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纵观50年军旅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它同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指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都经历了理性精神从缺失到发掘和自觉运用的过程，都走过了由文体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道路，都呈现出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而军旅报告文学的成就也足以在当代报告文学的总体框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某些具体的时间段来说，军旅报告文学甚至是中坚力量。与之相应，军旅报告文学的繁衍、壮大和浮沉，不但深刻地展现了时代进步的轨迹，而且也多角度、多侧面地标示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艰难历程。按照时间段，我们将当代军旅报告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17年”：萌芽期
1949—1966年，即“前17年”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萌芽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军队乃至整个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重大的影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也和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一样，自然把反映这种状况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军营中的细微波动，人们精神上的变化，无不在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观照之中。驱动这种观照的是作家的责任、良心和义务，更是发自对新生国家的热爱。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歌颂就成为作品的主色调，或者是歌颂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或者是歌颂和平时期的建设者，或者是歌颂军队里的新人、新事、新气象。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对国内尚未结束的剿匪战斗和朝鲜战争的书写，一是对国内和平建设和军队现实的书写。而激昂、乐观的英雄主义则是这些作品普遍的基调和底色。和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相似，这一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萌芽期，文体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或是简单的一人一事的报道（英雄或者是英雄集体的报道），或是具有新闻特征的纪实散文，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除了如刘白羽等人从小说家转入报告文学创作外，在报告文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作家群。尤其重要的是此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由于整合到了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文体本身所应有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几乎消失殆尽，留存下来的只能是对现实的拥护和欢呼。比如勇征、崔家骏、魏继昌、王中才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等，毛泽东的著作成了作品构成的基本元素和作家结构作品的方式，整个作品就是为了印证领袖言语的绝对真理性。随着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断演化，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为政治高呼、片面的图解现实政治的创作，一方面越来越多（从整体的创作意图来说）。一方面也越来越少（从创作的数量较前期来说），公式化、模式化的创作现象越来越严重，军旅报告文学也就逐渐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
二、80年代：成熟期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成熟期。所谓成熟既是从文体着眼的，也是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应具备的理性精神着眼的。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和起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大潮蓬勃而起。以思想启蒙为内核，要求正视现实，呼唤变革，成为这一时期的精神追求、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处在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转折点上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自然也不甘人后，频频出手，不但和同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打成平手，在整个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充分表现了文学尖兵的优势和作用。由此军旅报告文学进入全盛发展的时期。从“硬件”上来说，其一，和“前17年”相比，这一时期拥有了一批从事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如钱钢、李延国、江永红、刘亚洲、袁厚春等。这一大批军队新闻工作者长期练就的政治敏锐性、思想概括力、深入细致的采访手段和倚马千言的笔头功夫刹那间获得了用武之地。其二，创作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从《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等军队杂志到地方杂志，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军旅报告文学都占有相当重要的版面。其三，在各种文学研讨会和文学评奖当中，军旅报告文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软件”上来说，军旅报告文学的数量和质量都实现了飞跃，一批作品成了报告文学中的典范和代表之作。“全景式”、“卡片式”、“问题类”等多种类型的作品结构方式、叙述手段取代了早期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手段。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所必需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性精神重新得到提倡和高扬。更重要的是，“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观”，成为和诗歌、小说、散文并驾齐驱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文体样式。
在整个除旧布新的时代氛围中，此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从精神上拥有了“笼天地与形内，挫万物与笔端”的豪情和魄力。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在题材上呈现出了多向度的选择。他们不但观照现实，更加注重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教训，不但细致描绘时代巨变在军营中的影响和渡动，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变化上，显示出了新时期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宏阔的视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创作野心和笔力，这和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启蒙的精英角色有莫大的关系。不管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类的历史条文，还是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等现实类的观照，或是刘亚洲的国际军旅题材类的报告文学等，莫不是以作家个人的眼光为基准，更加注重从历史的宏阔和纵深来构思和评价事件、人物，作品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简单的“歌颂——暴露”的二元对立模式，推进到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人文关怀。