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播种爱情》描写了藏族同胞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新生活的历史画面，同时表现了汉藏人民在建设新生活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小说围绕西藏地区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从筹建到发展成国营农场的建设过程，广泛地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变化，讴歌了为西藏的进步和繁荣而奋斗的人们。
小说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侧重描写了年轻人的爱情生活。天真开朗的林缓果断坚强，对爱情她有大胆追求的热情和勇气，但是，当她发现恋人苗康隐瞒了有女朋友的事实，她毅然放弃了这份感情，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来使自己忘掉这份令人厌恶的情感。与大胆、开朗的林缓相比，倪慧聪显得温柔含蓄，当她发现苗康背叛了自己时，她默默地痛苦，痴情地等待，直到在工作中一再发现苗康的自私与虚伪，才与之决裂。技术员雷文竹是热情、真诚、富于幻想的青年，与浮躁、自私、虚伪的苗康相比，他有强烈的进取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热忱。对于爱情他不像苗康那样大胆和外露，尽管他第一次见到倪慧聪就爱上了她，但是当他发现她的恋人是苗康的时候，他退缩了，甚至去帮助她获得这份已经发生了转移的爱。雷文竹对爱情的处理方式，表明了他与苗康形成鲜明对比的不同的道德标准。另外朱汉才、叶海与藏族姑娘秋枝的恋情描写也十分生动、独特。美丽、热情的藏族姑娘秋枝爱上了朱汉才和叶海两个人，并希望按藏族的习惯同时嫁给他们两个，面对藏族姑娘炽热的恋情，两个汉族青年没有相互排挤和争执，朱双才以其善良的谎言成全了叶海与秋枝的爱情。
小说以农技站的话动为主线，既有曲折惊险的斗争，又有纯净美好的爱情；既有汉族青年为建设西藏忘我工作的热情，又有藏族群众接受新鲜事物的曲折过程，同时作品描绘了西藏高原特有的自然景物、政治制度、民族习惯和历史变革，从而构成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风俗画，带来真实、自然、纯朴、明快的艺术魅力。
《踏平东海万顷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是陆柱国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以浙江前线章雪松一个团队为主要线索，描写了我陆、海、空三军配合，于1955年1月一举解放一江山岛的历史画面。这部小说就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言，远远没有达到同期许多小说的水准，但是书中两个倒叙式的传奇情节却写得异常生动、感人，从而成为“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中难得的亮点。后来经由其中一个情节——花木兰式的女英雄高山与雷震霖的爱情故事改编的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踏平东海万顷浪》中，作者通过主人公章雪松在探亲途中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成长经历时，带出了第一个传奇故事——他在部队当连长时，他的父亲在他手下当排长。作者一方面写出了作为排长的父亲对连长身份的儿子在工作中的尊重和服从，另一方面则较细致地刻画了这对父子间的深情。作者通过父亲明着找儿子借烟草，实则为儿子送口粮的细节表现了在生活中父亲对儿子的细心呵护，又通过在肉搏战中父亲从敌人的屠刀下救出儿子生命的细节表现了在战场上父亲对儿子生命默默无语的关注和保护。儿子与父亲之间这种独特的官兵关系和血缘情义，使这个情节传奇、生动、有较强的感染力。也许作者意识到这个情节并非全书结构的主干，因此，作者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去挖掘这个故事的丰富蕴藏。侦察科长雷震霖出场后，作者又巧妙地带出了他的传奇故事。1946年雷震霖当排长的时候，连里给他们排配了一名副排长——高山。高山是新型花木兰式的女指挥员和女英雄，在书中充满了奇异的光彩，令人经久难忘。她女扮男装参加野战军，刚到雷震霖所在的“尖刀英雄排”时，她矮小黑瘦的体格、破烂的外衣都让雷震霖从心里看不起她，对雷震霖来说，“尖刀英雄排”不能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副排长有失声誉，高山看出了雷震霖的心事，通过捉俘虏、救雷震霖两个细节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令包括雷震霖在内的全排战士刮目相看。在描写她的勇敢之余，作者还表现了她作为女性的细致与耐心，渐渐地她成了全排战士最信赖的人。由于一次负伤的经历使她暴露了女性的身份，也俘虏了排长雷震霖的心。在这个故事中，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系列的误会、冲突展现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世界，人物的形象显得生动、鲜活。应该说，高山与雷震霖的爱情本来可以铺排成一部有声有色的战争加爱情的浪漫小说，但是，作者却在最为精彩之处吝惜了笔墨，转到对战争进程的描写上。毕竟，这个爱情故事在整个解放一江山岛的战争中只是一个斜逸出来的旁枝，但是，这个旁枝却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动人的情节。从整体来看，小说的结构还嫌松散，解放一江山岛的主体部分中还缺少精彩动人的情节。除雷震霖和高山外，书中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开掘不够，显得平淡、单薄。
三、英雄成长传记：从《高玉宝》到《欧阳海之歌》
在“前1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中，还有几部以英雄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创作而成的长篇传记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有《高玉宝》和《欧阳海之歌》，两部作品均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蓝本，描写了英雄成长的一生。
《高玉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是自传体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贫苦人家的孩子高玉宝少年时期难忘的成长经历。少年高玉宝由于家贫而无法实现读书的愿望，就连在教书先生免去学费的情况下，也由于地主的欺压而不能读书，小小的高玉宝只有进地主家做农活同时受着地主的折磨。高玉宝家搬到大连城后，少年高玉宝进工厂做了童工，在刘长德的领导下开始了与日本鬼子的斗争。书中的高玉宝形象朴实、善良、好学，小小的年纪却有着对人生美好的愿望和对读书强烈的渴求，生活化的语言和故事情节有一种朴素的艺术魅力。全书共13章，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故事情节，章节的标题鲜明地点出故事的主要内容，如“过年”、“我要读书”、“上工”、“放猪”等等，其中“半夜鸡叫”以其曲折、有趣的情节成为其中的著名篇章，并被收入小学课本。作者高玉宝是书中主人公的原型，在进行创作前仅读过1个月的书，因此，《高玉宝》的创作出版对作者来说非常难得，作者进行学习和创作的毅力鼓舞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并使该作品产生广泛影响。但从艺术上讲，作品在思想的提炼与升华，在谋篇布局、写作手法和语言上都还显得稚嫩。
