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步涛、杜志民、喻晓、纪鹏、峭岩、曾凡华、贺东久、李晓桦、李钢、孙中明、郭小晔、王小未、陈云其、曹宇翔、吴国平等一批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中青年诗人，经过几度诗学观的努力变革，其诗艺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从《三十天》到《蓝色高地》到《红色沼泽》，他们留下了一个个艰难蜕变的文本，也插上了一个个追随新诗潮不断前进的醒目标识，为当代军旅诗歌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50年代或此前出生的军旅诗人，大致代表了对传统延续和发展的一脉，理智上的反叛和感情上的怀旧；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并不深厚的文化准备；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淡泊的审美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不平衡，就造成了他们全都的优势和局限。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当代军旅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是新时期军旅诗坛的中坚。军旅诗的晚生代，出生于60年代，崛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人如简宁、蔡椿芳、殷实、屈塬、史一帆、阮晓星、辛茹、康桥、王一兵等，则是以更加鲜明的个性和偏激的姿态异军突起的。其中的代表是简宁和蔡椿芳。与前代诗人相比，他们的诗学观念更加远传统而亲现代，甚至不惜以西方现代思潮和诗潮作为自己创作的参照系或出发点，有意无意淡化传统意义上的军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人军人世界的角度更加强调个人化和心灵化，在审美趣味上和“后新诗潮”有某些趋同之处。他们分别发表于1986年的反映南部战争的组诗《麻栗坡》和《南殇》所达到的战壕真实度和情绪的细微化以及主旨的晦涩性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隐喻、象征等现代诗艺的运用，也丰富了军旅诗歌的表现技巧。但是，他们带来了一份潇洒却又少了几许厚重，在深度钻探的同时也许又妨碍了广度的辐射。正统的军营和传统的军旅诗坛能给他们提供多大的试验空间呢？因此，他们对“纯诗”追求的执著令人喜忧参半——是给岑寂的军旅诗坛带来转机呢还是相反？
准确把握和评估新时期以来的军旅诗歌运动，必须进行纵横交叉比较而不可偏废。纵向比较而言，它在此前艺术个性的一体化和艺术目的的功利化的传统基础上，无疑实现了革命性的突进，基本上取得了和当代新诗相一致的前行步调。横向比较而言，它在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中却还没有发出更加嘹亮的声音。尤其在诗歌的批判精神和形式创造两方面，它还缺乏更多的风格鲜明的流派或诗群，还未能托举起更加有力的能独树一帜或独领风骚的代表性人物。喜悦和遗憾并存，收获与缺失同在。通览当下的军旅诗歌队伍，这是一支经历了三代人接力的、艰难跋涉了半个世纪之久多少显得有点疲惫而又不断减员的队伍——老年一代只有个别人（如李瑛）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创作活力和水准；中年一代则纷纷辍笔或“流失”或改行（周涛、程步涛等转向散文，刘毅然、曾凡华、刘立云等转向小说或报告文学）；年轻一代创造热情也在不断消减……给人以世纪末的暮色苍茫之感。也许，这正是当代军旅诗歌向下一个世纪迸发和冲刺之前的一种休整、调适和积蓄？
10.《昆仑》和我们——写在第一百期《昆仑》上面
题引
无论对于刊物还是作者，一百期都是个重要数字。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罢了——您不觉得一百年太久了一点吗？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套用过来说明刊物和作者的关系，改成了“十年树文，百期树人”，倒是比较实在了。
