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之故，有人将雷达定位在前一代和晚生代两代批评家中间，认为他的价值就在于对两代批评家的衔接与打通。从或一角度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由于他高扬“主体意识”等新论，完成了从经典的现实主义批评到开放的现实主义批评的蜕变，从而成为了前代或同代批评家中的“前卫”，但相比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们来说，他似乎又变成了“后卫”。这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就使他成为了所谓“主流批评家”。颇具意味的是，这种定位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更多的乃是由他全部的人生和文化理论背景所命定。他的优势与局限均源于此。优势一面不再赘述。就局限一面而言，从宏观上看，他还未能对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与主义作出有序而系统的整合，从而建构起一套适用于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批评体系；从微观上看，他的批评方法还有所缺欠，批评路向还比较单一。譬如他对形式批评的操作就显得用力不够，统览他的全部文论，关于小说的文体、叙述、结构、语言等文本分析历来甚少，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先锋小说一派的批评的介入不深和影响不力。如此等等。当然，这种种苛求也许过分，但对于雷达这样一位当代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我们有理由寄予厚望。而且我相信他本人也不会对此不加考虑。据伯勇先生介绍，“他说，到一定时候他要转到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系统的研究上去。对此我有所保留。依他的气质、秉赋、性格，面对滔滔而来的文学潮流，雷达能坐得住吗？每个人的贡献是不必相同的，倘若他能不断写出掷地有声的评论，不也是一份可观的贡献吗？”
从伯勇先生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雷达早就有了向理论化、系统化方向转化或整合的愿望。而且，伯勇先生“对此有所保留”。但是，我对伯勇先生的“保留”亦有所保留。因为，我所担心的倒不是雷达的性格、气质是否“坐得住”，是否与理论化、系统化研究相宜，更不怀疑他持续下去的批评能力和独特贡献。我所考虑的是一个与雷达有关但又不仅仅是雷达个人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大问题，即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批评立场？这个问题使我长期以来陷入困惑，也趁此机会提出来求教于雷达先生和诸位同仁。
六
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先后经历了与政治的疏离和与经济的对峙，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心退居到了“边缘”，陷入了空前的落寞之中。这也许并非是一种坏事，批评从浮躁走向了沉静，走向了批评自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与前者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批评本体，譬如批评的审美化、科学化与规范化；譬如批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譬如应用批评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文风的改进，等等。而且就每个人来讲，首先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和坚守怎样的批评立场？
我所谓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仅仅指批评操作中的方法、语码、理论框架和精神姿态以及价值标准等等，它包括这些但又大于这些，它还包含在这些背后的“知识”的依托和背景。笼而统之，也可叫做“文化立场”，换言之，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和坚守怎样的文化立场？
这确实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或者说现实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理论批评界在经过了约十年对现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介绍、借鉴和模仿之后，一种学术导向上的分化在九十年代之初便已见端倪。一方面是继续追踪并运用西方的新潮理论来把握与评估国内的文学运动，譬如主要来源于德里达、杰姆逊、福柯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他们以“商业化语境”为当代中国文化定位，对其进行全面的“解构”成了他们此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都放慢了追踪的步伐，开始驻足凝神沉思于本土，在咀嚼反刍“舶来品”的同时更注重发掘与扬弃本土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皈依了中国文人的“求智传统”（余英时语）。他们在现阶段为之焦灼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他们以“重构”人文精神为己任。如此等等。
