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作战”的基本格局于1987年前后瓦解之后，军旅文学在80年代初的赫赫声威似乎在一夜间销声匿迹了。进入90年代，除了个别人如朱苏进等偶尔发出几声叫喊之外，就剩下阎连科为代表的一批农家子弟在哼唱着一支支多少显得有点儿单调和沉闷的“农家军歌”。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1994年、1995年，军旅文学出现一个小高潮，出现了《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和《末日之战》四部比较突出的作品，我也及时给予了声援。这四部作品，我觉得除了《穿越死亡》和《醉太平》有突破之外，其余两部都没让我有些许激动，原因是这两部作品都未能超过作者的代表作。1996年到1997年，解放军文艺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搞了两次集团性冲锋，出版了十一部军旅长篇小说，我还做了北岳那套丛书的主编。现在看来，这两次战役最突出的战果恐怕只能是《遍地葵花》完成了“农家军歌”的集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获恐怕就说不上太多了。作为一位穿军装的批评家，我感到无奈。朱苏进的《炮群》难道真的成为现实军营题材长篇不可逾越的高峰了吗？如果这部“半部杰作”真的成了绝唱，那实在是作家们的悲哀。
因此，在读完《突出重围》后，我感到一种喜悦。当然，我对它语言方面过分平直有些不满，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作品的基本判断：1.它是一部全景式描写部队当下存在境况的厚重作品，对新时期以来和平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作了一次冲击。2.它的内在精神是属于正宗军旅文学的，在高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其他声部的强有力的存在。3.它是一部着力描画人物群象的作品，几十个人物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这一广阔的空间里，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黄兴安等人物形象，富有独创性。4.它是一部忧患之作，体现了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的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社会的时代精神。5.它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称得上雅俗共赏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丰富。
对柳建伟的创作来说，《突出重围》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是一部推土机。它虽然没有出现堪与李金堂比肩的重量级人物，但却以与《北方城郭》完全不同的品格，显示出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从《北方城郭》一下跨越到《突出重围》，创造空间之大，军旅作家难有人做到。军旅作家在创作上的过分本色化，一直是困扰这一文学门类难有突破的根本问题之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突出重围》对其他军队作家是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还有一个值得披露的事实：据我所知，柳建伟至今没在野战部队生活过一天，而他却能把野战部队的生活表现到这种程度。如何深入生活，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二）
两年前，柳建伟在一篇创作谈中公开表示他要像巴尔扎克一样，做一名社会的书记员，如今他正在沿着先哲走过的路，我行我素，扎扎实实地前进着。
几个月前，他来信披露自己正在全力撰写名叫《英雄时代》的长篇。他说这部《英雄时代》其实与《北方城郭》和《突出重围》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三部作品合成《时代三部曲》，基本上能概略表达出对当下中国的基本判断。
我感到这个信息很重要，便向他索要了一份《英雄时代》的提纲。顺便指出，柳建伟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先写一个几万字的详细提纲。据他说这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到的笨办法。这里把提纲的提纲泄露出来，以便使《时代三部曲》能显出完整的骨骼。
《英雄时代》是一部以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都市为主要舞台的长篇小说。它将以一个红色大家族展开结构。主要人物的选择和设置，基于作者对中国当下现实这样的认识：这是一个多语意识构成对话关系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逐步前进。作者认为，多种意识的存在，是因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中三方文化会谈的正在进行。他把三种文化看成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在社会外在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层面仍有主导性影响，而西方文化则在个体的人在采取生活方式、建立价值观念方面有导向性诱惑。作者的判断是：社会深层文化结构的不变，社会的外在结构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这种状况自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并将持续五十到一百年。因此，作者选定了这样几个中心人物：史天雄，一个为政权的稳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为革命者的遗孤，作为健在革命家陆震天的女婿，所有行为似都有前定，他从副司长的岗位上主动离职搞个体商业零售，目的并不是重做一个亿万富翁的梦，而是希望能在迅猛发展的个体经济中掺人更多于政权有利的因素，当国家大型企业需要管理人才时，他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新开创的事业；陆承伟，作为革命家的后代，童年、少年时代便饱尝了社会动荡带给个体的苦难，待家族重新在社会上复出后，他也踏上为维持现实不再变化寻求方略的不归路，他在美国学到了聚财的本领，回国后便借家族的影响和法制社会刚刚启动的空间，大量敛财，在他看来，国有资产在社会转型时既然避免不了流失，那就最好流进自己这种人的银库里，惟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革命变化时再度流落街头的命运；陆承业，作为烈士遗孤，为保江山出力是他命定的选择，在主持一家大企业的漫长岁月里，他曾创造过大辉煌，然而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临后，又是他使一家万人企业陷入崩溃，最后他受责任和义务的驱使，选择了以死谢天下的道路。这部小说将正面涉及当下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最重大的问题，私营经济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困境，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都将有艺术化的描画。
现在来看这个《时代三部曲》，它的价值就显示了出来。可以预想，它可能会成为柳建伟文学世界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在这座建筑中，人们将领略当下中国从乡村到大都会，从地方到军营的最重要的风景。
《时代三部曲》将成为柳建伟的阶段性总结之作。这一阶段，他对社会生活水平的表达，采取的是个性视角。十五岁以前的生活，收获的是《北方城郭》，二十年军旅生活，收获的是《突出重围》，十五年都市生活，收获的是《英雄时代》。在这一阶段，作者还没有力量表现出他在文学上的全部可能性。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作者的体验中生长出来，尚无法表现出超验世界的风貌。形而上的超拔不够，存在于《北方城郭》、存在于《突出重围》，同样也会存在于《英雄时代》。以我对柳建伟的了解，可以断定，他对《时代三部曲》的缺失是能看得见的。我把他的完善和成熟，寄希望于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据说，他早已把第二季的种子播了下去。
