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学的收缩与贫弱
现在，让我们再改变一下叙述的角度，将扫瞄的焦距从乡村文学对都市文学的排斥、扼制，转移到都市文学自身的收缩态势与贫弱症状方面来。当然，都市文学天赋般必然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她的直截诞生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或工业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市乃是先头部队，又是主力军。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涉及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并审视一下外域文学空气的飘入。
现代都市生活的主体组构证明，较之乡村、乡镇平缓、固定、单一的生活样态，她的生活节奏，心理流速，都要高出若干频率。从而使历来在乡村中集结的作家和读者们一时难以适应。《子夜》中吴老太爷冒冒失失闻人上海，不期被新的观念流、心理流所猝然击毙，就是一个形象的极端的例子——旧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在新生活的洪水猛兽面前一触即溃。从这个意义上推导，乡村生活作家难以准确深刻地把握住都市生活的底蕴。甚至在相当数量的城市作家中，由于乡村文学的历史熏陶（当然还有思维的心理的原因），竟然也少有能从容体察精妙摩写都市风貌的高手，以致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上海、广州、深圳、厦门诸城，不得不大呼“城市文学”来哉！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都市文学之存在，或者颇有收获（如从《子夜》、《围城》、《上海的早晨》、《一代风流》到《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等等）。但令人诧异的是，都市文学的形态，由于多方扼制的逼迫，竟出现了“都市里的乡村”的奇特现象——1.相当数量的城市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热情，大大超过了对都市生活的兴趣（如大批“蒙难文学”和“知青文学”的作家们）；2.部分都市文学作品中刻绘出来的生态和心态，与其说是城市的，毋宁说是乡村的更符合实际；3.创作都市文学的眼光、手段、方略以及气势、节拍、审美观念等，多袭用乡村文学的老谱——“都市里的村庄”，充分表现了作家创作心理，写作习惯的必然过渡，不可能在一个早晨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同时亦见出乡村文学对都市文学的无孔不入的扼制与进攻性品格。
此外，都市文学处于民族的历史前沿，外域文学思潮不舍昼夜地涌进她的血管，使她始终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一个通病——从都市文学三十年代的启动，到八十年代的加速，在其不算太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直较少看到有深度有力度的艺术原则与实践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反倒常见“时髦病”的蔓延——形式的奇愕、怪诞，技巧的花样翻新，得其皮毛未识精髓的介绍，都使长期的借鉴（特别是全面开放之后）仍停留在一种立竿见影的仿效层次和穷追不舍的紧跟状态中，几乎还少有大的气象，少有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以写都市生活名噪一时，且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们对新感觉、意识流、象征、意象等等手法的熟练操作，并不比今天的晚辈同行逊色多少。但是，如同他们的迅速崛起一样，历史对他们的淡漠亦毫不迟疑。谁还记得《上海的孤步舞》、《都市风景线》、《公墓》、《舞女》？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王蒙、刘索拉们对“现代派”的成功选择，而且颇有些一呼百应，方兴未艾的大趋势——这莫许正是有生命力的当代都市文学问世的先声？
大约在八十年前，旧封建王朝行将灭亡，民族的兴兆，激发着年轻鲁迅的热情，他写道：“呜呼！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八十年过去了！那黑暗、残忍的时代也一齐消失了！现实曾迫使、催励中国作家的政治化，而作家们又悲壮地毫不犹豫地把文学政治化了。这是这个时代（尤其是前八十年）文学的最大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农村”包围“城市”，无疑便是这个抽象特征的具体实施。作为“包围者”的乡村文学的特点、成因以及局限等等，我们已给予了评析。那么，她的历史功绩呢？
肯定，乡村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配合与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然，我们的乡村文学作家，在反传统与合传统的螺旋推进中，终于倡导与实行了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运动。“喜闻乐见”、“民族气派”这两个显著特点，又建立、丰富和满足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的审美原则和审美情趣。这多少也可以认为，中国乡村文学作家理智上倾向西方（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反传统的总倾向；而情感上的倾倒于东方（中国的非典籍文化及乡村变动中的民族生活等），又是合传统的宿命般的归宿。这对矛盾最终证明：乡村文学的历史功绩及其命运，都将铺展与收束在未来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面前。
我们这样的估价，等于指出：随着代表现代化文明的都市文学的勃然耸起，乡村文学的局限亦将更加暴露。当然，在两个方面——更切近、更准确地反映以科学技术为主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和更深刻更彻底地表现中国人民的民主化进程——都市文学都将和乡村文学在不断强化民族意识和剔除封建残余的两个方面，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但以下趋势将愈来愈清晰：都市文学将与乡村文学并驾比肩，相互消溶，长期共存，最终取代。这不是时代的偶然，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命定了这一点。如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必然从“农村包围城市”走向了城市领导农村一样，又如同乡村文学统率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一样，也如同早期成批的都市作家紧随历史的动进，纷纷走入了乡村创作一样（如丁玲、周立波等），当代后的都市文学亦将成为未来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潮，未来的乡村文学作家们也将向都市文学来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性转移（如描写“城市交叉地带”的作家作品愈来愈多，即是明证）。
最后，如果我们再作一次历史的俯瞰，将不难发现，二十世纪乃是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化向大工业现代文化过渡的时期。在这段漫长、艰难而壮丽的文学跑道上，她的前端，产生了伟大的先驱鲁迅；她的后端，亦或将产生另一个或一批但丁式的伟大人物。到那个时候，乡村文学独占鳌头的格局也就趋向终结。随之，是一个更加灿烂更加迷人的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值得咏叹的是，中国乡村文学历史的辉煌与历史的暗淡，同样将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世纪后的人们所记取。
5.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从《突出重围》与《亮剑》谈军旅文学创作的几点启示
