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纯和天宝的小说创作也有轻灵的特点。在他们的笔下，“‘平常心’取代了‘英雄气’，却又不曾陷入到种种人间俗务的困惑之中，经常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淡漠与超然，似乎在红尘之中，却又超乎红尘之上，‘执’与‘不执’之间，平平静静地诉说着没多少故事性、冲突性的军营风景。”陶纯的《坐到天亮》（《人民文学》1993年第4期）讲了团参谋赵子清的一些生活琐事。制式化的机关事务，与李军长女儿李云茹之间朦朦胧胧的情感纠葛、婚姻上的小小插曲，都通过作者叙述方式和语言的巧妙铺排，变成了细波微澜。小说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作者似乎不在意故事，而重在传达一种淡然和轻逸的情绪与氛围。《营地之光》（《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11期）则更像一篇优美的怀旧散文，以“我”的回忆为线索，写了童年的“我”随当兵的父亲住在牛头山营盘时的所见所闻，小说写得波澜不兴，清新含蓄，朴拙睿智，几乎没有一个贯穿全篇的故事，笼罩全篇的是一种淡淡的感伤和对往昔美好生活的怀恋，称得上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散文化小说。天宝的小说与陶纯的小说比起来更擅长于调侃和不动声色的嘲讽。《记住汤米》（《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7期）中的汤米利用，自己的小智慧乐于助人，时时为战友排忧解难，作者近乎漫画的笔法将人物点染得轻松诙谐；《副连级浪漫》（《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2期）中年轻军官杨纪元、苏格兰、宋疆们的乐此不疲的谈婚论嫁等琐细的军营生活碎片都在天宝机智、幽默的语言编织下，渐渐整合成了极具生活底蕴的军营“浮世绘”。
石钟山最擅长的是在平淡中写出韵致，于无心处蕴藏精巧。他善于从一件最不惹眼的小事、一个平凡的场景、一种普通的现象之中捕捉和提炼出一种“兵们”的情愫、心绪和机趣，用淡淡的而又富于韵味的语言渲染出一种氛围，不露痕迹地结成一个“扣子”，到小说结束处再一下子抖动开，使读者怅然若有所思、若有所动、若有所失。《大风口》（《十月》1990年第2期）细腻地写出了一个由点长、老兵、新兵三个人组成的边防巡逻站的日常生活。一次突发事件使得故事波澜顿生：在一次例行巡逻中老兵被“烟泡”夺去性命。而这个意外事件又昭雪了一件冤案——10年前被“烟泡”吹人大风口而牺牲了的战士长贵却一直被认为是叛逃敌国，其父母也因此而活活气死。我们在欷歔慨叹的同时不能不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反思。另外，他的《父母大人》（《湖南文学》1997年第6期）、《父亲进城》（《小说月报》1998年第4期）等父亲系列中篇以父亲——一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为主要临摹对象，回首历史，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据此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阎欣宁的《座子》（《昆仑》1992年第2期）通过一名退伍军人对往昔军营生活的回忆，表达了作家对于人性的深沉思考与追问，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加深了这种反思的深度。另一个中篇《第一列兵》（《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1期）则别开生面地表现了部队的改革开放，一名被称为“刑头”（本名刑汉）的勤杂工竟用电脑做《中国士兵录》的输人工作，企图把民国以来的士兵凡见诸书籍史料的都收进去，从这一点切入军队的改革现实，展开了军队广阔的生活面。李良的《“臭弹事件”始末》（《昆仑》1994年第3期）通过一次事件之后领导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和宣传部门的巧妙遮掩，深刻地揭示了部队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对现实问题做了大胆而深刻的思考。
三、阎连科、陈怀国与“农家军歌”
进入90年代，以阎连科、陈怀国为骨干的一部分农家子弟，以他们敏感的笔触，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选择中，在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会利益调整的时代大背景下，抓住了“农民军人”这个“典型人物”来进行深入剖析，从中考察和吟唱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的“农家军歌”，使“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经由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仰视观照”到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俯视观照”之后，进入到了90年代的“平视观照”，开发了与时代同步的新的思考层面和表现空间，实现了此一主题的深化与发展。
追根溯源，“农民军人”主题在90年代的豁然展开和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密切相关。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种特征，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题材取向直接影响了陈怀国的《毛雪》（《人民文学》1990年第3期）。《毛雪》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人心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见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淳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化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怀国恰恰把他那一群来自鄂西山区的农村“老粗”们置放在核基地之中——一方面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群，一方面是最先进最尖端的现代化科学研究，这种遥远如天上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偏僻的“边缘”干一些诸如守场、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黯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无岸的海》（《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就成了一个多层象征。一是它象征了核基地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和痛苦寻觅。而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和“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问题是回到土地以后的结局继续让人沮丧，《农家军歌》（《昆仑》1990年第4期）中的二哥、大哥相继退伍还乡，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叠得有棱有角。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着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再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但最终又因为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肉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又将如何导演他们的人生活剧呢？
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恰恰从这里开始起步。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连长或指导员。他们的目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黄河》1992年第6期）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像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像自己当上了团长——“那个时刻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花城》1992年第4期）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队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在常态环境下，祁连长和杨指导员是一对“爬坎”的好搭档，为了争任务，评先进，各自调半级，他们绞尽脑汁上蹿下跳，送礼、游说、拉老乡、封官、许愿、搞平衡，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配合得天衣无缝，指挥得游刃有余，农民的智慧与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平雪》）。与此形成反照的是，在非常态环境下，在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灾难降临之际，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就成了一对“爬坎”的“敌人”，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相互推诿，栽赃乃至陷害，或者下跪求情，或者金钱收买，以恶对恶，以毒攻毒，虽然最后仍是良心发现，义气为重，但其间自私到极点的种种无赖行径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夏日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主人公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护的理由，这就是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转了志愿兵就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找到老婆，而他兄弟8个中6个打光棍；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
我们看到，阎连科一方面对于连长指导员出于土地的压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给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宽容和鼓励；而另一方面，来自土地的“引力”—来自深厚乡土中所孕育了数千年的善良、正义、亲情等等民族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归土地，《中土还乡》和《寻找土地》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白无误地指示了这种倾向。中士旗旗为了同情一个“手骨关节粗大”像父亲一样的老农民，在关键时候放走了一个“贼”，同时也放走了立功入党提干——“逃离土地”梦想成真的宝贵机会，但沟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战友们无言的谴责又使他不得不皈依农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规范。个人利益和集体（农民）道德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终无功而返（乡）的悲剧。作品中中土的矛盾，其实是作家自身的矛盾。对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反叛与认同，就构成了阎连科农民军人主题全部创作的最大悖论。
客观地说，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出现与努力，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农民军人形象经过80年代李存葆们的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莫言们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