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民报告文学集《倾听西南》
只要是一条河，它就会找到自己的入海口。
——杨景民《多余者的恋情.题记》
1988年，当扬景民在他的小说集《多余者的恋情》的扉页上写下以上这一句颇具格言意味的题记的时候，究竟是表达一种怎样的心境？是一种自励，一种自警，还是一种自信？
此刻，我凝视着摆在案头的杨景民的十部著作，耳畔回响着那句“杨氏格言”，感觉到它们在互相诠释，也在互相佐证，或者还在互相探询。它们把我的思绪引进了一种揣测和辨析之中。
置放案头的十部著作以出版时间为序，依次是：话剧剧本《一代名将战孤城》（1984.7，合著）、散文集《爱的曼陀铃》（1989.4）、小说集《多余者的恋情》（1989.12）、小说集（绿色的碉堡）（1991.7）、报告文学集《耕耘与收获》（1992.11）、长篇报告文学《大出征：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1993.12）、长篇报告文学《大动脉：战争血液》（1995.5）、长篇报告文学《“陪都”风云》（1995.7）、《杨景民散文选》（1995.10）、剧作选（双子星座）（1996.4）。除了这十部著作而外，杨景民还创作了《军人在证明》、《我在寻找那颗星》、《火与爱》等多部电视剧，再加上尚未结集的散见文章，总数约三百万字。
若从这个简略的“著作年表”来看，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杨景民自197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战士的歌》始，到1984年出版话剧单行本（一代名将战孤城）止，其间十年，他的创作是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遵命”走向“自命”，从一片混沌中的摸索逐步走向比较清醒的探寻，其轨迹有如一条在山涧曲折蛇行东奔西突的小溪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其创作视界豁然开朗，文思才情骤然喷发，展示出万斛泉涌一泻千丈之势，开始具有了一条“河”的“流量”和气象。而且，稍加注意还不难发现，这条“河”中有几股“水流”。呈现出不同的“流向”，它们相互推涌又相互争夺，正企图寻找新的“泄洪口”以便拔闸而出，奔向更加邈远、博大而深遮的文学海洋。
是的，杨景民不仅仅是个快手，更是一个多面手。举凡文学类的基本体裁，从诗歌、小说、散文到报告文学，甚至还包括文学的姊妹艺术如话剧和影视剧，他笔锋扫过，广种多收，足迹到处，必有反响。他的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等，还分别获得过全国、全军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等多种奖项。可以说，像他这样从多条战线上全方位展开推进的作家，在军队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然则，全方位式的作战，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作家的才力、勤奋、触类旁通和十八般武艺，大大拓宽了创作之流的“河床”。但是，另一方面，我的疑惑也由此而生：战线漫长，会不会造成兵力分散？风景多样，会不会导致平分秋色？“河床”辽阔，会不会使得水势平缀，从而影响了它的深度、力度乃至向前奔腾的速度呢？
套用“杨氏格言”来发问，那就是说，杨景民的文学之河究竟在哪里人海？换言之，究竟在哪儿选择突破口才可能使杨景民的创作之河奔流得更迅捷、更畅快、更汹涌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驻足于大海之滨回望来路瞻观前景的问题。景民兄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深长思之，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和把握住自己的创作优势。那么，杨景民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最大优势又在哪儿呢？作为一个读者，一个朋友，一个批评家，我愿在此谈一点儿粗浅的意见，供景民兄决策时参考。
我的辨析和判断的基本依据，就是对杨景民十部著作粗翻一过的概略印象。而且，话剧和电视剧只有“立”在舞台或屏幕上才便于全面把握，仅仅依赖“读”是不大靠得住的；加之它们仅仅是文学的“兄弟姊妹”或“左邻右舍”，故不拟在此论列。我在这里只谈报告文学、散文、小说。
先谈报告文学。到目前为止，这是杨景民创作中用力最多、用情最专、收获最大、声誉最高的一部分。他在这里集中精力打了几个大战役，出版的长篇就计有《“陪都”风云》等三部，而最初的试笔之作中篇《臧雷》和稍后的中篇《黎鳌》还先后获得全军、全国大奖。在《就（黎鳌）答（四川作家通讯）记者问》中，作家表示了对报告文学的偏爱和自信，并提出了关于报告文学创作“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文学，再者仍是‘文学’”的“三梯台操作”的报告文学观（见《耕耘与收获》）。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创作追求。“首先是报告”，往往在要求它的真实性的同时，还必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通观下来，从写人物的《臧雷》、《黎鳌》到写事件的《决战喀斯特洪水中》，几乎每一篇都是遵命之作，应急之作。在你毫无思想准备，根本不熟悉对象的情况下，必须立即投入采访，写作还必须一步到位——常常是时间紧迫，根本不允许推倒重来。杨景民在领受这一个个任务时，首先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人素养，和一个军队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总是以服从为天职，知难而上，欣然受命。紧接其后就是激情的投注和燃烧，先点燃自己，再点燃对象，从互相感化到互相融化，进而达到合二为一的境地。最后才是艺术技巧的运作和表达，如此等等。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此外，写历史题材的《“陪都”风云》和写域外题材的《大出征：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等等，则展示了作家的开阔视野和雄健笔锋，以及吞吐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驾驭能力。但因为多是急就章，未及从容打磨，时不时留下了些许缺憾：一是大气有余，缜密稍欠，影响了艺术的精致和完美；二是激情过甚，理性略逊，局限了思想的穿透和辐射。
次谈散文。杨景民写散文的年头不短，数量却不多，主要收集在二十万宇的《杨景民散文选》中。该书分“灯下散章”和“域外随笔”两个部分。“域外随笔”显见是游记甚或还带一点儿小报告文学的意思。因而不如“灯下散章”来得纯粹，我个人也更欣赏“灯下散章”这一部分，它统共也不过十万字吧。
