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话再说回来，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之所以暂时被埋没（一郝文学史证明，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埋没”尔后重放光彩的作品，往往是一些在思想或艺术上过于超前的天才作品，作家生前乃至更长时间的被埋没不乏其例。但那毕竟只是少数“特例”，不在我们谈论的一般情形之内），除了种种外部原因外，总有其自身原因在。80年代的阎连科至少有一条不足，即灵活多变多产有余，厚重稳定精致不足。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由于他在选材方面的变动不居，在艺术表达方面满足于轻车熟路而陷入一种惯性制作，在主旨思想方面还缺乏一种总体的构想和明晰的追求，因而还少有具备较强艺术打击力的“拳头产品”，即便像《两程故里》这样的佼佼者也还不能让人怦然心动而难以释怀。严格地讲，或者说换一角度讲，80年代的阎连科还处在“出线”的边缘——似出还未出，未出又将出。
二
问题是进入90年代以后，阎连科笔下的文学气象豁然明朗。
首先是“瑶沟世界”的呈现。
这是由《瑶沟的太阳》、《瑶沟人的梦》等六部系列中篇组成的一个关于北方乡土中国的袖珍艺术世界。而且它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它以一场无情的洪水残酷地卷走了一个十二岁农村少年透明的梦幻为开篇，尔后逐次记录下了主人公在瑶沟的土地上为读书、为爱情、为求职而苦苦挣扎艰辛备尝的沉重历程，直至二十岁上以无尽的屈辱作为代价换来了当兵这一“光荣”的“逃离瑶沟”的结局作为落幕。在主人公成长心史的周边，漶漫着浸透了土地的瑶沟人的血泪和汗水，而支撑着他和他们流血流汗而又无怨无悔地去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个卑微而渺小的梦想，无情的现实使这样的梦想无情地破灭。导致悲剧反复上演的是那块土地上生长和积淀了数千年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历史和现实，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巨大怪圈，是一个农民心理的阴郁投影。任何个人企图冲决它都几乎是徒劳的和无望的。作家借此表达的惟一愿望是，瑶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象征，将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而逐步向明天的新生痛苦地蜕变涅槃。它记录了作家情感的储存和依恋，它也传达了作家理性的批判和抉择。瑶沟是阎连科生命的摇篮，也是阎连产“情感的炼狱”（“瑶沟系列中篇”最后组合成长篇出版单行本，书名就叫《情感狱》）。瑶沟系列小说是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生命体验的感性再现，也是他对乡土中国的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
对于瑶沟、对于故土、对于乡村文化既怀恋又诅咒、既眷念又反叛的矛盾心态；既强烈渴望逃离它，而一旦在时空上完成“逃离”之后，在现代都市中漂泊无依之际又不得不在感情上强烈渴望皈依于它，把它当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祭在心灵的一隅，借以来对抗物化进程中的压抑与困惑的悖反情结，无疑是阎连科创作瑶沟世界的主要动因。但是，这种矛盾心态和悖反情结又不仅仅是属于阎连科个人的，稍稍拓开视界来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是差不多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从它的开山人物鲁迅、沈从文经由解放区文学、人民公社文学、农村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直至当前文坛的所谓“新乡土小说”，几代作家无一不是在这种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的驱策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但总观起来看，无非是乡土中国在漫长的现代转型中发出的一阵阵时高时低的呻吟、叹息或吼叫。而所谓“新乡土小说”不过是把这种历史激荡的回声反映得更为急切、更为迫近、更为尖锐罢了。此乃时势使然，历史进程的加速使然。
但不管怎么说，阎连科毕竟以瑶沟人的“梦”和“弹唱”，以自己的“故乡的叹息”加入和丰富了“新乡土小说”的合唱，并被视为“领唱”之一而逐渐引起评家的关注。不仅如此，提出“新乡土小说”的人们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可“他们创作中所体现的共同倾向，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就这批作家作品外部风貌来看，颇近似于‘新写实小说’，但方方、池莉、刘震云等大都取材丁当代城市生活，他们的作品中也没有那种火热的‘乡土情结’，因而也没有准把这批文学新人列进‘新写实’作家队伍里去以壮大其声势。他们没有加入‘先锋派’行列，也没有完全站到‘新写实’的旗帜下，而是以表现自己在社会转型期的乡土情思为共同特色，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坛小气候，这就很值得研究”。（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新乡土小说”传达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十年的引进、借鉴、摹仿之后，开始了冷静的主动向本土回归的意向。宏观视之，作为欠发达国家的文学发展策略，也许当代拉美文学比当代西方文学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即以立足母语立足本土的创作来对抗发达国家的文化倾斜和包围，以更加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创造来参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并在此一进程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如此看来，该文的敏感倒是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新乡土小说”的吁请或议论似乎也还没有得到更为广泛的共鸣和认同，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倾向还没有蔚成气象；但是，阎连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进入90年代集中在乡土小说领域中有出色表演的小说“新秀”，无疑已经诱发了读者和评家的多方面的兴趣。阎连科的“火候”到了，他似乎终于成为了部分文坛扫描者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而一束束略有差异的不同“追光”就大致给定了他的基本位置：一个正在稳健崛起的实力派乡土小说家。
三
仅仅给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定位，只不过是完成了半个阎连科的定位，另外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半个——即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仍然亟需定位。只有把这两半合起来（事实上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清晰和独特的阎连科。
