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总结和归纳出了军旅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有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方面，甚至有一部分还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军旅文学研究的深化，先后形成了对于军旅文学创作中的“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人性问题”、作家本体研究以及“农家军歌”、爱国主义、战争文学等集中研究的热点，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与深化很有建设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的主要史论专著有《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陈辽、方全林）、《新时期的军事文学》（范咏戈）、《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上》（蔡桂林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军旅文学史论》（朱向前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与此同时，朱向前还先后应邀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的撰写工作，承担军旅文学部分，使当代军旅文学的研究开始被当代中国文学史界所接纳。
第三是初步建立和规范了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系。军旅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初见雏形，这是军旅文学研究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凭借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家和学者的推动，军旅文学研究由原先的零敲碎打到现在初见学科体系，并且已经收获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持完成的“新中国军旅文艺大系”，即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对整个5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与遴选；再如朱向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究》，也是首次对当代军旅文学的全面回顾、梳理与总结；另外还有诸如对于50年来军旅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作为全军乃至全国唯一一所进行研究和培养军旅文学创作和研究人才的院校，培养出一批军旅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相比军旅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收获，我们发现在这块还没有被完全开垦的领域里，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是缺乏形而上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中，对于作家或者作品甚至是文学现象的研究，感悟式或鉴赏式的研究多，深入的探讨与思辨式的文章少。由于没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批评也就只能止于批评，无法在更深层次上为理论研究发掘出新的领域和成果；没有形成形而上的归纳与总结。就无法对整个军旅文学研究与创作进行宏观把握与深入探究。
其次是理论批评的研究方法单一。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大多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审美批评，而对于一些新的理论批评方法的运用则很少见。这种单一的批评方法妨碍了在军旅文学批评中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而使军旅文学研究缺少更多的参照。
最后是批评和研究对象的过于集中。在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于军旅小说的研究与批评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与批评比较集中，而对于散文、诗歌或者报告文学等其他体裁的研究则比较弱，有的门类几乎呈现为空白状态。各种文学体裁的批评研究不平衡也成为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缺憾。
第二节刘白羽、徐怀中等军旅作家的文学批评
军旅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老一辈作家和理论家的热情关注，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新时期，他们对于军旅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撰写批评文章还是引导批评工作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茅盾、丁玲、冯雪峰、陈荒煤、魏巍、刘白羽、冯牧、徐怀中、陈涌、李希凡等都写过相关的批评文章。身在军营的魏巍、刘白羽、冯牧、王愿坚、徐怀中、石言等老一辈军旅作家的批评文章的影响尤大；新时期以来作家周涛、朱苏进、柳建伟等人在创作的同时也兼顾评论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节专门就他们的批评特色进行简论。
刘白羽曾长期担任军队和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因此他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多是站在宏观视角上来发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对于军旅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在很长时间里具有很大影响。早在1951年他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将部队文艺工作提高一步》（《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期），高屋建瓴地分析了部队文艺创作的形势，指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塑造解放军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即那些“能够广泛教育战士、教育人民，能提高阶级觉悟，提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战斗意志，坚定他们永远做战斗队的思想的作品”。他同时重点分析了该不该反映部队中的落后面的问题，指出这些作家是因为没有深入生活的原因。刘白羽的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它过分夸大了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降低了其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的探索与追求。由于他的个人地位以及其影响力，他的文章常常以讲话和指示的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局限。到了新时期。他的思想有所转变。《努力建设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1982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系刘白羽在军事题材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除了指出要进一步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提高作品的思想境界和作家要深人生活之外。他还指出创作要反映矛盾，构思真实感人的情节的要求，这无疑是对部队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创作启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时期；在文章中，他还指出要积极发出军旅文艺评论的声音，矫正在文艺创作中的不健康和不高尚的写作格调。《奔涌的浪潮——三中全会以来的军事题材文学鸟瞰》（1984年9月1日《光明日报》）则对于新时期刚刚涌现的有争议的小说创作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具有推渡助澜的作用，使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为之一振。《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昆仑》1985年第1期）系作者对于军事文学创作的一次深思熟虑之作，也是对于作者所倡导下的军旅作家奔赴南线战争体验生活创作进行的总结。也反映了作者对于新时期以来部队文艺创作的新要求的尝试，即表现中华民族的雄伟神魄、塑造丰富饱满的英雄形象、创作具有史诗和悲剧意义的大作品以及使人心灵获得巨大震撼的好作品。
