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歌和散文闻名的周涛无意于批评文章的写作，不过他的创作谈、问答访谈和序跋文章倒是具有理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且其不拘一格、潇洒恣意的行文和理念常常引起文坛的注目。在周涛的批评理念中没有权威，“权威也是人。旧的权威在剥落，新的权威正待产生，人皆可以为权威。此时此刻，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妨把自己就当作权威”（《〈游牧长城〉答问》（《昆仑》1994年第2期）。他时而嬉笑怒骂，说那些无视自己的人“实在是文坛上的一些似懂非懂之徒，割据版面，自认领袖，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把他们当领袖，自以为是罢了”（同上）。周涛的文字既有猖狂疯癫的一面，也有其真诚与勇气的一面，他给众多未曾成名的作家撰写序盲，文章多洋溢激赏之情也不乏评论的佳作。同样是以胆气见长的军旅作家还有李存葆，他在介入批评时一如他在写作小说时那般笔锋雄健。在早期的批评文章《努力描绘新一代英雄的风采》（《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8期）中，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将自身对于现实的思考以理性的文字加以表述；当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传遍大江南北之时，他又以一篇《（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十月》1982年第6期）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作出了回顾与展望。此后，他在创作的同时及时将自己的心得形诸文字，先后写下了《文学不会给历史留下空白》（《小说选刊》1985年第2期）、《在变化中寻找自己》（《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2期）等创作谈，为我们留下了一位著名军旅作家成长与蜕变的记录。与周涛和李存葆的大气豪迈不同，军旅小说家朱苏进在介入批评领域时好用“第三只眼”对文本作出精细的洞察。朱苏进常常将自己“铁蒺藜”式的小说写作风格带人他的批评文字当中，异常犀利的目光，职业军人的视角，作家灵动的思维，这些都使朱苏进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笔触圆转、出语不凡。朱苏进的批评文字中有军人气概，他总是把感性作为自己批评的出发点，同时辩证地对事物进行解读，他的审美判断往往产生于优美与崇高的融合：“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也往往最危险。危险与优美，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生命一旦诞生，就奔着美与险那路子去了，理智挡不住生命，生命大于理智。正如你的直觉永远强于你的冥思苦想”（《最优美的最危险》，《钟山》1994年第5期）。朱苏进的批评文字中还有机警贴切的比喻，如他在评说某篇小品时写道：“犹如端来一小碟佳肴，让你吃得口滑，还要再吃时，却没了”（《小品难得》，《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2期）。他对周涛的《稀世之鸟》的评论《自然之子的痴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是一篇显示其卓越的才华与锐利眼光的文章，认为此书意味着周涛创作的转折，在分析了其散文的艺术特色之后，他敏锐地指出周涛散文中存在的自赏与包装痕迹的缺憾。柳建伟向文坛进军的号角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他短暂的批评历程引起时任军艺文学系老师朱向前的注意并主动写信动员其报考文学系，成为文学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佳话。柳建伟后以创作名世，但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文章常常能够独辟蹊径，言他人所不能言，文章气势与才气交相辉映。《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是对朱苏进一片赞扬声中的一次反弹琵琶，《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西南军事文学》1996年第6期）则被文坛称作为一篇奇文，借评论朱向前的同时对军旅文坛的走向与发展进行了一次个性化的判断与解读。
汪守德作为军旅散文家，在文学评论方面也卓有成绩。他的批评文章流畅优美，能够兼顾理论上的宏观研究与作品和作家的微观批评两个方面。前者以《文学应给战争中的智性描写一席之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对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拥抱求索》（《昆仑》1995年第1期）等为代表，这些文章在分析军旅文学的基本特征时往往能够给作家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后者以《悲与喜交织出的青春之歌——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绿血）》（《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10期）、《女儿有才便是诗——王秋燕小说创作析》（《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等作品论为代表。这些文章均以分析作品中的艺术特色为主且较为恰切。
