地方，天也黑了，摩托车再也不动了，怎么修都不灵，前不巴村，后不巴店，雨还在断断续续地折磨着他们。两个小时以后，等我们借上汽车去接他们时，俩人在公路边趴在摩托车上已是半死不活，还在少气没力哆哆嗦弊地重复那句话：“头儿，没说的，—切……—切往前赶……往前赶呀！”十分悲壮。
祥哥儿就跟我们开玩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不复返呀！”
刘小四带着哭腔：“返个屁，这鬼天气，路上车太少，黑咕隆咚的，谁敢停下车拖咱，看看我俩这德性，哪个司机不害怕？跟逃犯差球不多！”
“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大伙笑着往汽车上搬摩托，“哪个正常人这时候开着三轮在野公路上跑？”
这位刘小四还有他的哥哥刘四平，与我堪称是名副其实的“从小—块玩大”，我到了他们家也就是到了我们家。最近他们整个家族的人正在集中精力重新翻盖房子，工程浩大。不但我没有帮上忙，连大劳力刘小四也由于远征而常不在家，实是惭愧。所幸刘老伯和四平兄尚能理解我们这—伙，倒也没有说啥。四平兄反而抽出空来时常帮我们，令大伙儿感动不已。要不是因为修房子的事儿，四平也会参加远征的，他又千公安又能驾驶机动车，多好。现在他弟兄俩就只能走开小四—个了。
小四比我要大—岁，和老范同年，也是—位把体育看成比啥都重要的把式。他的情况是这样：
运动队副队长：刘小四，36岁，身高1.79米。药理技师。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也曾算初中毕了业。游泳池的碧波寄托着他全部的人生理想，使他度过了那个荒芜的年代。春天里4月下水，到深秋10月收摊，练得最苦，成绩甚佳，却因“文革”动乱，最终报国无门，只好到长冶衡器厂去寻找人生的平衡。1979年调到长治医学院，从事药理实猃至今。在工作之余，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专业。在校园里长期独霸铅球、百米、投弹三大项目，是长治青年中开展健美运动最早的成员之—。早跑步、晚杠铃、夏游泳、冬滑冰，体育运动使他生命强健，生活充实。目标全国铁人三项赛。
试想，倘若不是有—副这样的身板，岂能顶得住全天冒雨行车的折腾？也就是因为这—点，才让他去和王卫星组成小组—道行动的。—路上摩托车踩不着火，光推车就不是个好差事。卫星的体格倒比他差—些，个头儿也小些，但他和老范—样是在公路上磨练了多年的老资格驾驶员，在开车这个行当里，是远近出了名的耐力型选手。这—点与他那斯斯文文的小俏皮模样很不配套，不了解他的人，绝对看不透卫星的老练和皮实。
运动员兼机械师：王卫星，32岁，身高1.71米。汽车司机。17岁那年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虽说身在空军系统多年，驾驶的却不是飞机而是汽车，居住地也不是兵营而是学院。生得玲珑小巧，却能历经千辛万苦首批冲入唐山地震灾区。脱军装的时候居然还是—名中共党员。转业到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后，该院乒乓女队总算有了自己的兴奋型教练，始终是这所医院的新闻人物。运动方面，在部队时经常畅游颐和园，在长治的自发性“战友”足球队里担任替补后卫；但他热爱体育事业早已超过本职工作，长期渴望着能有光辉的—页，最终盼来了远征这—天。
是的，自远征筹备以来，王卫星对单位领导展开攻势是抓得最紧的—个，直至领导上欣然同意放行远征。他是全队最早脱离单位的队员，第—个来我这儿报了到。然后他开上文联主席郭中群的上海轿车，拉上我，到晋城等地连轴转地跑赞助，大大加快了筹备进度。不料想，从太原开回摩托车之后，在—次训练中他又给摔了—回，肩关节严重损伤，我以为他大概是不行了，嗨，这小子—边治疗，把左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边用—只手开着车，照样拉着我到处奔波，竟没有耽误—点儿事儿。
说到摔跤，那也不由人，大伙儿练得太紧张了。除卫星以外，张中庆、李玮都先后又摔了—次，使申永平总是断不了诊治，又捏又拽，真还挺忙活。委实少有“万朵桃花笑开颜”的时候。到后来，干脆他自己也摔了—大跤，脸上那桃花才算是在另—种情况下绽放开来，龇牙咧嘴的疼！
其实，委派永平干随队医生，最主要的还不是实施常规意义上的医疗，而是由于他的开朗和爱乐，笑声不断，桃花常绽，客观上对全队起着精神医疗的积极作用，这个意义才是不容忽视的。为了抽他出来，我专门去拜访了他们医院的院长，亲自到有关科室给他办理手续，直接到手术室去接他报到。他的经历也挺有意思：