冯牧对军旅文学批评的贡献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以褒奖文学新人为宗旨，专门设立了文学新人奖、军旅文学贡献奖和青年批评家奖。作为成就显赫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文章注重自己的艺术直觉，强调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语言朴实真挚，注重对于作家创作特色的归纳和提炼。尽管冯牧对于军旅文学的专门论述并不是特别丰厚，但他对于军旅文学的实际关心及其贡献是非常显著的。《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形象》（《文艺报》1959年第1期）对王愿坚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归纳，特别是对人物塑造的分析颇为精确。《战士作家张勤和他的创作》（《文艺报》1963年第6期）系冯牧在昆明军区工作期间所写的关于战士作家张勤的一篇文章，在充分肯定其小说创作的特点的同时诚恳地指出其创作上的不足。冯牧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担任领导期间提携了不少军旅文学人才，不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如公刘、白桦、徐怀中、彭荆风等。1982年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引起争议，冯牧第一个发表评论文章《最瑰丽和最宝贵的》（《十月》1982年第6期）对其给予积极热情的肯定评价，称赞其“确实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充溢着崇高的革命情愫、能够提高和净化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品，一部真实地挖掘和再现了我们英雄战士身上所赋有的那种瑰丽而又宝贵的精神品质的作品。”特别是针对那些批评小说给部队抹黑的观点予以反驳，并给予作家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它描写了我们生活当中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了我们部队生活中的不同人物之间的不同性格和不同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我以为这种尊重客观实际和尊重生活真实的描写，不但没有给我们的革命军队生活涂上不谐调的色彩，反而使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显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加真实可信。当然，作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对我们的革命军队所怀有的那种诚挚的、由衷的真情实感，离不开他对于所反映的部队生活的全面而不是局部的、深刻而不是浮泛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对于部队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惟其出在一位年轻的战士作家身上，就格外使人感到高兴。”这样的理解与鼓励对于一位成长中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综观冯牧的军旅文学批评，不难发现其强调对新人的爱护培养，尤其对于具有探索和创新的作家的偏爱与保护。
作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开路人，徐怀中在军旅文学批评上的贡献值得我们关注。早在20世纪中叶，徐怀中因为《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粗暴的文学批评让这位作家深知健康的文学评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4年，徐怀中组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邀请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来授课指导，并热情为学员的作品进行鼓与呼，先后为李存葆、莫言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透明的红萝卜》召开了研讨会。在开学伊始的座谈会上，他发现朱向前的发言很具有思辨性与逻辑性，鼓励其整理成文，并推荐到《文学评论》发表，这对于朱向前从此走上理论批评之路可以说至关重要。从军艺调到总政文化部担任领导后，他更是文学批评的热心推动者，先后多次就军旅文学的现象与突出的作品组织研讨，有规模和影响的是1985年他在《昆仑》杂志社所组织的“书库：军旅文学论坛”，邀请首都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作家畅所欲言。他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应该是两个轮子一起转动的观点，最早最积极地肯定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大作用，将其和军旅文学创作并称为“两个轮子”，直到90年代还为此写下专文作为鼓励和纪念；他先后为数十位军旅作家、评论家的作品撰写序言，每一篇都是言之有物的精彩评论文章。《虽然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系其对李存葆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评论，洋溢着对于军旅文学新人热情的鼓励与欣赏，文章分析了小说在审美上具有气势美和悲壮美的成功之处，同时还指出小说在创作中存在的过于强调戏剧化结构冲突而有造作之嫌的创作缺憾。《无须等待托尔斯泰——关于战争文学的自言自语》（《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更是激励人心之作，在文坛影响甚广，他指出军事文学创作应该放开束缚，生活体验有直接经验也有间接的经验，军事文学创作通过间接的生活体验也可以完成优秀的作品；同时还指出军事文学创作要脱离原有的战场和营区的具象描写，要“善于在并非永恒的军人生活中发现永恒的因素，力求有限的篇章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石言长期从事军旅文学的创作，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等作品影响广泛，鲜为人知的是他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对军旅文学的发展同样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子星”——关于发展和深化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的对话》（《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就是其代表作，这篇文章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来揭示军旅文学创作中的几个疑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具有的理论探寻和横贯中西的学术胸怀。该文想像力丰富，在批评的方式上很有创新思想，采用对话形式就战争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阐发，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的观点，例如在针对中国人好战的说法时指出，“胜利、进步、翻身、解放！我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战争是一种劳动，革命战争更是一种崇高的劳动。这是一种流血的、代价极高的劳动，一种高强度的、要求参战者在各方面都发挥到极致的劳动。军事劳动有的破坏极大，有的在破坏之后成果极大。中国的革命战争为人民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的新中国！为这样的战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的人怎能不自豪！享受到胜利成果的人怎能不欢唱！”在谈到关于中国作家耍创作出具有史诗风范的军事文学作品时，作者指出必须将革命真正与人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诞生史诗性的军事文学巨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