两千年伊始，长篇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与长篇小说《亮剑》（都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相继推出，就像两道原料生猛、营养丰盛、口味鲜辣的精神大餐，让人们大饱眼福，大过其瘾。
众所周知，电视剧《突出重围》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突出重围》（柳建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而小说在问世以后的一年中，声誉与日俱隆，行情一路飙升，值得略作介绍的倒是《亮剑》。就我的阅读感受讲，此书当得起四个字评价：一是好读，二是感人。近年来读长篇小说无数，也时遇佳作，但总体而言，好读的不多，感人者更少，二者兼得就少之又少了。“新人亮剑，出手不凡”。果其然也。
《突出重围》的势头正炙手可热，而《亮剑》的影响方起于青萍之末，为什么要将二者兼而论之呢？首先，我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时间已经证明或将要证明，这两部作品都是军旅长篇小说的中锋正笔，是军旅文学走出低谷突出重围的重新亮相之作，更为难得的是，就创作主旨而言，两部作品都在铸炼当代中国军魂——如果说，《突出重围》以前瞻性的眼光，在一场假定性的模拟战争的高科技对抗演习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型军人的英雄理想的话，那么，《亮剑》则以回溯式的视点，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炮火硝烟与血雨腥风中，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一个集勇猛、刚烈、草莽与智慧、正直、坦荡、忠诚与良知于一身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军人的英雄传奇。一审视历史，设计未来，二者天衣无缝地相衔接于世纪之交，中国军魂在这里得到了纵深的、立体的、发展的塑造与呈示。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两部作品的出现，对于当下至未来一个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和整个军旅文学，究竟提供了哪些鲜活而深刻的启示呢？
长篇小说要关注时代重大主题
毋庸讳言，很久以来，重大主题（或题材）的创作被作家视为畏途，“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概念化”、“传声简”的教训前车可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们心有余悸。但是，远“重大”而近“轻小”的价值取向，又使文学尤其是长篇创作的选材出现了新的失衡，并为此同样付出了代价。“小我化”、“私语化”的写作尽管精巧别致，却始终难以在更广大的范围里引起共鸣即是一例。无论如何，在相同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关乎一国、一民族、一社会的重大主题（题材）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学与社会最直接最重要的联结通道。反之亦然。
《突出重围》获得反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作家以过人的胆魄与敏锐，站在谁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高度，勇敢地直面世纪末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可能面临的未来挑战，热切地呼唤“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表现了对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盛世危言品格，拨动了时代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出书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直接印证了该书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之后，它的影响一夜之间突出文学界，激起了军方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电视剧摇出，使居高不下的“突围热”再度升温……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多是非文学的胜利罢了。是的，我们承认《突出重围》还远未在艺术上臻于完美：它在传达主题方面过于操切与直露，影响了人性的深邃表达，语言也有失粗糙，有的情节与细节也还缺乏坚实的生活依据，如此等等。它的“火爆”，确实得益于诸多非文学因素的造势与烘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纯文学并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振兴之路的紧要关口，人们难道不是更加需要听到一些虽然发音不甚优美但却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吼叫吗？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呐喊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文学真正艺术地把声音更加深沉有力，更加激动人心地传达给时代与社会。《突出重围》作为一部正面强攻重大主题（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一年始终势头坚挺，并且连绵不断地引出话题形成热点，难道不是给世纪之交的军旅文学和中国文学撞开了一条突出商潮包围的通道吗？
作家要直面火热的现实生活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型的文学体裁，与中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灵巧和快捷相比较，显得相对笨重与迟缓。但是，在与行进中的尚未定型的现实生活的对位关系方面，它却有着更为全面，广阔、丰繁与复杂的表达的可能性，又为中短篇所不及。因此，反映现实生活，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主攻方向之一。以此观之，九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比之八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出现了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黄国荣的《兵谣》，简嘉的《兵家常事》，詹文冠的《恕我违命》等一批现实题材作品，使军营的现实生活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空前多样与丰富的表现。但是，严格讲来，这些作品中真正直面当下生活的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贴近当下的气息还比较稀薄，所谓“现实”，不少也是对过往十年二十年前军旅生活历史阴影的回眸。人们企图在长篇小说中听到人民军队正在行进中的足音与脉搏的愿望，仍然免不了有几分落空。
原因何在？生活需要沉淀；审美需要距离；揭示现实矛盾的分寸难以把握；以思想的理性之光照亮与穿透现实生活谈何容易，等等。是的，这都是理由，也都是现实题材长篇创作的难点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应予以优先考虑，那就是生活——我们对当下火热的军营现实生活究竟熟不熟悉？有没有拥抱的热情？甚至有没有想去亲近它体验它了解它的兴趣？
在我看来，一方面由于成名已久或出道多年的军旅作家的中坚部分已经或正在远离基层，一方面由于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因此，不客气地说，我们对当下千变万化、急遽发展的军营生活隔岸观景、雾里看花的现象是普遍性的。更可忧虑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物欲的膨胀和诱惑也侵蚀了军旅作家的定力与执著，使他们关注军队现实的热情与精力都呈现出日益衰减的颓势。长此以往，军旅作家与军营生活之间的距离将会日渐拉开，现实题材长篇军旅小说的繁荣就只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