因此，编辑部希望在第一百期刊物上面，能有一篇文章侧重谈谈刊物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这委实是个好主意，是纪念文章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他们找到我头上却又有点儿所选非人了。多年来，我既从未参加过《昆仑》组织的任何笔会（讨论会除外），也较少在《昆仑》发表文章（一共四篇，一长三短，字数刚过两万而已，约占我批评文章总量的几十分之一吧）。我这样说的意思在于表明，我对编辑部的运作不甚了了，基本上是“刊物与作者（主要指创作家）”这一对“关系”中的“局外人”。而在我看来，能把这个文章做好的必须是“局内人”，也无非两类吧，一是编辑，二是作家，因为他们从组织一次笔会，策划一个选题，磨合一种思路直至切磋、修改、润色一部文稿，都躬亲其事，投入其中，甚至是两两相对，情投意合，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故而，在他们笔下必有许多“难与外人道”也少为外人知因此又恰恰最值得一道的酸甜苦辣，可我呢，作为一个批评家，从来只对“定型产品”的成败得失说长道短，至于此前的“生产过程”一般是忽略不计的。这又如何探得到他们之间关系中的甘苦与奥秘呢？
也许有人要说了：你可以调查了解嘛。是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向编、创双方采访一番，搜索若干素材，再连缀成文，那会不会写成一篇报道，一篇表扬稿，一篇小纪实文学，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先进事迹材料呢？
总之，这篇文章是一份信任，却也是一道难题，让我却之不恭，受之尴尬。更何况百期刊物，几千万字作品，涉及作者数以千计，艺海拾贝何处着手？思来想去，无甚高招，我只有将多年来对《昆仑》、对较为熟悉的《昆仑》的少量作者、编辑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感一一罗列出来，统辖在《（昆仑）和我们》这个题目之下，也就权当我对《昆仑》百期的一次纪念吧。挂一漏万和褊狭失当都肯定难免，还请衮衮诸公多多海涵，小于先在这边厢有礼了。
说说刊名
可以先从《昆仑》这个刊名说起。
重新翻阅《昆仑》，在1992年第一期上读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传洪老社长纪念《昆仑》创刊十周年的《十年感言断片》。文章首先略记了刊名的诞生过程，说编辑部同仁在《东方》、《远望》、《中国军事文学》等几十个候选刊名中反复斟酌与琢磨，考虑到尽量淡化“军办”和“官办”色彩，最后大家才选中了《昆仑》，云云。《昆仑》究竟是淡化还是强化了“军方”色彩，可以另作计较，但我个人认为，以她十五年的历程来作验证，这个刊名是最好的，是无可替代的，是惟一的。
80年代之初，新时期文学有如冰河开冻，银瓶乍破，真是有声有色，声色俱厉，气势磅礴。当其时者，一家家大型刊物破门而出，一个个响亮的刊名就是一杆杆弄潮的大旗，立于潮头之上笑看涛走云飞，而且，一律闪射着独特的个性光彩和魅力。譬如南京的《钟山》，她在“空间”上为自己定位——一戳子打出个鲜明的地域印记，上挟金陵形胜的六朝王气，下携天翻地覆的慷慨大气，颇有挑战京畿文学重镇的雄强心志。再譬如北京的《十月》，她则在“时间”上为自己定位——远溯1949年的10月，近追1976年10月，双重政治时间之外，还捎带着一重自然时间：十月金秋乃收获季节之谓也。再者，据《十月》创办者张守仁先生回忆，当时定名为《十月》，明显受到了前苏联著名同名刊物的影响，表示了一种学习与借鉴的愿望。但在我看来，敢于重名，这其中未必就不包含了一股子向国外大刊“叫板”的心气儿。总之，那时候的刊名，个赛个的简洁而大气，响亮而有力，好叫又好听，好看又好记，既有形而下的具象，又有形而上的抽象，多义并存，寄意遥深，谁要想办一个好刊物，谁就得先起一个好刊名。
《昆仑》怎么样？
《昆仑》能在几十个候选刊名中脱颖出来决非偶然。具象的就不说了，仅寓意即可分几层解。首先是军旅意义上的，“巍巍昆仑”可视作“钢铁长城”的同义语，此一点无须赘述；其次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昆仑或文学昆仑是一种标高，不妨理解为编者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努力方向，表达了一份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远境界的神往之心；再次是军旅文学意义上的，以此“山”，喻彼“山”，意在倡导与掀起一场军事文学的“造山运动”，愿当代中国军事文学的“昆仑山系”迅速崛起于世界军事文学的风景线上……
不敢说《昆仑》已经是“名至实归”了，但也不怕对《昆仑》作一番“循名求实”的验证与清点。回望来路，我们分明看见，十五年里，《昆仑》的编者和广大作者在一百期刊物上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奋力登攀的脚印。
我与《昆仑》
就我个人和《昆仑》的关系而言，大致经历了“仰视”、“靠近”和“走进”三个阶段。