阎连科进入9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1991两年侧重以瑶沟为基地的乡土小说创作；1992年迄今侧重以刻画农民军人系列形象为旨归的军旅小说创作。如果说在“新乡土小说”作家群体中阎连科还仅仅是比较出色的一分子，而且不乏容易与他人的混同之处并因之显得面目模糊的话，那么，在“新军旅作家”（此处特指90年代以后的“新人”）群体中，他就是十分出类拔萃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一员大将了。也即是说，就后者而言，从一个相对收缩因而也就相对单纯的范围来考察，阎连科的身影将显得更加突出和醒豁。这不是为了制造“效果”，而是因为精确的“定位”最需要的常常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而恰恰是具体细微的经纬度和坐标系。
下面，我对间连科的“定位”将界定在特定的军旅文学范畴内进行展开。在这个范畴内，我们将主要面对如下八部中篇——
《中士还乡》《小说月报》91/6；
《从军行》《莽原》92/3；
《和平雪》《花城》92/4；
《寻找土地》《小说月报》92/10；
《夏日落》《小说月报》93/2；
《和平寓言》《收获》93/2；
《自由落体祭》《作家》93/3；
《和平战》《中国作家》94/4。
四
阎连科全部近作的意义必须置放在军旅文学运动整体格局的大背景下才可能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背景之一：“军旅文学运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后的日渐消解。
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说的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运动”或者一种集群现象的消解；一方面说的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形态的淡化。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从“组织形态”，一从“观念形态”两方面消解了在80年代建筑起来的军旅文学基本格局（关于军旅文学的“消解”，亦是一个大题目，我将另写专文展开论述，这里只能点到为止）。如今，军旅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都已经是不复存在了。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它的整体，还莫如说是关注它的个体。而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个体又实在是寥若晨星，尤其是在小说领域里，在严格以反映现实军人为旨归同时又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和质量的小说家当中，我想我大概也只能举出朱苏进和阎连科来了（虽然我也注意到了南有何继青孜孜以求的“特区军人系列”，北有张卫明的最新佳构《双兔傍地走》、《英雄圈》，等等，但比起朱、阎二位来，或在数量或在影响方面，终要稍逊一筹）。
然而，阎连科和朱苏进又是截然不同的。虽说他们基本上是同代（同于50年代出生）作家，但成名时间却相去近十年之久（朱氏以1982年的《射天狼》一举成名），个中原因复杂多样，我无意在此进行讨论。但我却愿指出他们在创作路向上的两点不同。其一，朱苏进自80年代末开始“视点上升”——从《绝望中诞生》（1987）、《炮群》（1990）、《金色叶片》（1991），直到《醉太平》（1993），聚焦点主要对准团队主官乃至大军区司令等中高层指挥员，为人们展开了一轴军旅文学中的独特画卷。而阎连科似乎和朱苏进打了一个“时间差”，他正好接替了朱苏进此前的“位置”，他将瞄准镜牢牢盯着基层主官连长指导员身上——从《和平雪》、《和平战》到《夏日落》等，莫不如斯（当然，他也有一些描写老兵的作品如《中士还乡》等，但其侧重点就多少有些从军营中逸出了）。对当前军旅文学人物画廊来说，阎连科是一个填充、是一个衔接，是一种承上启下。他“填充”了朱苏进、刘兆林、简嘉们离去以后的“空缺”，他又和比自己更年轻的所谓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陶纯们作了一个自然的沟通。前者的“视点”早已由基层浮升而去，后者的“视点”却由于自传性的一己化的切入角度，更多的还扎在“底层”（士兵行列中）超拔不出来，阎连科就定点在他们二者之间，既区别了他们，又打通了他们。他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之交，曾经在两代军旅作家之间遗失了自己（如前文所述），如今恰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其二，阎连科和朱苏进更加重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朱苏进是所谓职业军人的理想的书写者，而阎连科则是现实的农民军人的代言人。这就涉及到了我在前面提出的为阎连科“定位”的军旅文学整体运动的第二个大背景：即新时期以来“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化与展开。
五
如果说，80年代军旅文学格局的消解对阎连科有“水落石出”的意义，使他逐渐被显示出来了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才使“农民军人”主题在90年代得到了延续与推进。关于这后一方面，我不妨再略作一点回溯。
我最早注意到的，不是农民军人的形象或主题，而是农民军人的作家——即农民出身的新军旅作家，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唐栋、雷铎等等。这是一个活跃的群体，是80年代军旅文坛的“两大主力”之一，它和另一大主力——即出身军门的军旅作家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等等分庭抗礼，一度呈“双峰并峙，双水分流”之势，共同支撑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辉煌。正是这种奇特的文学景观吸引了我的研究目光，我从两类作家表层的不同点着手，切人到了“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等深层命题，提出了寻找“合点”——寻找军人与农民之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合点等说法，并从此确定了以“乡土中国”和“农民性”作为我观测与研究当代中国军人和军旅文学的重要理论视角。
显而易见的是，此时此刻的阎连科还没有进人我的关注视野，虽然他作为一个农民军人作家的后起之秀已经初出茅庐，但思想和艺术水准都欠火候，尤其是他还丝毫没有意识到所谓“农民军人”主题以及这个主题对他日后创作的深远意义。
1991年，我在《涌动的潜流——近年军旅小说形势分析》一文中谈到阎连科时曾经指出：“以着力描绘中原市井文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中篇和悉心探究故土之根的‘瑶沟人’系列中篇而引起广泛注意的阎连科，在研究地域文化背景和把握当代农民心理的两个方面展示了与同代人相比的卓尔不群的优势，加上他对小说技巧运用的娴熟，如果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当代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肯定会有不同凡响的表演”——这是当时我对阎连科的一个希望或预言，而这预言又不仅仅是基于对他自身条件的一种分析，同时也是基于对进入90年代以后“农民军人”主题的新的可能性的一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