相比较战争长篇小说而言，反映和平军营生活的长篇创作在“前17年”中是一个明显的弱项，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外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5年版）。作为一部传记小说，它主要描写了战士欧阳海由普通一兵成长为英雄的主要历程。小说从欧阳海悲惨的童年写起，一直到写他当兵后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作者不仅用细节展现了英雄的成长历程，而且表现了和平时期军营火热的生活场景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塑造了一代新型军人的典型形象，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一代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浓郁的生活气息、扎实而巧妙的细节运用，以及情绪饱满的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由于极左政治的影响，由于领导授意，作品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政治宣传的需要，不仅在人物塑造上体现了“高、大、全”的倾向，而且在创作方式上也体现了“三结合”的要求，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及说教式、报告式的文字大量出现，这些都使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生命力大打折扣。
1966年4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遂使全军乃至全国的文艺走上了一条概念化、专制化的道路，一时间，文学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丧失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导致“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的军旅长篇小说乏善可陈，较为突出的作品大概只有郭澄清的《大刀记》，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一），前海的《桐柏英雄》，黎汝清的《万山红遍》（上），杨佩瑾的《剑》、《霹雳》等寥寥几部，在此就不再一一论列。
长篇小说（1976—1999）
第一节概述
一、基本脉络
大致说来，新时期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80年代——复苏与探索时期，90年代——复兴与勃发时期。
1.80年代：复苏与探索时期
虽然军旅长篇小说真正的启动是在70年代末期，但数量有限，无法分章专论，所以此处沿用文学界通常的做法，把“新时期”和8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间统称为80年代。在这个时间段，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复苏和探索。
“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战果辉煌，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与其他绝大多数文学样式一样，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进入新时期，无论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生活和思维习惯，并没有马上出现一种崭新的局面，而是在艰难地调整与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作家的文学观念、取材内容和创作手法大都还在延续“文革文学”的模式。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文学才真正进入了所谓的“新时期”。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不例外，新时期之初的作品少而不“新”。而且，由于受军旅文学特有的强意识形态色彩和长篇小说创作固有特点等因素影响，军旅长篇小说一开始并没有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主潮同拍共进，其主要工作和努力方向是恢复“前17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有限度地探索创作的新思维、新方法。
魏巍近80万言的《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实现了“前17年”与“新时期”军旅长篇小说的成功链接。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结构方面的显著成就，使其不仅具有军旅文学创作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标志着新时期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揭开了一个新篇章。《东方》的出版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它代表了当时军旅长篇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较高成就。随后，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民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企图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实现两栖登陆阴谋为线索，塑造了团长周天雷等一大批从基层战士到高级军事指挥员的敌我军人形象，是一部不错的反映朝鲜战争的作品。小说中，作者带进大段的议论和抒情，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哲理和思想特色，另一方面则使作品略显枯燥。寒风的《淮海大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以极其精练的笔墨描写了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场大决战。作品把主要篇幅放在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描写上，刻画了我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及许多纵队司令员形象，也刻画了蒋介石、顾祝同、刘峙、杜聿明及其他敌兵团司令官。作品主要写的是蒋介石在徐州以西摆了三个兵团近30万人马，而我军北上迎敌的兵力则不足9万人，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变被动为主动，终于取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小说没有夸大敌人的庸碌无能，也没有把我军写成神明，而是写出了人心所向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真实地描绘了淮海大战的历史面貌。
以上几部作品，在内容上主要取材于中国革命历史事件，这一点与“前17年”特别相似，而作品思想内涵、写作手法和表达水平又较“前17年”有所突破，应该说它们基本代表了新时期之初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在当时整体文坛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也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辉煌，但是，这个辉煌极其短暂。
1979年，南疆自卫还击战爆发，绝大多数军旅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南线战争，一时间，能快速反映这场世人瞩目的大事件的中、短篇作品得到极大的发展，长篇小说则因其容量大、耗时多等创作特点而暂时沉寂下来。此其间，最重要的军旅长篇小说要数莫应丰的《将军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它写于1976年，是一部难得的直面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长篇作品，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十年动乱给军队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重灾难，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一次难能可贵的突破和提高。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它与《东方》均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