数量少，一是囿于作家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不过来，二是多少也反映了一点杨景民对它的态度：喜爱但不看重。与报告文学相比较而言，这些小散文确实从那种题材的重大感、内容的严肃感和时间的急迫感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军容整肃的杨景民的另一面。“灯下散章”顾名思义，多是作家在静夜孤檠下一种情绪放松与心境平和中思想散步的结果。
它总是兴意所致，率尔为文，情到深处，有感而发。因此，它往往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真性情。事实上，杨景民在严肃紧张的公务之余，常常表现出一种活跃的思维，一种诙谐幽默的智慧，一种生动机巧的谈锋。他对某一个人物或事件惟妙惟肖的叙述再配以略带夸张的手势，总能让人听得兴味盎然，冷不丁地再幽它一默，就更是让你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了。杨景民的这一分才华在报告文学中尚未及施展，而在散文中却时有泄露。《西海哨所记》和《成都茶馆记》就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哦，我的藏胞》以情感真挚、语言质朴见长，而《河神》则靠意境幽邃、文笔优美取胜。同时，因为杨景民对散文的随意乃至随便，再加上骨子里不安分不墨守成规的天性，他可以把》水中涅槃写得像一篇精致小说，又可以将《聆听太阳》处理成一首散文诗……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想我写散文，又可以是小说、戏剧、诗歌式的。”（《爱的曼陀铃.后记》）总体说来，我同意吴泰昌先生的评价——“景民同志的散文感觉、语言都不错，写法也不拘一格。”同时，我也同意泰昌先生饱含着希望的建议——“如果景民舍得将手头积攒的一块完整的生活素材，一片美妙的生活感受，专心地选用散文这个形式加以表现，或许他在散文上所取得的成绩比现在更大，或许能出现几篇比现在影响要大得多的散文作品。”（《爱的曼跎铃，序》）再谈小说。我敢断言，在杨景民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中，真正比较大块地融进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历程的那就只有小说了。这一点极为鲜明地体现在《傍黑，离开无人区》、《圣水湖》、《红雪地》等“雪域系列中篇”里。虽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人看重的是“景民把焦点放在西藏地域里的军人身上，由此一点，去衍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种族、时代精神打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印记。如果说，有的作家关注汉藏文化汇流中的藏人；那么，景民则是关注汉藏文化汇流中的汉人。”（凌行正《绿色的碉堡.序》）而又有人称道的是，“这个作品从各种角度表现了西藏”，“它给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西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照”（徐怀中《多余者的恋情.序》）。两位前辈以“老西藏”的眼光做出以上宏观的把握都自有其道理，但我更珍惜的却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那一种独特的雪域高原的气息，一种对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人的命运的深深的咏叹，一种隐隐约约在神秘的异族文化中获得的启悟与灵性……而这一切，与观光与采访甚至与所谓的“深入”生活都是绝对无缘的。它必须是从那儿生长出来的，必须是以刻骨铭心的伤痛和悲哀作为代价去换取，必须是以身相许、以心相约、以生命去朝圣才可能显现的一道佛光。这就是杨景民抛洒在那一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上的豆蔻年华。“十年呀！把青春，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时期都交给了那永恒的雪山。”（《多余者的恋情.后记》）他16岁从军进藏，在那里当了整整十年工程兵，那里有他创作的根，那里是他文学之河的真正源头。
他的雪域小说虽然题材独异，风貌卓然，但与他在那儿度过的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相比就显得远远地不够啦。严格而又乐观地说起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经过以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三分法”的比较，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也可以说都有可能成为杨景民创作的新的突破口。但在我看来，最有优势、最有价值、最有后劲的是雪域小说。“优势”如前所述，十年生命的代价，得天独厚，罕有其匹。
“价值”在于雪域的自然景观、人文内涵和历史变迁，尤以军人视角切入，多姿多彩而又慷慨悲壮，若能继徐怀中、刘克诸公之后，为西藏军旅小说长卷添一道新时期的独特风景，岂不是功莫大焉？“后劲”又可为三：一是景民虽名为专业作家，但多年来主持一个创作室和一家刊物的日常工作，写作多为工余之事，实际上只是一个“业余作家”或“星期天作家”。如有可能从繁琐公务中解脱出来，再加之收缩创作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其时间和精力上都极具潜能；二是经过十数年创作历练，抡过十八般兵器，这对于小说无疑是一种积累、一种丰富，可以借鉴，可以引进，可以化用，可以杂交嫁接甚至于集其大成；三是据我粗浅的观察，景民之气质、个性、修养似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适宜。他曾私下向我透露，他最心仪最常读不厌的文学作品是《静静的顿河》，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而我读他的《傍黑，离开无人区》、《圣水湖》、《红雪地》时，就总感觉有点儿像是一部长篇的节选……
行文到此，我开始有些个忐忑不安了，我疑心自己是不是过于主观？会不会造成一种“误读”或者“误导”？恰好1996年11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有景民兄谈“文学之初”的《梦事》一文，通篇谈的正是他从军西藏之往事。在文章的结尾他深情地写道：“虽说现在我忝为专业作者，也出版了十余种个人文学集，但每每忆及此事，总觉像是梦中之事。当然，眼前也总会出现我那熟悉的雪域高原，那雪瀑般的阳光，那动人的风铃，那艰苦跋涉的工兵劲旅，那足可感动万物之灵的西藏军人的眼。同时也就知道，对于文学，我的这一切，确实都只是个开端。”
这是一种自谦。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家的一种自醒、一种自悟、一种自觉。
景民兄，难道你果真选定了“雪域小说”来作为你文学的“人海口”吗？
但愿冥冥中我们达成“共识”。
载《当代文坛》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