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昆仓》第一炮的打响，和朱苏进同志的中篇小说《射天狼》有很大的关系。记得当时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作家、戏剧家胡可同志是受总政文化部党委和部长刘白羽同志的委托，审读《昆仑》创刊号全部稿件的，这次审读实际上是一次新产品出厂前的总检验。他在读完这几十万字后兴奋地对我说：“我认为单凭这篇《射天狼》，我们就可以说，《昆仑》可以创刊，《昆仑》能够办好！”我无论当时和现在，都从心里赞成胡可同志这个判断。
接下去，王文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大谈《射天狼》开创的若干“第一个”，并且毫不含糊地称许：“《射天狼》是《昆仑》的奠基之作。”
我想接过胡、王二位老前辈的话再作如下引申：
《昆仑》因《射天狼》而奠基，朱苏进因《昆仑》而腾飞。
实际上，朱苏进最初探索和发展个人风格，同时也是尝试和开拓新时期和平军营题材小说创作道路的努力，在《昆仑》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和醒目。虽然《射天狼》留给了人们许多“第一个”的印象，但更给我以新鲜刺激的却是其后的《引而不发》。前者体现了一种冷峻而成熟的现实主义风范，后者却反映了一种热烈而偏激的理想主义气质，这是朱苏进的“两极”，它在当年就已初见端倪。只不过两相比较，后者更容易窥见作家隐藏深幽的内心世界和瞬间迸发的耀眼才华。也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读到它时，我已离开榕城在闽南某炮团当宣传股长了，记得当时兴奋难抑，按捺不住地给朱苏进写了一封长信。具体写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记忆，但我找出了苏进当年的回信，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也略略可揣摸出一些个意思。苏进在1983年5月16日的回信中写道：
“你信中关于《引而不发》的评价令我极为震惊！犹如霹雳闪电，盲人也为之一振。真想不到，你除工于小说，还具备更多的经过改造的诗人气质。其尖锐有力让人不得安宁。喜悦冷却掉以后，又感到你的重誉使我难以下咽。”
“大部分人都认为《引》不如《射》，只有你、范咏戈和一位不知名的《文艺报》的同志认为相反。我已经倾向于认为：《引而不发》廉价出卖了一个重要题材，它继承和发展了《射》的缺点，壮大声势，意念凸现为其主要特征，今天看来，不无后悔处，你关于‘兵的感觉’一段甚为精彩，可以作为我前段创作的精确总结和评价。今后，我想突破它。”
显然，“大部分人”的意见影响了朱苏进对《引而不发》的重新判断，也导致了《引而不发》的湮没不闻。此时我旧信重提，并不是非要给《引而不发》讨个什么说法，也不想证明自己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只是觉得，当年我们对于文学和自己的创作是何等的热情、执著、严肃和认真啊！令今天的自己既感动而又惭愧（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投入地写过一封关于创作的长信啦）。同时，我还想强调的是，《引而不发》虽然缺憾明显，但它依然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对于研究朱苏进的创作发展来说，它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射天狼》。它们是朱苏进在当代和平军营题材小说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最初的而又最具有决定性的两步，它们潜在地暗示出了两种趋向——沿着《射天狼》一侧，走出了《第三只眼》和《醉太平》；沿着《引而不发》一侧，走出了《绝望中诞生》和《炮群》。
《凝眸》是一个“两极”调和的产物，是朱苏进两种气质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个标本。它精致的结构、复合的意象、微妙的感觉和富有弹性的语言，浑然整一得几乎无可挑剔，以我的预感，它将是朱苏进比较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之一。至于《炮群》，可说的话太多了，我早已作过两万字的专论《“半部杰作”的咏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这里就一笔带过：《炮群》是百期《昆仑》中最有说道的作品之一。
行文至此，发现了一个问题：说了半天，似乎一直都在说朱苏进对于《昆仑》的意义。那么，换一角度看，《昆仑》对于朱苏进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慷慨地提供版面和热情地组织讨论会或评论文章吗？
当然不。但我不晓内情，又确实说不出某部某篇稿子的修改过程或编辑故事。我只确凿地知道一点，即《射天狼》是1981年秋《昆仑》“创刊笔会”的收获，而《凝眸》则是1984年春“青年军人首都笔会”的结果，因此，曾有一度我对于笔会的重要作用感到神秘。
