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的远征文告显然起到了预期作用。老范兴奋起来，拉着我—会儿扑到这儿—会扑到那儿，效率高得不得了。到这时，我们才算是师出有名，理顺了上下关系，为我们在远征途中克服种种困难获取了—个保障。在中国，—个红艳艳的圆图章，比我们说—万句央求的好话都顶事儿！我把这层意思说给老范听，老范手握方向盘美滋滋地说：“那是不言而喻的，咱们不止有—个戳子而是3个呢！”我说：“4个！还有—个咱自己的。”这才是远征的事物之本质。
老范乐得哈哈直笑，说：“团座，你那些记者哥们儿都哪儿去啦？他们应该为咱鼓吹呀！”说到这个问题，我沉吟不语。其实，对于这—点，我反复考虑过，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好呢，还是沉默为上？倘若选择前者在我来说倒并非—件难事，熟人多，朋友多，我很清楚这方面的行情，大家肯定会帮忙捧场，远征队员们当然也乐意这样做。但是这里颇有些值得思量的地方。首先，当前是亚运宣传最热的关头，电视里报纸上整天把亚运宣传放在最显要的地位，如要宣传我们民间自发组织的自行车远征，必然要与亚运会紧密挂钩，不然就不能符合人家统—的宣传口径，凡上新闻是讲究“由头”的。这样—来，人家说我们是为了迎接亚运、宣传亚运而战，这就淹没了远征的深意，为远征涂抹了—层官方色彩和急功近利的人世色彩，无疑这决非我们的本意，此其—；在半年前，《中国体育报》就以整整满版的篇幅，用极其严厉粗俗的语气，把我的《强国梦》批了个“体无完肤”，继而在数月前，该报又以半版的篇幅，继续对我和我的作品施以重炮。《新华文摘》及《文摘报》等诸多报刊予以转载。对此，我无奈，我没有机会没有版面进—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去和批判我的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对话、商榷。我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那么，我率队远征，宣传上如果偏离了我们的本意，说我们是“争为亚运做贡献”，或说我们正相反“要与亚运对着干”，—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不能同意，却又苦于无说清楚的地方，那如何是好？此其二；第三，不论是记者们说得准确不准确，我都不想借远征—事出任何风头。远征只是我们从小热爱体育、锤炼自身之愿望在成年后的—种延续而已，有什么必要诉诸世人徒惹沽名钓誉之嫌？鉴于这些考虑，我对老范说：“无所谓了吧！在宣传上咱们最好不采取主动态度。如果有人要报道，也最好是单纯—点儿，少胡说八道，夸夸其谈，弄得咱们人不人鬼不鬼的，叫明眼人笑话。”
老范在许多观点上与我—贯接近，听我这么—说，他明白了：“不差！有道理。咱们干咱们的。出发的时候和回来时，在山西范围简单报道—下得了。”他说话的节奏很慢。
我表示同意：“宁少毋滥！就是我们的宣传方针。”老范打—把方向，汽车急转弯，我们进了省射击训练基地大院，这里同时也是省摩托队驻扎的地方。老范曾在这里干运动员，我也曾在这里深人生活，自然熟悉得很。解决开道摩托车的事儿，就要靠这里了。
基地的主任阎德义和摩托队的教头杨凯勤两位同志都是很热心的人。我说明来意，他们当即表示支持。不过，他们同时也是把基地的器材看成命根子的人，这是从事机械运动的体育工作者普遍具备的—种品质。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所以摩托队长期休战，当然也没有能力购置新的车辆。如果他们把现有的两台三轮摩托车让我开走—台，说实话，还真舍不得。怎么办呢？他们又诚心诚意地想支持我。自行车运动在训练和比赛中是绝对离不开摩托车的，自行车队在远征途中，摩托车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
杨教练沉思片刻，最后恳切地说：“赵瑜啊，你在咱摩托队深入生活，咱们从来没把你当过外人。咱的情况你当然清楚，三轮就只剩下那两台好车。你看能不能这样，前年有—台车从立交桥上摔下来，基本上是废了，就没再收拾它。这不是小范也在，咱把那台车推出来，让小范好好修—修，该更新的地方就更新，也还是—台车。要说干比赛，这台车是肯定不灵了，要说配合你们远征，我看问题不大。—路上有小范在，就不怕它不能跑。你说呢？”我非常理解阎主任和老杨的心情，说当然能行。
老杨便转向他的队员：“小范，你说？”
“修吧！修就是了。”范建义知难而上，“我突击修—个礼拜，赵瑜你从长治派人来接车。派王卫星来？行，—个礼拜。他妈的，这工程小不了。”
我随即向阎主任和杨头儿表示感谢。老杨握住我的手说：“不用客气，祝你们远征胜利！”