作出以上简单的勾勒难免以偏概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趋势也决不仅止于批评界，它已经波及到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这是一种文化基点（或曰立场）的重新选择。或重国学，或倡西学；或主建构，或言解构，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我无力评价，但我个人对“后批评”的批评意见已经专门发表过了，在此从略。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它们同中有异，也异中有同，或者说是存异求同，异在出发点的区别，同在目的的大体一致。建构者自不必说，就是解构者也不过是取一种“文化守望者的角色……通过对话来参与发展，通过反思来提供参照”，以“更有利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张颐武语）。也即是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主观愿望都企图或通过横向植入或通过纵向爬梳，甚至是沟通古今整合中西，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供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范式或文化积累。
愿望自然是宏伟的，但我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如此庞大的课题对于当代学人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严峻和沉重了一些？这里涉及一个当代学人的学养问题。无可讳言，新中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几代学人的学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比起能“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钟书语）的一代大师陈寅恪、胡适、鲁迅、顾颉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实力和气魄来确实无法望其项背。而且，这样的“通人”在四十年代以后基本“断代”了。当代中青年学人中，有几人认真爬梳过经、史、子、集、儒、释、道、禅？又有几人精通几门外语？有国学大师和西学大师吗？没有的话，又何谈打通古今中西？事实是，我们对当下西学的难以深入和对传统国学的无法衔接就使得我们的学术活动难以定位——既找不准明晰的文化背景，也树不起坚实的理论框架。粗粗一看，所谓的学术专著和体系也算得是五花八门，荦荦大观，但是扪心而问，往后看，有多少是谈得上对前人有所超越的呢？往前看，又有多少是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淘汰的呢？更何况，“当今中国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夏志清语）在他的巨著《管锥编》中也仅止于“打通”和“互证”还未敢轻言“整合”与“建构”，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再来整合与建构呢？尤有甚者，随着现代学科分工的精细化和知识理论的剧增与爆炸，整合的难度将愈来愈大，建构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远。然而，舍此之外，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推进乃至世界化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它使我常常在做着一点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悲从中来甚至产生一种绝望感。
雷达有过这种“困惑”吗？
七
雷达说：“近年来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又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围之路。我很怕脱离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因为一旦脱节可能步步脱节，便揽了几个评介型或信息型的专栏，用这办法强制自己读新出的作品。”（见《文学活着.后记》）由此可见，雷达也自有他的苦恼和困惑在。一方面，他想继续追踪着创作实践运动；另一方面，他是否还想把“突围之路”寄托在转向“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系统的研究”上面去呢？以前者论，这当属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后者论，我却觉得应持审慎态度。关于此点，我与伯勇先生“保留”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说白了，我所顾虑的是，雷达在理论、哲学、美学等系统研究上搞“整合”与“建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上一节表述的困惑，并不是鼓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我想清醒地意识到某种困境，恰恰也是为了寻求一条“突围之路”，寻求到一种量力而行、切实有效的突破自己的方向、路径与目的。针对这种“困惑”，我给自己提出过一个自我打气的口号，叫做“点亮自己这盏灯”。既然“上帝”早已死了，我们就很难再指望有一个太阳能够照亮所有的黑暗。这是一个“多音齐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消解巨人的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生与重建有赖于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通力合作。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努力点亮自己这盏灯，作为太阳的陪衬也罢，比照也罢，集合起来就能照亮许多角落。要紧的是扎扎实实竭尽全力去做，哪怕是只记录下一点思想的火花，积累下一点审美的体验呢。何况，在我看来，雷达已经是一盏很有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灯，并且还潜藏着深厚的热能和光源，他固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却未必要“转向理论、哲学、美学的系统研究”，而是应该在固有的向度上继续推进与深化，使这一盏灯的光芒愈益明亮，愈益不可替代。
