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剑鸣小说集《黑旗》
中国西部，作为一次次地壳运动的结果，已经在地球上隆起了亿万斯年，形成了壮阔雄奇神秘的最伟大的自然景观。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再度崛起，但这是一次美学运动的结果，这是一次艺术创造的崛起，它形成了当代中国辉煌的艺术山系——先是以昌耀、周涛、杨牧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带着汉唐气派突进中国诗坛，与阴柔之美的“朦胧诗”派分庭抗礼；继而，张贤亮、张承志、王蒙、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西部小说又异军突起，以其雄挥、苍凉、诡谲的风神傲视中国小说界；接着，一部《黄土地）揭开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革命的序幕，随之是“黄土高坡”的高亢旋律刮起的“西北风”鼓动了大陆通俗音乐的初潮；最后是散文界，被马丽华的《藏北游历》和周涛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的大气磅礴所震动……
这种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艺术生产力和创造性空前的解放与激发？是因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异化代价所导致的人类“回归自然”原始情结的冲动与释放？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现实的巧合？
无数个大命题有待无数部专著来研究、阐发和解答。我，作为一个军旅文学的批评家，面对以上现象，常常感到的却是一种军旅文学的失落。也就是说，在贯穿整个80年代的西部文艺大交响中，军旅文学或者具体说军旅小说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虽然我们间或可以听到唐栋、李镜、李本深等人的吟唱，但在那宏大的气势中，终不免有细若游丝之感。这又是为什么？
从理论上说，西部的自然环境和西部的人文精神中所易于滋养的英雄主义气质，与军人的品格，与军旅文学的基调，正应该是相契合相通融的。中国西部的冰峰雪山戈壁沙滩是磨砺锻打和平时期中国军人的意志、情操和性格的最佳场所，同时也就应该是培育和产生优秀军旅文学的理想温床。但现实的景况却使我们陷入尴尬。
同样使我自己感到尴尬的是，面对以上悖论，我们的军旅文学理论显得不堪一击，它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是因为它还没有对西部军旅小说进行更多的关注和像样的研究。我在为西部军旋小说感到遗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感到惭愧。
之所以引发我上面一通大而空的感慨，乃是缘于此刻摆在我案头的杨剑鸣君的小说集《黑旗》。当然，杨君亦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军旅小说集送来让我作序的。我也是在读完之后才恍然悟到，这原是一部地道的军旅小说集，而且还是一部地道的西部军旅小说集。于是，心情也随之一则以欣喜，一则以惋惜。
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2月号《青年文学》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我颇为得意的一个短篇《地牯的屋.树.河》，并且还配发了徐怀中老师的评论《探索性的，而又是深思熟虑的》。紧随其后的就是短篇《黑旗》。因了这种缘分，虽然我当时对作者杨剑鸣的名字颇感陌生，但还是认真读起了这篇小说。读着读着，便为之吸引，倒不是由于作品对特定年月中极左政治的有力揭示，而蔓多是由于字里行间所发散出来的戈壁深处的那一分遥远陌生而又强劲有力的浓郁气息，以及作者对大漠军人生活的那一分稔熟与亲切，和他影影绰绰地对西都军人精神与气质的触摸与理解。这部作品的表现内容和风格在当时的军旅小说世界中是并不多见的。我立即打听作者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他正准备转业。五年之后，当我应邀和老同学叶雨蒙结伴去济南参加他的长篇纪实小说《黑雪》的首发式时，又意外地发现此书的责编正是杨剑鸣。于是我们相识了。
交谈之下，这才知道他原来在西北大戈壁腹地的一个导弹基地摸爬滚打吹拉弹唱了十五个春秋。遥想《黑旗》当年，我心中感叹“难怪不得”。
所以，读到这一部小说集时，我不觉着意外，而是感到欣喜。杨剑鸣不仅写过《黑旗》，而且还在《十月）等刊发表了《死亡地带》、《昼的月》、《孤独的大漠》等系列作品。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思考有政治色彩比较强的，也有超越了意识形态层面而楔入了人情美或人性恶的深度的，甚至还有关于非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的敏感追问方面的。殊为难得的是，它们都统一展开于西部的自然环境、风俗文化和人文精神之中，传达出了一种西部独特的氛围、情调和气韵。以此足可断言，杨剑鸣是一个80年代中期就孜孜追求西部军旅小说创造的自觉者。这部小说集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晶，亦是西部军旅小说的一个收获。
我的惋惜之情即由此而生。——假如杨剑鸣没有转业或者说不中断他的西部军旅小说创造的追求，那么，以他的才力和扎实的大漠军旅生活体验，他的成功势必会再推进一步，而完全有可能在雄壮的西部艺术交响中为军旅文学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不过，话不能说得太绝对。现在为他惋惜也许为时过早。
今天杨剑鸣君竟然想起来结集旧作出版，仅仅是为了一种纪念吗？或者是一种怀旧？创作往往就像酿酒，发酵得越久，其酒便愈香。再说了，十几年军旅生活的历练和戈壁风沙的摔打难道就不会对他今后的人生（无论继续从事创作与否）发挥一种久远的影响吗？就算他从此放弃西部军旅小说的创作，但西部的灵气和精神就不会在他来日漫长的旅途中突然绽放吗？
古人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我们等着瞧好了。
原载1994年8月15日《文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