它们以全景式、集合式等结构方式，口述实录等多样化的叙述手段，超越了过去报告文学片面单一的事件叙述和过于精雕细琢的人物特写，形成了全方位宏观描述、大规模信息汇聚以及时空延伸等特色，表达了作家反思历史、审视现实以及预测未来的个性化阐释。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短期的创作收获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创作本身符合了整个时代迫切需要从极“左”专制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从而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了某种一致性，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必需的自由空间和氛围。二是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改革开放，但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深刻的分化，还没有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中走出来，还没有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局面。由此知识分子的选择方向仍然非常单一，不存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落差。三是从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构成上来说，他们要么是报纸的编辑、记者，要么是部队的新闻干事，长期练就的新闻眼光和政治敏锐性，既保证也符合了时代反思性的历史要求，使他们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尽领风骚。
三、90年代：发展期
90年代以来，军旅报告文学由兴盛逐渐回落到平稳发展。与前一时代相比，90年代的军旅报告文学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全方位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文体上传统的人物型、记事体与全景式、集合式结构的并存，描写对象的多样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再现，表现在“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显示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视野。
在主题上，此一阶段仍然继续和深化了前一时期的思考。例如对于军人价值的探究，关于军队现代化的思考等等。但是它的批判性和尖锐程度大大减弱和降低。“这首先是出版物走向市场这个大趋势决定的，读者的胃口被市场竞争抬高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比起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又单调得多，对作者和读者的吸引力都大大减弱；另一点，是军事题材的创作确有局限，这局限包括政策方面的，宣传、保密纪律方面的，也有观念上的，作者在创作上会受到很多制约。”体现出军旅报告文学从“‘尖兵’到‘殿军’”的发展脉络。随着老一批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逐渐淡出，一批新人后来居上，他们从步履匆匆、紧随时代大潮到驻足沉思潜入深水作业，从赶时效抢新闻到回眸历史，取材的价值定位发生了变化，作品的思考力量和理性批判色彩大大减弱，同时相对于80年代，这一批新人各自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80年代的作家或者转行，或者罢手，代之而起的新的军旅报告文学主将，如李鸣生、金辉、徐剑、王宗仁、徐志耕、江宛柳等则从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历史现象，转入对从前历史的发掘，或者是纯粹军人品格的赞扬，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领域。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徐剑的“二炮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系列”等等。视野的转换和缩小不但体现了时代发展所具有的特点，而且表明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作现象本身应承担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前17年”：萌芽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有论者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50至60年代是“硝烟颂歌”阶段，60年代以后是“和平转型”阶段。前一阶段是对朝鲜战争和国内逐渐转化为背景的战争中的英雄的赞美；后一阶段是指在和平建军的基本意向下，道德英雄及练兵主题的悄然展开。这种划分的依据是题材，当然也不乏对军旅报告文学文体的思考。
一、硝烟中的颂歌
同当时国内尚未完全结束的战斗相比，朝鲜战争显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孕育出的作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文章为发轫，相继有一批颂扬我入朝官兵英勇无畏的动人事迹的篇章汇人这股洪流。《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作家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糅合了浓重的抒情色彩，使叙事和抒情水乳交融，描写和议论相辅相成，突破了一般新闻报道的写作模式，从而上升到散文的境界。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宋之的的《信念》、李庄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陆柱国的《上甘岭》、刘白羽的《胜利者》、杨育才的《直捣白虎团部》、王玉章、石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黄继光》、戴煌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孙绍均的《向我开炮》、郑大着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等。这些作品，有的是以一支部队在战场上的经历作为描写对象；有的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展现英雄的风貌；有的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人物，着力透视英雄人物的不平凡瞬间；有的则以作者的感受为线，抒发个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与此同时，国内战争仍在局部继续的现实，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魏风、纪希晨的《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黄幼衡的《大破双鼻洞》、丁芒的《英雄艇》、李拔的《炮击金门》、马中海的《在帕米尔高原上》、尉立青的《在唐古拉山上》、王愿坚的《东山岛》、彭荆风的《倮黑族的小民兵》等作品，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解放初期的边地战斗、剿匪反霸及与蒋军的对峙进行了描述，对于人物的英雄行为给予了深情的赞颂。
二、和平里的热流
越过1960年的大门，战争硝烟慢慢远去。和平建军、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军队面临的迫切需要。报告文学的重点也从战火硝烟中的英雄变成了和平军营里的典型人物和先进连队。甄为民、佟希文、雷润明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虽然作品中雷锋的道德内涵有具体的指向性——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实际上由于雷锋的精神文化价值在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获得了高度认同，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范畴，而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道德倾向。延续这一创作精神和思路的还有田成仁、赵志华的《“雷锋班”纪事》，勇征、崔家骏、魏继昌、王中才的《万物生长靠太阳》，高歌、郝斌、万岳的《张思德的战友》，赵骜的《英雄的脚步》，白岚等的《欧阳海》，新华社记者的《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济南军区报道组的《王杰的故事》，李天、王宗仁的《年四旺的故事》，林雨等的《李文忠》，孔军的《杜凤瑞》，胡奇的《英雄的翅膀折不断》。广川的《一代新人的凯歌》，周尝棕的《大陈岛进行曲》，王孟强、李士君的《太平山上》，杨旭的《在海洋上》，廖代谦等的《志在雪山云海间》，陆扬烈、任斌武的《在新的征途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