我曾当面向雷达先生谈过我的陋见，我认为他当前最值得集中精力去做的有三件大事。第一，继续密切关注创作动态，不失时机地对一些带倾向性、普遍性的重要问题或重要作品作家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这种“发言”应不求数量而求“重量”，依我看来，一年有三五篇足矣。那些所谓“评价型信息型专栏”可以少揽或一概不揽，因为这和是否研读新作品并无必然联系，况且，真正值得“研读”的作品并不是太多，要抓住重点，“擒贼擒王”。再者，说句不敬的话，有些小专栏我总觉得不像或不该是雷达写的。
第二，相对集中一个时间段（比如二三年），对中国当代小说运动或干脆界定在新时期以返的“中国当代小说二十年”，做出一番深入缜密的爬梳与清理。或以“主体意识”为观照，或以“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为纲领，站在今天的新的高度上，对以往单篇单个的或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理性的概括与提升，充分地阐发与论证，抓住其发展主脉和内在演变轨迹，将自己散发的断续的思想也做一次重铸，从而“整合”与“建构”出一部“雷氏小说史论”。它也许不如哲学的、美学的理论体系那般宏大、高蹈和玄奥，但它却可能是更加切实有用的，而且它肯定是属于雷达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
第三，作为一种调剂也罢，作为一种换脑也罢，作为另一种才华的施展和另一副笔墨的挥洒也罢，雷达不妨多写一点散文。虽然他所作不多，但知音不少，譬如《足球与人生感悟》、《置身西西里》以及《蔓丝藕实》中的一些精短篇什都颇不俗，依我看来，确也不在当今一些所谓散文名家的水平以下。据说他还很有一些散文的材料和想法，只是常常苦于应酬，腾不出手来。其实要我说，与其去参加几个三流作家作品的讨论会，还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写出一篇自己想写的甚或可能是一流的散文。长此以往，集腋成裘，再出上它一二本散文集，不也是一件挺美气的事情吗？
由此，我还联想到长期以来弥漫在理论批评界的一种“自卑情结”，总觉得自己没把这件事做好，甚至是拖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后腿。这真是有点莫名其妙。（这种“自卑”和我前面谈到的自我“困惑”或者说“自省”是两回事，那种“自省”我以为不仅适用于批评界，而且同样适用于创作界乃至整个当代人文学界。）造成自卑的原因固然有批评自身的缺陷、批评家心态的脆弱，但也有来自某些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作家的不公正态度与评价。如果说在前二者那里有时（譬如作“史”时）还带有一点“自家人”的自谦的话，那么，在后者那里就常常显得缺乏实事求是和科学的严肃的精神。从某些作家的嘴里和笔下发出的对于批评的轻视，不屑乃至于一笔抹杀满口骂倒的言论，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还少吗（虽然这些人也常常表现出“两面性”）？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微妙、敏感而复杂的话题，我们不必过于计较，本文也无意纠缠。只是由于雷达写散文而想起早年鲁迅先生关于“厨师”和“美食家”的比喻，想起“厨师”那一声“要不你来试试看”的断喝在今天虽然仍时可耳闻，但其震慑力是越来越小了，会“烹调”的“美食家”却是越来越多了。除雷达而外，诸如刘再复、谢冕、季红真、南帆、李庆西、李洁非等优秀的理论批评家们的散文或小说不都是作得同样优秀吗？其实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不能要求“美食家”都会都来搞“烹调”。但对于“会者”不搞或少搞又该怎么看呢？我认为，从小里说从主观上说，是他们对个人才华的一种自我调控；往大里说往客观上说，则是他们对文学事业整体需要的一种协调，一种奉献。指出这一点也许多余，但至少是对“批评家是靠作家吃饭论”者的一种提醒。有鉴于此，我也希望雷达在搞好批评写好专著的同时，也多作出一批漂亮散文。
在本文行将终结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开篇引征过的那个《文学活着》的“后记”中去吧，在那里，雷达紧随“开场白”之后，显然是有感而发地又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我始终认为，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它是文学的思想引擎和美学光亮，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就像没有阳光的天气，是闷暗而缺乏光彩的。不管有人怎样地鄙薄评论，也不管评论确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但在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历程中，它在解放思想，超前地触及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活跃思维，开发艺术空间，推动文学思潮，发现新人力作，熏陶几代人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情操等诸多方面，发挥过重大的或有形或无形的作用。这是老、中、青几代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任何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现在文学圈中有人把文学不甚景气的责任也一古脑儿推给评论，甚至连精神的危机的责任也推给评论，倒有些好笑，大有怯懦者拔刀向更怯懦者的况味。
诚哉斯言，快哉斯言。
也是部分地由于有感于此，我才仓促上阵勉力承接了研究雷达的题目，我希望人们能对像雷达这样一批批评家的辛勤劳作和杰出贡献有一个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圊于自己才疏学浅和其他原因，尽管我“以免搏狮”未能稍懈，也只能匆匆交出这样一份连自己都不能满意的“评论提纲”。但愿这是一块引玉之砖，我期待着今后能有人把这一类的事情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