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广受关注的又一条原因，就在于它以新鲜的生活支撑了重大的主题表达和敏锐的思想发现。当然，就此一点苛刻而言，也可以说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作家立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投注于军队现实，将一片科技强军的陌生领域里的生活风景展示于世人，令人耳目一新。败在作家缺乏野战军经历和演习经验的局限，因而只能在想象的空间中展开他的主题，人物与故事，不可避免地使一些虚拟性情节留下了疑点，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还缺少精彩扎实的生活细节来画龙点睛。概言之，生活准备的不足，最终影响了《突出重围》这一新颖、重大主题更充分的艺术化表达与转换。但它在给我们留下某些遗憾的同时，不也清楚地传达出了新的生活的永恒召唤吗？
历史写作资源的重新认识
强调关注当下并不意味着淡忘过去，提倡重视现实题材也不等于轻视历史题材，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换一角度看，相当一个时期内，战争文学就是军旅文学的别称或至少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战争又都成为了或近或远的历史，因而，如何面对历史战争题材这一深厚的军旅文学写作资源，能否以当代意识与眼光去观察历史，使历史常写常新，是军旅作家不能回避的又一重大课题。
九十年代以来，从事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在发掘历史写作资源的富矿方面，可谓是别出心裁，各辟蹊径。远的有韩静霆辑古钩沉，为两千年前的兵圣树碑立传，写意造像，使我们在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同时，也获得了认识战争文学题材新的广阔视野（《孙武》）；近的有邓一光正本清源，作为对八十年代一度消解英雄情绪的反弹，重新审视父辈军人的心灵历程，再次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英雄人格的向往之情（《我是太阳》）。晚近女作家项小米、姜安的《英雄无语》和《走出硝烟的女神》，又分别写出了女性视角中的中共早期“特科”战线的神秘与惊险，建国前夕人民军队一支由孕妇组成的小分队所遭遇的奇特与悲壮，在揭示出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作家对战争与英雄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丰富与拓宽了战争文学的风景线。
比较而言，《亮剑》在对战争生活的选择上，也许是最不具有新意的，无非是灭鬼子、打土匪、闹县城等一些肖飞、李向阳、敌后武工队们早已干过的事情。但是，由于作家在这些传奇性的故事中，赋予人物更强烈的个性，并对人物桀骜不驯的个性表达了更多的人性化的尊重、理解与张扬，鲜明地灌注了一种当代审美情趣和人性评价尺度，就使得这个老故事的老人物放射出了更加个性化、人格化与人性化的新鲜夺目的熠熠光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新的观念（英雄观）照亮旧的故事与人物的成功范例。
事实表明，我国数千年博大浩瀚、丰富多彩的战争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文学资源富矿。当代五十年的战争文学实绩与之相比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数或重大或精彩的战争或战役甚至还是一片一片处女地，期待着作家们去开垦。即使是一些被反映或涉猎较多的历史时段（如20世纪上半叶）和战争（如抗日战争），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同层面的“新意”等待我们去继续发现与开掘。那种认为“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写得差不多了”的论调可以休矣。
英雄主义的当下魅力
英雄主义是人类最古老最高尚的精神之一，尤其是军人最崇高的品格，因而自古至今也是战争文学（军旅文学）的基本主题。没有英雄或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学，至少也是不够健全和健康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商潮涌起，物欲横流，当代中国军人下于如人无物之阵，却又时时刻刻要面对物的挤压与诱惑。如何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中保持军人的英雄品格，早已引起了军旅作家的深切忧患（《醉太平》）。在慨叹现实中的英雄被肢解成“英雄的碎片”（朱苏进语）之后，军旅文学作家们寻找英雄的热情并未稍减。一部分如前所述，属“回溯式”，如邓一光、韩静霆等，频频回眸历史，以至把目光投向了远古；一部分属“前瞻式”，如乔良的《末日之门》和朱苏进的《祭奠星座》，在未来预言小说或假定性空间中构建英雄的神话。
《突出重围》和《亮剑》依然是上述两极的延伸和拓展。前者的英雄以未来为参照，后者的英雄以历史为底蕴，而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旋律则使它们共同赢得了今天的读者。这也正好说明了生活与文学、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一个陷入物欲中的社会，恰恰需要理想之光的照耀；或者反过来说，在平庸的现实的泥淖中，必然会绽放出精神的莲花。
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亮剑》作者都梁的商海经历和他的英雄情结之间构成的某种张力。换言之，《亮剑》人物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作家的情感参照来自商场。因为，在商场上见过太多重利轻义、背信弃义、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人与事，就更加怀念真情和友谊，世无英雄而更加渴望英雄。早年从军埋下的英雄情结一旦释放便不可阻遏，并有意无意以理想化与传奇化的审美原则将英雄推向了极致。一个重诺轻生、铁骨柔肠、豪气干云、肝胆照人的将军李云龙就这样磅礴而出。——在战场上，他如将军般杀伐决断，如大侠般快意恩仇；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坚守良知与操守，捍卫正义与尊严，宁折不弯直至凛然赴死。他的英雄乐章在隆隆炮声中轰然奏响，在悲剧性的虎落平川式的压抑与磨难中戛然而止，令闻者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披肝沥胆固然不易，但在和平时期（或如“文革”的政治高压，或如当下的金钱腐蚀）保持英雄的人性与情操亦属不易。都梁的英雄理想是属于军旅的，但又是超越军旅的；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而又指向现实，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强烈的针对性。使平庸如我辈者，获得了一次洗礼灵魂的机会。这也就是英雄主义在世纪之交的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和巨大魅力的根源之所在。
故事性是长篇小说飞翔的翅膀
说来说去，《突出重围》和《亮剑》之所以拥有读者，已经或将要“飞进寻常百姓家”，首先就是它们都借助了故事的翅膀，写得好看。为此，两位作家也都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柳建伟就坦言，为了追求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情节的大开大阖，他是认真研究了金庸武侠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模式的，并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而都梁更不止一次地谈到《亮剑》的一条重要创作体会：自己作为一个无名作者，一个文坛局外人，首先考虑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让素不相识的编辑能读完书稿。别无它法，只有努力写得好看，让他看完一章就不能放手……