因为我们知道，在《射天狼》之前，朱苏进并非“文学新人”，他已当了五年专业作家并已拥有了两部长篇。但是，坦率地说，他的创作条件与机遇让我羡慕，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才气和实力却使我心存疑虑。也许是我眼高手低吧，不错，正是这个几乎与生俱来的老毛病，害得我学诗不成学散文，学散文不成学小说，最后被逼上了文学批评这条“鸡肠小道”。可面对《射天狼》我感到惊奇，惊奇于作品本身在当时的清峻脱俗，更惊奇于朱苏进在一夜之间达到的老到成熟。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不就是去北京开了一次笔会吗？难道说《昆仑》的笔会真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不成？待到后来我上了文学系，才对笔会的意思多少有一点明白。以我的猜想，一个高质量的笔会，并不是说准备了多少好编辑在那儿等着和你谈构思、编故事、出路子，手把手地帮着你改稿子（当然，这样的笔会也有，主要因作者而异）。它只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组织的一次战役行动，他把你们召集到阵地前沿，给你介绍战况、战斗进程、战争信息、战场态势，既让你高屋建瓴总览全局，又让你熟悉具体作战目标。他也许再给你提供几种预想和某些启发，然后，他就走了。剩下的，让你们之间去交流、去碰撞、去争执，或者是自个琢磨，至于最后谁能够攻下高地，那就全看你们自己的了。当然，最后他还是要回来的，他要回来验收战斗成果。这个时候，同样需要眼光，需要智慧，需要魄力，甚至还需要胆略和勇气。如此等等。我认为，朱苏进参加的笔会，大致都属于这一类。而这一切对于朱苏进来说，也就已经足够了。
《昆仑》给朱苏进提供出击之阵地，跃进之跳板，攀登之路径。此《昆仑》和彼“昆仑”孰先孰后的问题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换一种发问方式也许更容易成立：没有《射天狼》而可以有《昆仑》，而没有《昆仑》呢，朱苏进又当会如何？
“昆仑”因《昆仑》的托举而显其高，《昆仑》因“昆仑”的聚集而成其大。在我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堪称《昆仑》上的“昆仑”的新锐作家（作品）就还有：张承志的《金牧场》，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莫言的《奇死》，周大新的《走廊》，苗长水的《战后纪事》，毕淑敏的《昆仑殇》，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乔良的《远天的风》，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阎连科的《两程故里》，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张卫明的《英雄圈》，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赵琪的《穷阵》，张惠生的《旱舟》，陈怀国的《农家军歌》，徐贵祥的《潇洒行军》；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马合省的《老墙》，李松涛的《无尽沧桑》，朱增泉的《京都》，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百万大裁军》，钱钢、江永红的《军长》和《奔涌的潮头》，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陈道阔的《人民子弟》，李荃的《中华之门》，程童一等人的《开埠》……
又一个人
这个人是海波。
如果要从《昆仑》发展史上找出一个堪与朱苏进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相匹敌的代表性编辑来的话，非海波莫属。
在广大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当中，海波的口碑甚隆，曾几何时，他几乎成为了《昆仑》编辑部的象征。1994年当他调离编辑部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慨叹：《昆仑》小说的“海波时代”结束了！
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文学化和情绪化，但事实本身却是雄辩的。请仔细读一读下面这组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初《昆仑》创刊到1991年的十年间，经由海波亲手编发的小说（含长、中、短篇）稿共三百零一部（篇），计六百七十二万字。其中，获全国奖的作品两部；获全国性奖的作品五部；获“八一”大奖的作品两部；获《昆仑》奖的作品三十部（篇）；被选刊选载的作品十八部（篇）；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十六部。共涉及作者（不含重复发稿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中，发表处女作者三十六人；发表成名作者十三人（包括乔良的《雷，在峡谷中回响》，阎连科的《两程故里》，毕淑敏的《昆仑殇》等等）。共主办笔会二十余次，直接面对作者单个谈稿五百余人次……
