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既是“军歌”，则既应有委婉缠绵，更应有激越高亢，哪一个方面缺失，都构不成一首完整宏大的交响乐章。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因此他们的创作中的稚嫩或缺憾也显而易见。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相混淆，同情与妥协相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背反关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见的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等等。这样的一种创作现实使得这支“农家军歌”唱得低徊有余，嘹亮不足。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或在别的一些作家笔下，“农家军歌”开始出现变调。
在《大校》（《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2期）中，阎连科一举将他的主人公从“上尉”提升为“大校”，从而一扫往日“农家军歌”苦涩和晦暗的基调，为主人公大校汪海洋10余年的军旅生涯吹奏了一支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奋发与凯旋的胜利进行曲。所有与土地的纠葛和来自乡村的沉重的人生包袱，在这里都变成了汪海洋挑战自我、超越农民的正面驱动力。《大校》的定位，“在于完成了从穿着军装的农民向农民出身的当代军人的转化。这符合中国军队的发展走势和相当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表明了阎连科固执的理念的松动和转向，因此它引起了军内外广泛的关注。”
徐贵祥是以凌厉豪放的风格立足文坛的，代表作品有《潇洒行军》（《昆仑》1991年第3期）、《决战》（《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9期）等。在《弹道无痕》（《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11期）中，徐贵祥又为我们贡献了石平阳这样一个独特角色。同样是一个来自农村想“穿四个兜的军服”“当炮兵团长”的军人，石平阳业务极其优秀，但从军之途多蹇，阴差阳错，入伍13年，最后还是一个“黑绒布四道黄杠”的上土。然而在他身上，我们全然看不到阎连科、陈怀国笔下的农民军人们的悲情，他似乎从来“不知什么叫愁，什么叫情绪”，一直兢兢业业，支撑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人的力气就像井水，舀了一瓢它还往外冒。舀得越多，冒得越欢。”徐贵祥笔下的农民军人不再戚戚哀哀，汲汲于“当兵、提干、家属随军”的农民军人三部曲，而是粗线条，大泼墨，粗犷豪放，因而在他们身上，作家少了批判，多了颂扬，开始了“农家军歌”与“英雄乐章”合奏的交响乐的前奏。
同样是来自农村，衣向东笔下的树五斤《老营盘》，（《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9期）身上也没有了阎连科、陈怀国们笔下农民军人的狡诈与算计，而是一个老实、木讷，“有一些书生气，平时不善言词”，连礼都不会送的人。因而在机关里，“王主任为了推动某项工作，需要杀鸡给猴看”时，他就常被“提溜出来”，他一直是逆来顺受。然而当机关里的同事们都在为留军营分房子而想方设法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老婆为他争取来的留下的机会而毅然选择了转业，“想证实自己的能力”，甚至要放弃留京的机会而回自己的胶东老家。他眼里的故乡、土地充满了脉脉温情，而没有阎连科、陈怀国们心中那么可怕，因而他所选择的不是“逃离”而是回归。
除此之外，张惠生、赵琪和李西岳等也在塑造农民军人形象方面做出了不同于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尝试。在同样以农民军人为表现对象的中篇小说《旱舟》（《昆仑》1995年第5期）中，张惠生以其一贯的清新自然的叙述风格，写了舟桥连长郑天丰在生活与事业上所遭遇到的矛盾与困惑，并借此凸显了当代军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处境的尴尬和无奈。然而让我们感动的是郑天丰并没有因此回避，而是以军人特有的坚强与韧性积极去面对矛盾，在郑天丰身上我们看到了农民军人身上坚韧的一面。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9期）中的姚建华也是来自农村的优秀一兵，“当兵当得特别投入”，然而与《中士还乡》中的旗旗一样，从军之旅波折多舛，最后亦是以中士的身份退伍还乡，独自一人放起了牛。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先前农民军人形象中的怨艾与牢骚，部队所给予他的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历练使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像“当过边防军班长的人”，“把山歌唱得像云彩一样亮丽”。可以说，赵琪用他的空灵轻逸的笔触挖掘出了潜隐于农民军人心中的诗意与美好。“农家军歌”摆脱了单调的重低音，始有“亮丽”的声部。李西岳的《农民父亲》（《清明》1999年第4期）更是着力将农民父亲身上的优点展露出来，其中所体现出父亲的朴与实、韧与忍让人顿生敬意。