都梁在这里道出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同时也抓住了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或者至少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要好读，要抓人。否则，你纵有再深刻再伟大的思想，别人不看，读者不买，你只有徒唤奈何。好看靠什么呢？都梁靠的首先是故事。先用故事吊住读者胃口，然后再在故事中期造人物、刻画人物、讲述命运、表达主题。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主要叙述方式。都梁深谙其中三味。他的故事组织、情节编排，颇得中国章回小说之要领，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同时又吸纳了现代小说叙述的某些元素，加快了节奏，加大了密度，闲话少说，单刀直入，减少铺垫与过渡，使故事始终在一种紧张的节奏中快速推进。再加上他对故事与人物作出的传奇性渲染和处理，又大大提高了其惊险性和精彩性，使人读得间不容发，酣畅淋漓，直如三伏天饮甘泉，一气读完而后快。
近二十年来，由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译介的影响和急于与世界接轨的价值取向的诱惑，导致了相当一批作家作品的洋化倾向。有的结构繁复，使人晕头转向，有的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其探索精神和试验意义都以疏离读者作了代价。当然，读者多寡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高下的惟一标准。就像我们并不否认《尤利西斯》《弗兰德公路》《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典性一样。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经典文本自有其创作与接受方面深厚的美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照搬到中国来就未必合适。反观新时期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普遍认可的还是《芙蓉镇》《古船》《白鹿原》《曾国藩》《雍正皇帝》等这一类走民族化道路的现实主义之作。至于金庸的广为流传且长盛不衰，就更加说明了一个民族长期积淀的审美心理顽强的选择性和排他性。我们不反对一部分作家追求更加个人化的内心表达和更加先锋性的艺术试验，但就更广大的读者层面的接受期待而言，人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好看的有故事性的雅俗共赏的好（长篇小说）作品。
至于军旅文学方面，我倒愿意在此重申一下我十年前提过的一个观点：倡导通俗军旅文学的创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它无非是比较注重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尊重审美习惯的民族性，比较看重表达形式的大众化，从而以明显的可读性去争取不同层面的广大读者。而我的“倡导”其要点有三：1.从创作对象看，军旅（战争）生活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充满刀光剑影和生离死别，最富悬念与变数，是培育通俗文学的肥沃土壤，从《三国演义》到《林海雪原》，成功之作不胜枚举；2.从接受对象看，广大军营以青年战士为主体，他们正处在生理、心理、思想、文化的全面发育期，精力旺盛，求知欲强。与其让庸俗、恶俗之作泛滥其间，造成诱导和误导，还不如为他们提供健康好读的通俗军旅文学作品，变堵为导，变被动为主动，使他们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既为高尚情操所熏陶，又被军事知识所涵养，此所谓“寓教于乐”，岂不妙哉？3.从创作主体看，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能创造经典作品的作家部只是极少数，军旅文学也不例外。大部分军旅作家如果一味地眼高手低，将会无形中将自己困于～种“武大郎攀杠子，两头够不着”——既雅不起来又“俗”不下去的尴尬境地，扼制了自己艺术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挥。与其如此，倒不如大胆地正视自己，扬长避短，为创造通俗军旅文学并形成多样化的军旅文学新格局贡献才华。
以上“倡导”，以《突出重围》和《亮剑》验证之，如何？
总体来看，二十年的军旅文学，自80年代末跌入低谷，到90年代中晚期又开始攀升，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就是长篇小说的繁荣已初露端倪。就此一点而言，已经全面超过了80年代。尤为令人可喜的是，除了一批资深作家（如朱苏进、周大新、朱秀海、韩静霆、乔良等）已渐人佳境外，一批新锐作家（如阎连科、柳建伟等）正后来居上，其中不少厚积薄发的长篇处女作（如《亮剑》《英雄无语》《落日之战》《走出硝烟的女神》《兵谣》《恕我违命》等）表现出了足可信赖的创作潜质。以此“回溯”为依据再作一“前瞻”，我们对21世纪初军旅文学新的高潮可以期待，而长篇小说则最有可能成为这一“高潮”到来之前的最初的潮汛。如果本文所谈的几点“启示”能为这一“潮汛”推波助澜，则吾愿足矣。
6.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一个醒目的军旅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习焉不察——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特别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实际上还包括绝大部分女青年军旅作家，如何晓鲁、刘宏伟、王海鸽、丁小琦、庞天舒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大新、陈道阔等。这种现象究竟包蕴了什么样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呢？本文即试图从他们不同的身世经历人手，主要取社会心理（上篇）和文化心理（下篇）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涉及到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
一
广义而言，历史而言，我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数千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农民的战争。本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农民。所谓出身农民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一般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军前就是地道的农民（李存葆初中毕业、莫言高小辍学、宋学武高中毕业后务农）。而所谓出身军人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虽然都是生于军营、长于军营，尔后穿上父辈的军装，但实质上也大多是农民后裔，上溯到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差不多都是农民了——和农民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共同之处，这也是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军队的特点与性质命定的。然而，一个是出生于直接的农民家庭，一个是间接的农民家庭，这就有了差异，这就使得他们像军旅文学大树上长出来的相距很远的两根枝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