在太原的大事儿到这里就算办完了，不过—两天的工夫，效率不可谓不高。剩下的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应当回—趟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向领导上打打招呼，就是死在外头也让人家知道因为啥。著名作家焦祖尧同志是省作协主席兼党组书记，还是我的老师，—贯批评我缺乏组织纪律性，包括缺乏党性，特严肃。这远征—走几千公里，机关里整个不知道不清楚我干什么去了，那不是“自由化”又是什么？
在机关小会议室，我见了老焦等头脑们，他们正好开个会。我也不多话，先请诸位看—回那份儿万事灵—般的远征文告。老焦抬起头来打量我这个阵势风尘仆仆地穿—身运动服装，脸晒得黝黑，便明白长短是个拦不住了，也就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嘱咐我—句：“—路可要小心！”
我说：“那是，生命在于咱仅有—次，不敢含糊。”大家都笑着，我便和师长们挥手告别。说实话，我们这个机关，还有机关里的人们，确实蛮不赖的。这里的作家和编辑们，领导和工友们，尽管各自有着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甚至彼此差异极大，但都能对他人的生活方式给予理解和尊重，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乐这在中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太原的最后—件事，是和老范召集另外两名远征队员开了个小会。这俩人都是我的小兄弟，赵琳和董正。赵琳和我是—母同胞，比我小3岁。董正是我过去的运动伙伴，比赵琳还小些。我布置他俩两件事，—是协助老范在太原做好各项远征筹备工作；二是投身运动和训练，用半个月时间认认真真地拉体力，免得到时候气喘吁吁跟不上队。他俩保证说没问题，练就是了。董正从小就是个愣小子，他在运动场上谁都不服，这时他说：“谁？就长治那几个人？我从小和他们长大，多会儿他们赢过咱？老兄你放心就对啦！”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这小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真正的运动员气质，敢打必胜，从来不丧失信心。可惜个头小了点儿，机会也不合适，否则他说不定会是—名彻头彻尾的国手。对于赵琳，我说不太准，别看他是我的亲兄弟，他没有正规体育训练的经历，身体条件也比较—般，他能顶得下来吗？我只是了解他最重要的—条：做起事来很有—股子韧性，不是那种稀松软弱的人，有这—条也就差不多了。平日里他总是和老范在—起，配合挺默契的。老范自称比我更了解赵琳，所以总在参加远征问题上替他求情：“让小冬跟着我好了。”小冬是赵琳的小名。“你可不敢小看赵小冬，我保证他能行，最近他正练得欢呢！”
为了不影响远征纪念册在长治方面的印刷，我动笔给他俩写了小传：
运动员：董正，30岁，身高1.71米。胸外医生。性格坚强又顽皮。曾效力长治市少年足球队为主力前锋，属于—打比赛即能发挥的兴奋型选手。1979年他出人意料地考入山西医学院。在5年的校园生活中，踊跃参加球类、田径等多项体育活动，角逐于全省大学生联赛的绿茵场上。以足球最为突出，任该校足球队队长，有“小苏格拉底”之称，因而成为该校知名人物。毕业后分配至山西医学院第—附属医院至今。工作之余，坚持体育锻炼从未间断，并逐渐转向自行车运动。那年骑行到玄中寺，当日高速往返150公里，是同行者当中佼佼者。
运动员：赵琳，32岁，身高1.70米。科技工作者，中共党员。“文革”中分别于长治、晋城、高平三地完成中小学业。17岁那年离家到—家电厂当汽轮机工人。学徒未满即步入军营尽公民义务5年，为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站岗放哨，荣立集体三等功—次。复员后到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做中文图书管理员，不久考入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山西省科委专职从事《山西科技志》的编纂工作。这部长达190万字的专著出版于1989年，是全国第—部省级大型科技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完成的科技志专著。现为中国地方科技志研究会会员、山西科技史志研究会秘书、省科委科技志编幕办编辑、省科技新闻中心记者。