在阎连科、陈怀国们之后的军旅作家对“农家军歌”的吟唱中，他们关注的是“农民军人”的当下性——让人物生活在现在进行时中，而很少牵涉到过去时，有意弱化农民身份及其文化背景对于农家子弟的负面影响，更多地展现了农民军人身上坚忍、朴素与执着的特质，因而他们的创作为“农家军歌”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使得“农家军歌”略显低沉的调子变得轻快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家军歌”主题的表现层面，使得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新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重建成为可能。
第五节女性军旅作家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一、女性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在整个“前17年”当中，军旅小说家队伍几乎由清一色的男性组成。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匮缺，至少使人们对军人尤其是女兵世界的观察与反映失去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女性视角”。所幸此一态势到了新时期有所改观。尤其在80年代前半期，一批30岁上下的青年女作者纷纷拿起笔来，描写自己的军旅生涯和内心情感，出现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兵中篇小说。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成平的《干杯，女兵们》、王海鸰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肖于的《绵亘的红土地》、常青的《白色高楼群》，加上稍晚发表的曹岩的《棕色雪天》等，多从医院、通信连、气象站、宣传队等角度切人女兵王国乃至女性的心灵世界，在金戈铁马的雄壮乐曲中糅人了几段妙曼的小夜曲，构成了一道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景线，一时间，把军旅小说艺苑点缀得摇曳多姿、风情万种。
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昆仑》1983年第1期）通过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展开一位老军人——导弹基地气象室主任齐振铎同一群女气象兵的故事。齐振铎对自己过去不曾努力学文化的悔恨和从头起步的决心，他的失败和让贤，他对女兵们由严厉的管束到父亲关怀女儿般的感情变化，他对亡妻的深切悼念和对老一辈军人的弱点的清醒认识——这一切都在他以钢铁般意志将一群自由散漫的女兵百炼成钢的锻造过程中，得到多侧面的立体表现。小说写得柔情似水，充满诗意。
成平的《干杯，女兵们》（《昆仑》1983年第3期）通过女主人公薛烨在连队的表现和遭遇，写出军队绿色在他们身上所浇铸的力量、信心和勇气，所投身的富于诗意的纯洁、高尚和无私的友谊。在对女兵群的描写里也饱含着诗的激情和深沉的爱，从不同的人物的命运中开掘出迥然各异的性格、心理和感情世界。作者把纵的生活史和横的生活面严密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使现在和过去、军营和社会紧密联系，不但能使重点人物和次要人物纠葛在一起，而且反映的生活幅度宽、时间长，因而给人开阔而挺拔、丰富而俊逸、明朗而秀美等多方面的感受。缜密的构思、优美的艺术形象、准确而又洒脱自如的表现力和对于生活的透视力成为小说突出的艺术特色。
王海鸰的《尘旅》（《昆仑》1983年第6期）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老干部群像的多镜头摄取，在对比中塑造人物形象。狄易光和邹安同两个人的个性、灵魂和精神境界在这种对比下立见高下，泾渭分明：狄易光为人正直、眼光远大，富有进取精神；邹安同自私、浅薄，充满污垢的心理，处处令人生厌。丁小琦的《女儿楼》（《昆仑》1983年第6期）以部队白衣战士为描写对象，不落俗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女护士细腻的内心世界，描写她在爱情婚姻上所遭受的精神苦闷，从而提出了对部队乃至全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伦理问题。
如果说以上几个中篇充盈着女性作家的阴柔美的话，那么肖于的《绵亘的红土地》（《昆仑》1983年第6期）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异于前者的阳剐美。其行文很难令人相信是出自于女作者之手。小说成功刻画了一个性格丰富而复杂的当代军人——连长罗辛的真实感人的英雄形象。一幅幅雄奇、悲壮的画面与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性格、思想和感情的富于立体感的结合，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激荡在他胸腔之中的那种对祖国对人民真挚而深沉的赤子之情。作品的最后刻画了罗辛和通信员牺牲的生动雕像：通信员的手指僵硬地伸着，青石板上留下一排鲜血写的暗红色的字：“我回来了……”罗辛的“半截衣袖在风中抖动，他的手一半还插在衣兜里，他是在寻找那半截烟。他在生命的一刹那，还在喃喃向着那片熟悉的林子呼唤；‘阿会儿，阿会儿书’（越语：请抽烟）”，精巧的细节描写极具震撼力。