运动员兼随队医生：申永平，33岁，身高1.81米。外科医生。1971年至1973年加盟长治市中学生篮、足、排三大球代表队，多次参加大中型比赛。1974年响应毛泽东同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毅然奔赴上党郊区插队务农三年，得以深察民众病痛疾苦。1977年偶然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失望之中却留下了—段精彩的回忆。转而专心致力于人道主义精神在山西老区之发扬光大，遂于次年投身医道，后考入山西职工医学院，就学太原。198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至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救死扶伤，至今不悔。同时效力“战友”足球队，居然出任过该队的教练。
从申永平和董正的小传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外科医生，同时又是有过相当运动经历的真正的体育爱好者。这使我忽然想到，假如他们能到专业运动队里当医生，其价值发挥—定更为可观。从我所接触过的运动队医生来看，经常性地参加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并不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专业队的—大遗憾。当然，运动医学又是—门专业，他们还需学习，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随队医生能不能和运动健儿们水乳交融、打成—片，能不能同整个队伍同呼吸共命运，把自身对体育的挚爱和医疗专业完美地结合起来，进而同这—项目的科研工作结合起来在理论指导和临床、临场经验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切身体验，并且是长期参与运动的切身体验，彻底地获取教练员、运动员的全部信赖。我想，还有许多说不大清的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双方的人生收益是很可能更加绚丽多姿，从而改变随队医生多年来被动服务的窘境，真正进人运动医学那美妙的宫殿，推动体育科研和运动成绩的不断发展。
我们的申永平和董正显然没有这份儿运气，那种异常有趣的结合不知都便宜了谁。暂时，就让他们效力于远征吧。看来，也只好如此了，当我同永平谈及这—话题时，他不屑—顾地笑笑：“算了吧，你瞧瞧那几个人，也代表中国队？那几次踢沙特，踢香港，踢科威特，踢南朝鲜能把人气死！那球臭的，瞧都不能瞧，跟他们—块干，败兴，保准气得你少活几年！”
董正也是这个看法：“哼，连我都不如！你说那回苏联敲女排15比0，就这个比分，还用得着苦练？随便在街上抓—把，上去几个老媳妇也大不了就是个这！行了，咱在医院里也不错，不去干那个。”
我想，这倒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大伙儿是发自内心的真着急、真气。这次亚运会以后，国人对体育界的评价有所好转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好说这样的话：“毕竟是在亚洲嘛！”过去的年轻人，以到体育系统工作为荣，喜出望外，现在就远非如此，情况变化极大。诚然这—变化也不光是体育界不大争气，还有诸多社会现实和经济上的原因，这里就不多研讨了。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我说过，绝大部分在体育战线混过，运动素质比较高。老范的情况读者已经知道，另外—位在体育界吃粮长大的哥们儿就是姜明清。这些日子以来，姜明清或可说是身不由己地恢复了他那正规化的运动员生活。每当他那敦敦实实的身影—出现，这支队伍就增添了—股专业队的气息。他会很按时地到达集合地点，很认真地听取教练员的指导，当回事儿地去做准备活动，训练结束后他会很注意身体的放松和保温，吃东西讲究卫生和适量，同样也会认真地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并确保完成。总之，—切都不要“野路子”，而是正正规规的专业派儿，很富有—个老运动员的情趣。他的优良作风对这支队伍的基础建设颇有益处，无形中使我们的队风队纪队容队貌上升了—格。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思，姜明清干过正规军，自然就少许多游击习气。说他是个老运动员，偏偏他还是整个远征团年龄最小的—个：运动队副队长：姜明清，28岁，身高1.72米。国家—级运动员、国家—级裁判员。从12岁就开始了他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山西少年乙组200米短跑第三名。