1982年初春某日，我在榕城某部宣传处办公室正要下班，偶然遭遇《昆仑》创刊号，信手翻捡目录，立即就被欧阳山、刘白羽、姚雪垠、秦牧、魏巍、徐怀中、李瑛、冯德英、萧三、林斤谰、刘绍棠、邵燕祥、张志民等一批文坛宿将的豪华阵容所震慑。也顾不上吃饭了，我首选其中的“后生小辈”、和我相识多年亦同居榕城的老朋友朱苏进的《射天狼》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完之后，我再次被震动，合上刊物反复掂量，一时间生出“莽昆仑，横空出世”之快慰。凭直觉我预感到，新生的《昆仑》不啻发散了一个信息：继《西线轶事》之后，相对沉寂了一段的军事文学恐怕很快又要闹出大动静了。我在东南一隅遥望北方，捕捉着、谛听着从云层深处隐隐传来的军事文学的雷鸣。果然，先是《射天狼》好评如潮，紧随其后，《高山下的花环》从《十月》狂飙突起，并以多家电台、报刊连播连载的形式一夜之间覆盖全国，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军事文学的声威。如果说《射天狼》是一道撕开云层的闪电，那么，《花环》就是一声砸向大地的沉雷。它们南北唱和，互为呼应，一下子就打开了军事文学的新局面。以此为标识，军旅作家新锐军团开始步入辉煌，《昆仑》则堂而皇之地跻身于优秀大型期刊之行列。
两年多以后，1984年秋，我有幸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顿觉和《昆仑》靠近了许多。这倒主要不仅仅因为空间距离的缩短，而是因为三十余名同学中多有《昆仑》的骨干作者，他们参加过《昆仑》组织的笔会，和编辑们极是熟稔，呼应之间称兄道弟，出入编辑部如履平川，谈起刊物趣闻轶事如数家珍，加之常有编辑前来约稿、催稿、索稿，也依稀领略过几位的风采。虽然一时还不敢上前多有问津，但《昆仑》的神秘面纱已然褪去，不再高踞云端之上，而是实实在在的，让人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还有可能够得上。
又过了两年多，1986年深冬，我开始走进《昆仑》。记得当时是资深的评论编辑黄柯先生来向我约稿，他说听了徐怀中部长的介绍，想请我写一篇关于莫言的短文。其时莫言正喷薄而出，我也在地方报刊发表了《天马行空》等一小批莫言评论。这次我写的文章叫《“莫言”莫可言》，刊载于1987年第1期《昆仑》。从此开始了我与《昆仑》的文字交往，至今已逾十载。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从“仰视”到“靠近”再到“走进”，我与《昆仑》关系的演变说明了什么呢？是“昆仑”越来越矮了吗？当然不。是我自己从一名读者变成了作者，而这正是在《昆仑》的召唤、诱惑、激励和托举之下，我变高了。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最正确地反映了一个刊物和作者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变化吗？试问，有哪一个刊物不是以不断地发现和推出新人新作乃至大家大作来作为自己的重要宗旨呢？又有几个作家不是靠刊物的培养、扶植、推荐和介绍才得以走上文坛走向社会最终成名乃至成家的呢？
当然，具体就我个人与《昆仑》的关系而言，恰如前面所说，我远非最典型者，或者说是最不典型者，典型大有人在。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下面不妨抽取两个个案来略加考察。
一个人
这个人是朱苏进。
如果非要从百期《昆仑》中找出一个最重要、最典型、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来的话，那么，还用得上我那句“名言”——
舍朱苏进其谁？
从创刊号上的《射天狼》到《引而不发》（1983年第1期）到《凝眸》（1984年第5期）再到90年代的《炮群》（1991年第2期），三部中篇一部长篇（其中两部中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占到《昆仑》同类奖的二分之一），是朱苏进对《昆仑》的主要贡献（此外，尚有不代表作家水平的报告文学《紧急出航》等篇什从略），也是《昆仑》对新时期军事文学的重要贡献。仅以量计，朱苏进也许不是《昆仑》作者中的惟一大户，但若以质量并论，恐怕就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了。十几年来，文学的繁华与喧嚣已被风吹雨打击，今日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上述几部作品基本上都可视为百期《昆仑》中的经典。有的亦可视为新时期军事文学中的经典，有了这几部“经典”的支撑，我敢大胆地再说一句“名言”——
朱苏进是《昆仑》中的“昆仑”。
这是一个标高，而且，这个标高几乎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历史结论”——王传洪老社长在《十年感言断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