不错，这确实是一份令人感叹的、一个编辑在十年中间高质高教工作的劳动与收获清单。但它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在每一个具体的数字背后，都可能饱含了难以言传的有形和无形的付出，丰富而巨大的内容。
就譬如说“笔会”吧。有专门读书或深入生活的，这是“务虚”的一类，名为笔会而不动笔，也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和积累。更多的是“务实”的，要真刀实枪地练，而这个时候的刊物往往是“等米下锅”，笔会肩负“救急赶场”之责任，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刊物的发稿质量。1982年，海波成功地主办了“桂林笔会”，收获了《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刘宏伟）、《远方有一条流金的河》（徐军）、《咫尺》（江水）、《干杯，女兵们》（成平）、《二十四点与零点》（尹卫星）、《狭路相逢》（氐柟）、《一个中国伤兵的传奇》（李大明）等一批新人新作。他们在1983年的《昆仑》上面陆续登台亮相，不仅给军旅文苑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而且及时缓解了小说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的窘迫形势。
更辉煌的一次是在1984年。如果说“桂林笔会”还带有找作者与找稿子并且为刊物解燃眉之急的三重任务，多少还显得有点仓促和紧张的话，那么，这一次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是一次编辑部蓄谋已久、由海波担任组织策划的“集团冲锋”，它取名叫“青年军人首都笔会”，就已经透出了一股子大气与自信。它纠结了朱苏进、简嘉、唐栋、乔良、王树增等几名当时已头角峥嵘且正雄心勃勃的青年悍将，大有志在必得，一举拿下之气概。果然，他们不负众望，奉献出了《凝眸》、《没有翅膀的鹰》、《沉默的冰山》、《远天的风》、《鸽哨》等五部异彩纷呈的中篇佳构。它们在《昆仑》推出时，以刘白羽“致《昆仑》青年军人首都笔会”的一封信简为其鸣锣开道，再配以王蒙、徐怀中、王愿坚等人的评点以壮行色。一时间，真个是作品与评点相映生辉，新人与名家珠联璧合。这可算得上海波编辑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亦可堪称《昆仑》笔会中的经典之作。这次笔会的成果，大致代表了当时军事文学最前卫的探索意识和艺术追求，不仅相对集中地展示了军旅作家青年方队的整体实力，而且对整个军旅文学创作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差不多与“首都笔会”同时，海波刚好也完成了他的长篇《铁床》和中篇《黑草》。这是两部代表了海波创作水准的重要作品，置于笔会之中毫不逊色。但是海波没有。他不仅不让它们参加笔会，也不让它们占领《昆仑》，他毫无保留地把版面让给作者。于是，《铁床》给了《小说家》（1984年第3期），而《黑草》则成了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的头题之作。这个举动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但我向他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优秀编辑的无私精神和宝贵品格。
粗略划分，从《昆仑》推出或成长起来的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有比较丰富的舒创作实践，已经基本成熟或接近成熟（比如朱苏进和李存葆）。对于这类作者，编辑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写作或修改，而是密切关注其创作动态，及时约稿、组稿、索稿，使其“大鱼”不得漏网；即使请来参加笔会，也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高质量笔会（例如“首都笔会”），编辑一般是动口不动笔，所花精力比较节省。第二类是有才华、有苗头、有潜力也有生活，但缺乏创作经验，写作不得要领，不仅需要“扶上马”，还必须“送一程”，才可能开窍出道，登堂入室。比如阎连科的处女作《小村小河》就是经过海波的耳提面命，请来编辑部修改达一个月之久才最终定稿，其后又接二连三地推出阎连科多部中篇并召开讨论会，才使其脱颖而出。对于这类作者，编辑必须实行“人盯人”策略，既要有诲人不倦的耐心，还要有全程服务的精神。第三类是完全看不见将来，只有眼前这个稿子具有某种修改的可能，但由于稿源、题材或生活面的需要，出于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等诸多考虑，哪怕是一锤子买卖也得往下砸。这时候的编辑最难当，讲得口干舌燥还不见反应，便只有亲自操刀拨苗助长。稿子和作者都救“活”了还算是好的，稿子活了作者“死”了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很多情况下，编辑部面对的正是后两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