第三节韩瑞亭、黄国柱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军旅文学批评家的队伍里，有这样一处独特的方阵：身处其中的批评家大多接受过大学正规教育和专业批评训练，同时，这些批评家都曾有过基层文化工作的经历，最后到了编辑岗位上，又都情不自禁地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开始了军旅文学批评的生涯。人生阅历中的许多相同（如都是编辑出身）使他们拥有了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诸多相似：首先，他们都有着开阔的批评视野；其次，他们的眼光和思想都极具穿透力；再次，他们都能对文本做出即时的跟踪；最后，他们的批评语言都具有平直明快的特点。划入这一类别的批评家主要包括思忖、黄柯、韩瑞亭、范咏戈、黄国柱、丁临一、叶鹏、张西南等人。
20世纪末，军旅文学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应，军旅文学批评也在军旅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反思的使命与整合的责任。新时期之初，思忖、黄柯等人较早地发出了军旅文学批评的声音。身为《解放军文艺》理论编辑的思忖做出了统一美感与意念的努力，他为自己的理论批评集取名《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强调了将“审美”作为批评标准的文艺主张。思忖用审美的目光关注着军旅作家的创作动态，对军旅文学中“美感”的开掘和阐释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递进式的深化：“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是文学赖以征服读者心灵的神箭。不美的文学是不能称作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以美为目标，我们的任务就在发现而且表现这种美。’”《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通过对军旅文学作品中动人美感的层层过滤，思忖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学追求。思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不断从文本中剥离出美感，并逐渐将批评视线向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延伸。他是较早关注电影文学的军旅批评家之一。他在《阐其已发，扩其未发》一文中写道：“读了一部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后，再去读据此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常常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随着对影视文学理解的不断深入，思忖的批评视域得到了扩展，其锐气直指的批评风格也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平静与和谐：在思忖后来的批评文字中，峥嵘气象被表现得洒脱而随意，崇高美被融化在一片优雅的意境之中。
与思忖同属一代的批评家是《昆仑》的理论编辑黄柯，他与思忖分别在《解放军文艺》与《昆仑》两块阵地上共同完成了军旅文学转型期的批评责任。身为《昆仑》的理论编辑，站在军旅文学战线最前沿的批评家黄柯坐拥地利之便，资深佑家的新近之作，文学青年的投石之篇，军旅文学的前行态势，艺术思潮的隐隐涛声，黄柯总是较早地报道出军旅文学打动人心的消息。与思忖不同的是，黄柯的思维方式更显缜密，他认为“哲学的思维对文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文学家的思想需有深刻的哲学做指导。没有哲学素养的文学家是遗憾的”（《哲学的命运》，《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8期）。在《中国战争戏剧一瞥》（《昆仑》1990年第3期）一文中，黄柯用极短的篇幅对新中国战争戏剧的发展阶段、当代戏剧与传统戏剧在审美特征上的联系、当前战争戏剧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和透彻的分析，足见批评家思维的严密与手笔的开阔。黄柯的军旅文学批评还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身为编辑，对文章的动态把握是必需的职业素质，而跟踪阅读则是实现对文章动态把握的有效手段。与跟踪阅读的及时性相比，它的即时性更具动态特征：在作品发表的现在进行时段对其做出准确而细致的平行扫描，这对批评家来说无疑更加具有挑战性，诚如黄柯所言“一个作家的心，始终跳在历史的最前面；而他的笔，却笑在历史的最后面”（《跳在最前的心和笑在最后的笔》，《昆仑》1984年第1期），正是这种敏于发现、善于思考的批评精神，为黄柯的文学批评灌注了动力与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的转型期和成熟期，韩瑞亭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过渡者，他的批评实践联结起军旅文学批评史的两个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军旅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辉煌。