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也曾亲赴战争前线。然而，他却没有像何继青那样正面展现战斗场面，而是深入战争过程当中进行反思。《走廊》（《昆仑》1987年第3期）从一场败仗写起——某师一营把守的341高地失守了，为了夺回341高地，为了不被同学耻笑，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师长景凌耀竟不颐一营长曹大栓的建议阻拦，不惜牺牲战士的生命，越级下达命令指挥部队盲目冲锋，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而副团长富厚则贪功心切，为了让人们忘记那场败仗，他封锁消息，并让341高地保卫战中唯一的幸存者潘荪参加收复失地的战斗，意图灭口。与他们的猥琐形成对比的是营长曹大栓和战士潘荪两个人物：战场上营长曹大栓爱兵如子，为了不做无谓牺牲，他敢于违抗师长的命令，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阻止师长的错误行为；而潘荪这个本不想当兵只想上大学的青年却偏偏走上了战场并成为了341高地保卫战的唯一幸存者。战争使他由懦弱变得坚强起来，最后他为了完成牺牲的战友们的遗愿，不顾自己的伤势和战友的劝阻，再一次返回高地，壮烈牺牲。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人物性格发展过程准确而真实地表现出来，并在这一过程当中生发出关于战争与人、战争与人性的深深思索。
当代战争题材，由人物塑造到心理开掘，从前沿阵地到战地后方，从战争到爱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表达，军旅作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然而南线战局的狭小和历史风云的远逝，都从客观上局限了作家们的微观感受与宏观把握，因而战争硝烟的消失使得这一题材渐渐地淡出作家们的视野，而和平军营生活渐渐成为中篇小说关注的重点。
三、朱苏进的《射天狼》与“和平军营”战线的拓展
1982年，《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仅一举奠定了朱苏进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而且无形中开辟了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又一战线，它和“南线”交错展开，互为犄角，相映生辉。在这一战线上，朱苏进始终是一只高飞前行的“领头雁”。
朱苏进的《射天狼》（《昆仑》1982年第1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故事。作者慧眼独具，着力于揭示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小说中塑造的袁翰正是摆脱了单一性走向立体和复杂的军人形象。作为一个平凡的军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一颗职业军人所特有的事业心；他有他的痛苦、烦恼、负担，但却不背包袱、不发牢骚，在痛苦中坚实前进。作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从平凡的人物身上发现英雄的素质，开拓了塑造和平时期军队新人的路子。
在其后陆续发表的《凝眸》（《昆仑》1984年第5期）、《第三只眼》（《青春丛刊》1986年第1期）、《绝望中诞生》（《钟山》1989年第3期）、《祭奠星座》（《时代文学》1992年第2期）等中篇小说，均以其角度新颖、立意深邃而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凝眸》以福建海防分属我方和国民党军队的两个隔海相望的岛屿为背景，展示了长久处于一级战备中的军人们的特殊生活和心理状态。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使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带有了主人公古沉星的感情色彩。小说情节调动随意自然，我方与敌方、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互相渗透，互相交错，构成一种复杂的民族情绪和广阔丰厚的艺术境界。“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中国历史加以压缩，拉到四十倍观察镜下，让人们于凝眸之间领略到了几十年来社会的巨大震荡和变迁，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足音。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描写人物心态，传递人物内心感觉来实现的。”《凝眸》的发表标志着朱苏进的创作已趋成熟。《第三只眼》揭示的是“平时人们不敢自视和他视，只能用第三只眼睛才可发现人的深层心理矛盾，人的怯懦和人的刚强，人的心理困境和挣脱困境的努力，所有的人物都被推到无可遁形的灵魂‘审判’地位，每一个心灵的强韧度和承受力都经受最残酷的戏弄和考验。”《绝望中诞生》描述主人公孟中天在被军队冷藏期间构思出震惊全国学术界的地球大陆形成理论；《金色叶片》则揭露和批判了军队内部森严的等级秩序对普通官兵独立人格的无视与扼杀。《祭奠星座》描写的是被称作“星座”的卓蛮将军及南屈子、桑青等人在24小时战争中的命运、际遇，以及他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灵历程。作品的叙述形态及传达方式拥有某种开创性质，属于严肃的“寓言小说”。它所涉及的一些人类生存课题，如威望与才能，现代爱情的选择，战争与人、人性，战争与政治等等都得到了体现或探索。作品中荒诞的笔法与对人物、事件的现实主义的描述、首尾相衔的叙事结构、扣人心弦的悬念以及在叙述过程中纯熟的技术处理都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手法的成功借鉴与运用，并为军旅文学的创新做出了示范。
通观朱苏进的中篇小说，我们认同朱向前的如下判断：朱苏进“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正宗的军旅小说家。支撑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来自三个方面。其一，约20年来，朱苏进的目光始终牢牢盯住脚下这方绿色的土地，在其间掘一口‘深井’，为军人照‘正面像’，其题材选择的专一性和坚定性罕有其匹；其二，作为一名军人后裔，他始终把塑造理想的职业军人当作自己的不倦追求，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从此一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位因执着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其三，先天的军人遗传与气质和后天的军旅生涯与体验，使他对真正的军人获得了一种灵犀相通的亲和力，一种彻骨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他能感觉钢铁的体温和枪炮的呼吸，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在当代小说界独标异帜。因此，他虽然所作不多，但几乎是一部一个台阶，把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中国军旅小说稳健地推向前进。他的局限在于：和中国军队的主体成分——农民（或曰农民军人）相对隔膜；由于作家个性的强悍和自恋而造成主要人物的类型化（或曰朱苏进化）等等。这多少妨碍了他的作品对中国军队的概括面和传播面，而广度的牺牲有时候也要以深度为代价。”