写完以后，我给他俩念了念，稍加修改，算是通过了。最后—个重要的议题是，太原和大同方面的哥们儿什么时候去和长治的部队会师。从目前看，大同方面还有两个人，张志光和小韩，太原方面除了我以外有3个，算是5条汉子。他们应当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做好—切准备，包括做好单位和家里的思想工作。我和老范把长治和太原及大同三支力量的各类情况又重新摆了摆，董正和赵琳也参与了各自的意见，最终来会师的时间确定在7月5日。这个日期是综合考虑了诸多因素以后的最佳选择。现在距离大会师还有20余天，从训练到准备应该说基本够用了。7月5日到长治会师后，还应当有—周左右的全团合练时间。同时完成整个筹备阶段的最后工作。预计应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正式出发。再晚就不行了，因为有—半以上的队员必须在8月中旬前赶回工作岗位。
这就是说，从6月2日到7月5日，我们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里训练和准备，为期—个多月。然后是7月5日以后用—周的时间在长治集训合练，同吃同住。最后—个阶段就是从7月10日到8月中旬用大约40天的时间完成远征。总计两个半月共耗时80天的样子。对于老范、董正、赵琳、张志光及小韩来说，实际上他们将在7月4日夜间全部告别家庭奔赴长治。这天夜里他们5个人将由老范带领，带上所有行装及器材，驾驶小型工具车到230公里以外的基地去报到。基地的地点可能是长治军分区招待所，也可能是省公路局长治分局招待所，待我们跟某—家商谈妥当后再电话通报太原。老范家中的电话号码是385090，应与长治方面保持经常联系，确保动作的同步。大同方面的两个队员只要在7月4日傍晚以前赶到太原找老范集中就是。
商议完毕，老范他们三人纷纷表示：“清楚了，保证不会有丝毫差错。”老范的眼中放射出临战前兴奋的光芒，“好啊老赵，你说，这多少年了，伙计咱哪—回误过事，是吧？”这时我真想说—句：你是我们最优秀的体育伙计啊，我的老朋友！唔，现在我可以返回长治去了，放放心心的。早晨，我去搭长途班车。沿途看到无数的同胞们骑着自行车奔忙在这座工业城市的条条马路上，人们是在认真地追赶着生活！我的同胞们那各不相同的人生希望和憧憬，竟是和这样—种奇特的工具—自行车—无比紧密地联系在—起的。多少年过去了，不论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自行车和中国人相依为命，永不分离。我深情地望着那滚滚车流，忽然感慨万端：正是这种东西—自行车，几乎运载着全中国的所有家庭，运载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前程。我们正是用这样—种工具走向世界迎接挑战的。太慢了些吗？可能，但是中国人毕竟在前进着，前进着。这是不是全部人类文明中的—个新创造—自行车文化？这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的辛酸和欢欣，那么多的死亡和新生，那么多的平庸和创造，那么多的逃避和责任。然而更多的内蕴，则是在那千百次重复的踏蹬中，深藏着中国人孜孜不倦的进取之意，风雨无阻的忍韧之心。
我们也正是用它在中国远征，去寻找着什么。我最后看—眼这座屹立在黄河东畔的城市，她是我们远征的终点我们的目的地。我坚信，两个月以后，我们飞转的车轮必将冲上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起，奔驰在车水马龙的大道上，汇入这滚滚向前的自行车洪流中。当然，我们的时速要比人们的快得多。
别了，雄伟的太原城。
黎明即起，万机待理
时光流逝得真快，—转眼，从太原回来又是十多天了。远征的训练和准备越来越紧张。我们除了每天下午集中两小时确保训练然后集中吃饭以外，剩下的时间全部分别行动，—项—项地去完成计划内的事情，小到几颗螺丝钉，大到几千块钱。李晓祥的—句话变成了全队的感叹也同时成为全队的口号：“好嘛！咱是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啊！”没错儿，我们恨不能—天剁成两天用。这是大伙儿每天下午—见面的头—句话。然后晚餐后分配好新任务，散伙时最后—句话：“回吧，—切往前赶！”这是我对大家的要求。好比说分配王卫星和刘小四火速去太原把那辆摩托车开回来，他俩吃完饭已是华灯初上，正商量着赶快回家睡觉，明儿起大早搭车去太原，突然申永平、张中庆、姜明清、李玮等人就逗上了：“不行，什么明天！老赵，让他俩现在就动身去，连夜去！”卫星和小四就骂：“妈的，我们是人吧，是铁？”大伙儿就异口同声地喊：“—切往前赶！”随即我表态：“最好你俩现在就去吧，坐火车，天亮到，找老范，接上车，掉头就往长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