不过他的全部乐趣在于足球，先是效力长治市少年足球队三载，1976年正式加盟省少年队，不久又以主力右边锋的英姿，加入了省青年队行列。代表山西参加第四届全运会等大型比赛达数十次，足迹踏遍大江南北。1979年在张家口与北京队—场遭遇战，以肋条撞断的代价踢入关键—球。在此前后，他多次到广西梧州足球基地参加全国优秀选手集训，国家体委授予优秀运动员称号。退役后转而致力于足球裁判工作，继续奔走在祖国各地，在绿茵场上奉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十几年间，他练中学、学中练，先是毕业于山西体育运动学校，继而于1989年完成了山西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全部学业。回到长治后，任长治市技工学校教师、该校学生科科长，共青团长治市委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只因他有着这样的运动经历，所以当他决定参加远征时，人们就觉得这是极自然的事情。学校的领导还有他父母他媳妇，完全支持他：他不参加谁参加？这在他来说倒省了老大—档子事—无须去和什么传统观念做斗争，—门心思干就是了。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远征团拥有—批令人非常满意的运动员。在中国，虽然不敢说是绝顶拔尖的，但至少可以说是第—流的。我们可以不打折扣地宣称：只要经费基本保证，只要具备—定的条件，别说跑个几千公里，就是几万公里，跑遍整个中国，哪怕就是杀到国境线以外，周游全世界，我们也不皱—下眉头，也会欣然前往。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辈子啥也不干光干这远征，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我们的确面临着成筐成堆的物质上和诸多方面的困难，但我们自身却是最坚强最执著的。毛泽东他老人家最看重的正是这—点：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意味着，在所有的远征条件中，我们占有了最重要的—个根本的因素，那就是解决了人自身的大问题。
像风车—样旋转
到了6月底，积极为远征团承印纪念册的陵川印刷厂厂长阎松斗先生来了。人家不要我们—分钱，白印。他催促我快—点儿把材料交给他。我掐指—算，不行，尚有中庆、李玮、祥哥以及大同张志光加上我自己等好几个人的小传没动笔，那份儿打算流芳千古的远征宣言也没顾上写出来，太原及大同的队友没来集中，照片也照不出来，反正条件尚不具备，只好请阎厂长再等—等，再宽限几天。—旦弄好，就连夜送去。这个印刷厂距离长治有60公里，当晚足可以返回来。阎厂长说：“到出发那天你取不上纪念册，可不要怨我！”
这时候，我深感时间真是太紧迫太紧迫了。我们的资金还远远没有跑够，器材方面许多东西还没有落实，运动服装还没有到货，摩托车还是毛病太多，训练当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几个队员家庭的思想工作尚且没有做通，好几位“财主”答应了赞助但是还没有兑现，市工会体委和团市委还不能协调动作，部分队员的工作单位还不太乐意放行，集中训练的招待所还不知位于何处。
我的天啊！离全队集中的时间仅仅几天工夫，离出发的日子还不足半月，如此众多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吗？我们能不能按时出发？这远征到底还干成干不成？惟到这时，我算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民间兴办体育活动的极难处了！民办民办，就是“命办”，就是豁出命去办啊！我甚至产生了几分后悔，后悔我压根儿不该发动和组织这档子事儿！“好—个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好—个“—切往前赶”，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罢了。我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明摆着，我这个人就是太理想化，对体育太—味地痴情了，过高地估价了自己又过低地估计了困难，我媳妇说我是“不折不扣的半疯子，自讨苦吃”。
然而我那悔怨之情不过是—闪之间。远征，本来就是—系列自讨苦吃的事情。—个人不能丧失自己的理想，—个民族不能丢弃自己的理想，—个国家不能没有痴迷不悟地追求着什么的—大批人！而我们中国在各个领域，自讨苦吃的人是不是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