历史文化批评、心理学批评以及对长篇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关注，构成了韩瑞亭军旅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质。韩瑞亭开始批评实践时正是“百花齐故，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自由期，因而他得以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和思想流派之间相对自主地做出取舍与选择；从地方大学直接进人军队文化机构使他的经历中缺省了基层军旅的生命体验，导致了他的劣势——感性的生活阅历不足，同时也成就了他的优势与特性：他得以处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冷静而深刻地对间接生命历程进行察看与评说。进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后，韩瑞亭获得了一个恰当的批评位置，他的文思开始酝酿，他的书写开始自觉。此后韩瑞亭先后出版了《艺廊探胜》、《长篇的辉煌》、《大叙事品格论》、《躁动与蝉蜕》等文学评论集，其批评风格由早期的轻盈多思变为深沉浑厚。从韩瑞亭为自己的批评文集所取的名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求索的道路上历经了一次次的蜕变，这其间有过怀疑、有过挑战，但作者在追寻的终点上为自己找到了两处栖居之地：一是久远的历史，一是切近的灵魂（《灵魂褶皱镌刻的历史》，《昆仑》1985年第6期）。从历史来反观当下，韩瑞亭获得了洞若观火的深刻，表现在他的批评文字中，便是字句之间充塞着的开阔大气；以灵魂来烛照历史，韩瑞亭获得了格物推类的智慧，他总是从零散的现象切人，将理论的品格从驳杂的叙述中剥离开来。韩瑞亭的批评文字是丰满的、生动的，其中有色彩、有音律，其背后则深藏着一颗美丽的心灵（《淳厚质朴的统帅形象》，《昆仑》1984年第4期）。由于客观的工作需要，由于主观的批评习惯，收入韩瑞亭批评选集中的文本多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直接对话，他总是透过切近的个案来俯瞰整个军旅文学阵地的前沿。韩瑞亭或是从军旅文学的历史写起，把大的写作背景笼罩在名作名篇之上，让我们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阅读愉悦（《〈东方〉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地位》，《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或是以诗一般的语言单刀直入、开篇显义，让我们在批评家独有美感的引领下，去体味军旅作家在创作之路上不倦跋涉的辛苦与执着（《既出艰窘，送出新奇》，《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无论韩瑞亭选取何种批评策略，他都牢牢地将自己进行军旅文学批评的根基扎在灵魂与历史这两片沃土之中，从《华彩流溢的心灵咏叹——读刘白羽的（心灵的咏叹）》，到《家族小说的新变——读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韩瑞亭的批评实践纵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正是批评家韩瑞亭在军旅文学批评舞台上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有力明证，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对韩瑞亭军旅文学批评进行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军旅文学批评界，范咏戈大致也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一方面，特定的历史际遇使他与老一代军旅文学批评家们拥有共同的话语背景；另一方面，独特的个体经历又使他在价值取向、学识储备上与新一代军旅文学批评家彼此相通。军人所特有的英雄情结沉淀为范咏戈独特的主体性格。同时，范咏戈在进行批评实践时注重文采，进而形成了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那温文尔雅的写作风格。范咏戈最先予以关注的是《西线轶事》、《天山深处的大兵》、《高山下的花环》、《在这片国土上》、《女炊事班长》等作品，文本中的历史观、崇高感，都在某种程度上给批评家以感召与启示。他一方面对军旅文学做出最具时效性的跟踪，但更为看重的是透过一个个散点所窥见的全面，他善于从全局出发来观照军旅文学的走向，以严密的逻辑思维编织出蕴涵激情的文字。在范咏戈的批评理念中，逻辑与美感是并存并生、并行不悖的：“文艺评论本身也应当是一件艺术品，应当给深刻独到的见地也尽可能披上美的盛装：美的文字、美的结构、多样的视角、独特的风格；逻辑要尽可能严谨，行文要尽可能轻松”、“人云亦云固然不能算文艺评论，板滞寡趣，只会以三段式的不变去应万变，也会令读者同文艺评论疏远。一个评论作者，也应像一个创作者一样，多有几副笔墨”（《当我穿上文艺评论这双“红舞鞋”》，《在戎谈文》代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咏戈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新时期的军事文学》是较早勾勒新时期军旅文学总体轮廓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