常青的《白色高楼群》（《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3期）紧密关注部队现实。陆亦坚在调到陆军总医院当院长后，顶着重重压力，对总医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换不称职的医生，改而提拔有见解有能力却被偏见压制不被重用的人才，使总医院面貌一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领导能力一直不得施展，在爱人的“活动”下才意外得到升迁机会。小说引起我们对军队用人制度的深入反思。
与上面几位女作家的作品相比，显得稍稍有些特别的是曹岩发表于80年代末的《棕色雪天》（《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2期）。作者不重讲故事，而重写感觉。她运用自己独有的敏感和细腻描绘了由棕色的军用水杯，棕色的军用腰带，棕色的长椅等组成的棕色的主观世界。从14岁懵懵懂懂地被父母送去参军到朦朦胧胧的恋爱再到婚后的生活，都在由“我”的颇有些独特的感觉意识的流动中交叉呈现。小说在故事的讲述方式上所作的一些尝试从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80年代后期军旅女性作家的创作倾向，即开始注重用女性独特细腻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小说人称切换自然流畅，语言格调清新优雅。
然而，正如有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股创作势头未及深化和扩展就很快地被打住了，原因更多地来自女性作者自身，与文学大环境的弱化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早在80年代末文学热潮降温之前，这支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小说家队伍已经开始了流失和分化。有的转业或出国（如丁小琦），有的改写影视、纪实文学或言情类的非军旅题材（如王海鸰、肖于等），有的则干脆搁笔不写了，如此等等，导致一度姹紫嫣红的女兵小说成厂昙花一现的短促景观而令人慨叹。”进入90年代以后，依然执着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女性军旅作家大概只剩下庞天舒、裘山山、姜安、刘静、王曼玲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了。
庞天舒虽然从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并以“少年作家”而成名，并在80年代出版了小说集《大海，我对你说》、《少女眼中的战争》等，但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少女清澈的目光、一种“蔷薇般温柔的憧憬与幻想”去观察理解军人与战争，不免失之于单纯和稚嫩。90年代创作的中篇《蓝旗兵巴图鲁》（《昆仑》1990年第3期）注意从本民族（满族）文化、历史、精神中汲取灵感，将勇猛无敌的镶蓝旗先祖充满血雨腥风和英雄豪情的征战史重新复活，开始显示了从纤弱清浅向阳刚与成熟的过渡。《战争体验》（《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6期）则进一步显示了其小说阳刚与成熟风格的确立。作品围绕我军的一场现代化军事演习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描述，塑造了红蓝军双方军、师高级干部形象，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气息，节奏紧凑明快，不足之处是她还不能完全打通中高级指挥员和基层官兵之间的联结，悬浮在半空之中，扎不进当下军营生活的实处和深处，对于人物的处理显得粗犷有余而细腻不足。
姜安的《远去的骑士》（《昆仑》1994年第5期）讲的是高原骑兵连的故事。曾经辉煌的骑兵在缩编后只剩下了一个驻扎在青藏高原上的独立连的编制。协助地方拍电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然而，就在这样的一种尴尬处境之中，姜安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颇具“骑士”风度的官兵群像：“辕马”郑勇为了能与自己心爱的军马待在一起，放弃了到别的营当营长的机会，而继续留在骑兵连当连长；“栗公马”扎西顿珠始终洁身自好，保持着骑兵所特有的品格而不为外界所动；讨人喜欢的“小公马”王炜虽然来自城市，却对自己的军马也是情有独钟……在作者笔下，这里的军人充满阳刚气和令人敬重的骑士风度，在他们身上，我们“蓦然感到了生活不朽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