（三）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篇文章对柳建伟创作中缺失的批评太少了，多少有点护短。我不想反驳，因为这不是一篇定量分析的批评，而柳建伟的不足恰恰都出现在细微的地方。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推土机很难把活儿做得干净漂亮。最后我想着重探讨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柳建伟已经和将要问世的几部作品的出现显得更加醒目了。这个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应该接续哪种传统。
立足本土，基本上已用不着争论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已经充分证明了立足本土的重要。同时，我们又必须重视拉丁美洲文学是怎样向西方学习的，在学习过程中都做了哪些扬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哪些东西根本不值得借鉴。
十年前，柳建伟在《瞄准生死劫》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学的形态和社会的形态存在着深层的对位关系，相似的社会形态，其文学形态内在精神也必然相似。他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在深层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文章中，他吁请作家们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声音在1990年，实在太难让很多人入耳。但他就是身体力行这么学过来的。这种观点被湮没在追新逐异的浪潮中，也与作者的阐释不力有关。如今，现实主义冲击波渐渐陷入现时主义的泥沼了，重提这个话题就更有意义。
当下中国在深层结构上与上述两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呢？需要做点对比。一是政治形态有内在的相似处，都有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诸多表征。二是经济形态都处在革命性的转型期，都属于经济变好上升的时期。三是文化形态，在内在精神上也有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多元文化并存。概言之，因为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都有注重个体选择的趋势。欲望实际上成了社会前进的直接驱动力。俄国的开放自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了，但走的是改良之路，直到1861年才把农奴制废除。法国进行的是革命战争，直接进入了呼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期。加上种族的差异，俄罗斯文学先出现的是多余人形象。这种多余人形象的出现，在欧洲也有个参照，社会形态与开放后、废除农奴制前的俄国很相似的德国魏玛时期，也出现了少年维特这种多余人。于连和拉斯蒂尼出现三四十年后，俄国也出现了同一类型的拉斯克拉尼科夫、斯塔罗夫金。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两个时期，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学先后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很值得中国的文学工作者重新研究。从这个角度看，1996年在中国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完全可视作社会形态对文学形态的深层呼唤。惜乎，直到目前，中国的批评界显然对这些现象的本质认识不够，仍在“革命就是潮流、就是进步”的泥潭里打转转。
我认为已经到了清理1985年以来中国文学得失的时候了。十几年时间把西方20世纪所有重要文学流派演习一个遍，是表明胃口极好呢，还是1958年赶美、超英思想感情的阴魂没散？时逢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应该找准自己的起点了。
把逸出的思绪打住，回头再说柳建伟。现在看来，柳建伟在十年前选择批判现实主义道路，是有点先见之明的。但仅向19世纪的西方文学和《红楼梦》学习，难成大家。任何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都有不缺乏开先河者的胆识和能力。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包括拉美文学），在一些新领域把世界文学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我感到遗憾时是，柳建伟目前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20世纪西方文学的良性浸淫。中国的转型发生在20世纪末，是伴着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术、核武器的阴影和艾滋病毒开始的，与一个多世纪前法、俄的转型也还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无视这些存在，柳建伟的文学之路不可能走得太远。我个人认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内核，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方法为武器，以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为依托，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出路所在。柳建伟还在成长变化中，人又年轻，没有理由不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我耐心地期待着。
6.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
无疑，“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是一个大主题，很难指望我在这样一篇作家论中把它说得透彻——我只不过是借谈阎连科的小说之机来提出这个重要论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借这个题目为坐标，来给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一个定位。
一
为什么要给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定位？
我认为，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能否及时地给一些相比较而言重要的或有个性的作家“定位”——不仅仅是一般地荐举他或赏析他的某一部作品，而是毫不含糊而又恰如其分地指出其或在思想上或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指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是他的贡献所在，再在综合指数上，在一定的参照系之中，给定出一个明确的位置。
阎连科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早已赢得了一席位置但又始终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确认因而也就尤其显得亟需予以定位的愈来愈有分量的青年实力派小说家。
说“亟需定位”当然不是就阎连科本人而言，而是从我——一个军旅批评家的立场来说的。多年来对阎连科创作关注的不足一直被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失职。三年前，我曾在为他的小说集《两程故里》所作的序言《阎连科将会怎样》一文中表达过这种心情，并藉此吁求更多的批评目光，当时我就比较强烈地感到阎连科的“文运不佳”。其实他在80年代末之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作品，其中也不乏臻于成熟的上乘之作如《祠堂》、《两程故里》等，这些作品虽然也被一些重要选刊转载过，但依然为当时追新求异的浪潮所湮没。相对传统的表达策略使他不入时髦无疑是他在80年代“背运”的原因之。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新潮”退去之后，“新人”或“新生代”（特指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或“新写实”又迅速成为了批评界的聚光焦点。阎连科再次被遗漏——阎连科的大体情形就是这个样子，比起那些因一二篇作品就“打响”就“出道”的作家来说，他算得上是够“背时”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