紧随《射天狼》之后，一批以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迅疾出现。其中较出色的作家有刘兆林、唐栋、李本深、李镜、简嘉、王树增、崔京生等。
在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画面中比较注意糅入地域文化色彩的军旅小说家有东北的刘兆林和西北的唐栋、李本深、李镜等。以自己的“雪国热闹镇”为创作根据地的刘兆林独辟蹊径，从军人关系中的人物心理摩擦与心理距离的微妙变化人手，“写‘军人’而不拘泥于写‘军事’”，“自觉地把军人真正当作血肉情感之躯来描写，既重视‘兵味’，又不失‘人黑’”。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8期）将北国风情的描绘和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作了一次巧妙的嫁接，真实地反映出和平时期部队生活的酸甜苦辣，塑造了一位和平时期的基层连队指导员的形象。冼文弓是一名在精简中从机关下放到连队的基层军官，他通晓“战士心理学”，懂得如何与战士联络感情。面对鸡毛连，面对工作中诸多兵与兵、官与兵的错综矛盾，他耐心细致地排解疏导，关心体恤下级，与兵打成一片，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基层指挥员形象。那个曾经声称“让我再去蹲监狱也行，要命也行，吃我狍子肉不行”的战士刘明天竟然亲手枪杀了狍子为指导员治病，这一情节设置不仅将作品题目的悬念解于枪响之处，同时也昭告了作者在主人公身上所寄寓的改革理想与新的政治思想工作观念在这一枪声中获得成功。小说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影片《索伦河谷的枪声》。加上《黄豆生北国》、《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等几个中篇，刘兆林与朱苏进南北呼应，成为了反映和平年代军营生活的一颗璀璨之星。
“铁板铜琶唱大风”的唐栋是携带着他的“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冰雪大坂”进入军旅文学创作领域的。以“冰山”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以巍巍昆仑和皑皑白雪为演出的宏大舞台和独特布景，着力表现了和平时期军人的恪尽职守和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沉默的冰山》（《昆仑》198年第4期）以主人公杨福及四个女性的关系纠葛为主线，展示了在磨难中锤炼出的一位革命军人深沉炽热的感情和坚忍不拔的英雄性格。第一、第二人称的自如转换运用，使得读者似乎直面着一个沉默不语的孤独跋涉者。作为第一人称的“我”在小说结构中巧妙地跨越了时空，引领读者走人了主人公过去的世界，将主人公与四位女性的故事巧妙串联起来。人称的简化更使得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散文诗的味道，“从生活的莽林中走过来的跋涉者，身上都会有被荆棘划破的伤痕，倘是伤口不能愈合，生命便从那里溃烂；倘是愈合了，那伤斑便是一朵花。”
李本深与李镜在大漠戈壁上编织他们的人物和故事。李本深的代表中篇是《沙漠蜃楼》和《吼狮》。其中《吼狮》（《昆仑》1984年第6期）是以代号“吼狮”的沙漠军事演习为背景展开故事的：负责此次演习的军长马斯炜在视察工作时发现了围绕演习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军代政委伍文江父子为代表的军人身上所沾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裙带关系等等已经在部队中衍生并直接影响了战斗力，而以吕伯雄、郭二怀为代表的有能力的现代指挥人才却被打压和弃用。小说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细腻的描写，大胆地触及到了和平时期军队内部的尖锐矛盾，对于和平时期军营中新的问题作了发人深省的开掘。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昆仑》1986年第3期）用充满感情的笔触通过对一个驻守于铁舰山上观察哨的官兵的逐一点画，将戈壁与都市、苍凉与繁华、围与家、爱情与事业等等联结起来，在一取一舍之间，把驻守在大漠戈壁的官兵对于祖国、对于军队的热爱真实展现出来。他们身上所溢出的英雄气魄与宽阔胸怀令人荡气回肠。其比较出色的中篇还有《重山》等。
《没有翅膀的鹰》和《鸽哨》都是1984年举办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简嘉谙熟基层连队生活，并擅长从中捕获趣人趣事提炼成简嘉式的“绿色幽默”。《没有翅膀的鹰》（《昆仑》1984年第4期）以“我”的眼睛作向导，以白描的手法，围绕着炮连的那匹叫做“大黑鹰”的马所发生的养马、护马、换马和卖马等一系列小事件，塑造出新时期军营中一个个性鲜明的军人形象：倔强、憨厚却又有着细腻深情的班长麻杈，软得仿佛没有个性却自成个性的副班长，老气横秋却又“油”得可爱的老兵张永红，还有贯穿全篇的第一人称的“我”，都有着各自的“声口”。行文的流畅及使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使得小说轻快却又不失凝重，淡雅却又有所蕴涵。王树增的《鸽哨》（《昆仑》1984年第4期）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将构成小说要素之一的故事叙述放在了客位，而将从头至尾一以贯之的父子深情推向了前排。小说从卢旭东与卢和平父子二人的两个叙述角度来结构。父亲这一视角主要是虚写——用卢旭东的时断时续的回忆片段突出父子之间的感人深情；儿子这一视角则主要是实写——用卢和平的口气将整篇小说串联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突出了作为战友的父子之间特殊的亲情。之后，王树增又分别于1985、1986年推出了《黑峡》、《红鱼》等中篇，在创作道路上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