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集《和平寓言》
一
严格说来，《和平寓言》是阎连科的第一本小说集（此前他仅出过一部长篇叫《情感狱》），可是我却已经为他作过了两个小说集的序言——一个是1990年作的叫《阎连科将会怎样》，一个是前不久作的叫《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前者早已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家）上面，并收入了我1993年度的评论集《黑与白》之中，后者看来也多半要比小说集先行问世。一个作家有了两个小说集的序言却还没有一本小说集，这件事情听起来多少有点儿古怪或费解，其实说穿了既不希罕也很简单，就是说他有两个集子早已应约编就，但又都由于当下极易理解的经济原因而被迫搁浅。如此而已。
当然，要细说起来这里面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可说道的（比如出书难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之类）。因此，在说及《和平寓言》之前，我不妨先来说说阎连科这个人。
二
初识连科，他一般会给你留下如下印象：忠厚老实而不免拘谨，拙于言辞而近乎木讷。这倒也大体符合他笔下的农民军人性格，但却与他整个文学世界中那一般股活泼着飞动着的灵气与悟性相去甚远，让你不得不在心里犯嘀咕，他小说中那些机巧智慧狡猾鬼道怎么亏他想得出来……
不过，这倒又印证了我多年来在对文学朋友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一个虽然还算不上规律但也有相当概率的“发现”：即那些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显得极其精明似乎倚马可待的“显才”（与“隐才”相对，纯属我一时杜撰，不求精确科学，只求读者意会），往往并不擅长小说的创造，而更胜任于报告文学或理论批评或诗歌之类；与此情形相反，另有些看来脑子反应不甚快捷甚至还有点迟缓，口头表达也不够利索或者还有点要木的“隐才”，倒常常能把小说鼓捣得十分地道。往近里说与阎连科类似的军旅小说家就有刘兆林、周大新、苗长水、陈怀国等等，往远一点儿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沈从文了，据说沈先生当年站在北大讲台上常常嗫嗫嚅嚅，与他笔下汪洋恣肆的气度实在判若两人，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不少相反的例子，对文学人才进行简单的归类也许是最不聪明的做法。至于作家的气质、个性与文学体裁之间究竟存不存在一种对应关系？
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对应关系？这实在是有待专门的作家学学科才可能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是浅尝辄止，就此打住吧。
三
我还是接着再说阎连科。
事实上，阎连科正经是一把小说好手。说他是小说好手的理由我可以举出很多，但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条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小说快手。他在军艺文学系上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的手稿，不管中篇短篇，都是一稿写成，而且是一丝不苟有模有样的手写扁宋体，比誊抄的还干净工整。他的每一个中篇，基本上都是一周写完，而且每每不无几分自得地将写作时间注明在篇末。这确实值得骄人，也令人羡慕，它至步说明作家写得轻松，而写得轻松又快捷就是才气，写得愈轻松愈快捷才气就愈大。更而且，一周一个中篇，对于阎连科来说，并非是紧赶慢赶的非常态下的加速度，而是一种常态下的匀速写作，只要酝酿成熟了，他总是像春潮拔闸一般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统计表明，自80年代末至今短短的几年之中，他发表的中篇已超过40部。这虽然未必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但也足够让人吃一惊的。这多少有些让人联想起当代文坛一些才大气粗的小说快手的“喷吐式”写作。但阎连科不是“喷吐”也不是“爆发”，他是静静地、潺潺地、欢快地流淌，几年“流”下来，依然潺潺，依然欢快。
说到这里，也许就有人要问了：阎连科写得快而且多，但是不是好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创作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一大堆废稿也挡不住一句真正的诗，这都是无须赘言的。我想我说多与快的质量前提，起码必须是在水平线以上。就比如说阎连科的40余部中篇小说，我不敢说篇篇都好，没有少数几部平庸乃至粗糙之作，但更多的却无疑是同一时期同类题材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具体来说，像80年代末的《祠堂》、《两程故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90年代初的“瑶沟人系列”，以及近两年来的，“农民军人系列”等等，多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收获》、《昆仑》、《花城》等一批权威刊物上面，而且常常占据头条位置，其中至少还有《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中士返乡》、《寻找土地》、《夏日落》、《和平雪》等十余部分别或重复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过多种刊物奖励，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都并非衡量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但它们所包蕴的“文学信息”我想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再把这些和“一周一部中篇”、“几年数十部中篇”的速度和数量联系起来考察，那么，它们所提供的综合文学“指标”就大致为我们给出了阎连科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的“定位”。
四
据此，我还想再强调的一点是，阎连科保持在一定质量水准之上的超乎平常人的创作速度与数量，确乎显示了他的小说实力与才华，这是一个吉祥的兆头，同时又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所谓“吉祥兆头”，说的是它有可能导致大家的产生。尤其在创造活力普遍委顿和创作生命普遍短暂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中，作品的数量就往往成为了不少人的局限，对于他们来说，写好几部作品也许并不困难，但是要写出一个庞大的作品群来却嘎嘎其难。而一个大家风范与地位的形成，既有赖于一定的质的高度的标志，也有赖子相当的量的广度的支撑。
即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亦如巴金、老舍、沈从文，在一定意义上说，写得多比写得好对当代中国作家更具挑战性。阎连科似乎有希望也有能力在这方面一试身手。这是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同时也正是埋设在通向阎连科的艺术顶峰的道路上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的危险性就在于陷入一种驾轻就熟的惯性写作中不可自拔，从而限制了作家对新的高度的不断突破与冲击，最终在平面复制的泥沼中湮没无闻。作家的创作突破大都在什么情势下才得以实现呢？那就是把每一个新的创作都当成是一次自我诸难，自我挑战，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写作中的陌生感与新鲜感。不要因为新的尝试的可能失败就满足于旧的套路的重复。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不冲击新的高度就永远破不了自己的纪录。
数量与质量，是阎连科创作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命题，他似乎难以舍弃任何一头，他企图在这个。“两难”之间建构起闪耀着自己个性光彩的小说大厦。果真如此，他就必须要有作韧性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而且还决不仅仅是那种拼时间拼体力的“创作消耗战”，还必须要有雄谋远略的规划，全面修养的强化，或者也包括创作战线的调整与突击方向的选择等等。长此以往，比较能集中他的才华、情思与智慧的大作品迟早是要出世的。换一句话说，阎连科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
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这也是四年前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最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