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收获》1984年第4期）是一篇散发着淡淡泥土芬芳的中篇小说。身体硬朗的老军人余清泉离休后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毅然决定回到自己故去妻子的家乡。余清泉在部队里一直从事着后勤管理工作，比起那些征战沙场的军人，他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带着对妻子的怀念，他又回到和妻子太妹住过的房子，遇到了现在居住此屋的云先碧和她父母一家三口。云先碧是个曾经被当地一个“土皇帝”强娶过去的“皇帝娘子”，但终因政府发现而没有结成婚并且被判刑几年，她回来后依然被村里人敬称为“皇帝娘子”。在帮助当地老百姓建设家园的过程中，这位“大军余同志”越来越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爱与尊敬，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也越来越发觉身边这位云姑娘像太妹，两人淡淡的感觉被周老师这位原来曾是他和太妹牵线人的“红娘”发现并最终又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故事是在余清泉现实和回忆里轻轻编织，把他对老百姓的爱和对活着的太妹——云先碧的感情描写得朴实、清淡，美如田园梦境。余清泉因为太怀念太妹，常常错把云先碧唤作“太妹”，小说最后以云先碧的回答这样结束：“我晓得的，你喊太妹，就是喊我。”平中见奇，诗意绵绵。
作为《西线轶事》姊妹篇的《阮氏丁香》（《十月》1981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与刘毛妹一样个性鲜明的角色——阮氏丁香。与刘毛妹不同的是，阮氏丁香是作为一个越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界中的。小说穿插运用倒叙与插叙手法，通过阮氏丁香在战俘营中由对抗到沟通的转变过程，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个性鲜明的女俘形象，真实地描写了阮氏丁香的命运及其心灵变化的历程，充满了人情味；而且这个独具匠心的角色设置，也使得读者与作者一起站在了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公正客观地审视这场发生在两个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曾经以兄弟相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借此抨击了那些邪恶好战之徒，宣扬了和平友爱等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这样一篇有着极深的思想底蕴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于整个当代文学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作家不竭的创作能力和深刻的洞察能力。合乎逻辑的人物性格发展轨迹使阮氏丁香超出了“前17年”人物片面、扁平的窠臼，“越南女俘”这一人物身份定位也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前17年”军旅文学中简单的“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模式，为军旅文学人物长廊提供了又一个丰满、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作为承前启后的军旅小说家，徐怀中以为数不多的作品，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
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十月》1981年第2期）写的是1947年华东战场的一次战略转移中，新四军文工团的三位女兵克服种种艰辛，突破重重围困，追赶上了自己队伍的故事。作者摆脱了概念先行的旧有模式，试图在矛盾冲突里展示人物的性格发展，因而三个出身与性格都不同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腻、丰满。小说采用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技法，按时序穿插情节，合而后分，分而后合，正叙、倒叙、回忆、联想交替运用，既增加了作品的容量，又在共同的追赶中表现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生命运。山东方言被巧妙地融进作品中而没有一丝晦涩，对鲁南一带乡情民俗的描绘也真实生动，历历如画。对于一位被迫封笔21年的作家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小说获得当年全国中篇小说二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女兵》。
与前两位老作家的“中锋正笔”相比较，刘克的小说则更像是“带刺的玫瑰”——作家勇敢地以笔为刀，深刻反思藏在人民军队自身的某些污垢。在小说《飞天》（《十月》1979年第3期）中，作者就自己的目力所及，伤心动情地写了一幕人生悲剧。作品在70年代末，大胆揭露个别部队高级干部的腐败，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三年困难到十年浩劫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飞天这个人物形象中，作家融进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时代的、社会的内容，她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点和弱点，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和苦难。对于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却并未完全摆脱其阴影的中国文学界来说，这样的形象无疑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作者也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刘克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康巴阿公》同样是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康巴阿公的悲剧是一个命运的悲剧：一个屡遭坎坷的硬汉子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坚强的毅力躲过了伤病、饥饿、虐杀，自以为已冲出了命运的层层包围却不知山外有山——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可，远离了的社会不再容纳自己，连自己的亲人也都不再接受自己，掉队使他与自己的生活产生了错位，最后只有选择自杀。作者隐隐批评了军队组织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十月》1981年第3期）讲述了研究员唐天虚与研究所中仅有的三名女性在事业、爱情上发生联系的一系列故事。作品以道德的力量作为生活的开掘点，它所要显示的主要不是人物在政治、科研、爱情等方面的失败与成功，而是道德上的崇高与卑下。并不漂亮的沈巧正是以她高尚的情操、无私的品格达到了崇高的道德境地——为了帮助唐天虚突破难关，她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无私献出。作品总体上笼罩在象征的意味当中，沙海象征着荒芜动乱的年代，绿荫则蕴涵了动乱岁月中高尚美好的道德和情操。贯穿始终的绿荫具象，使作品充满了诗意。作品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与“前17年”相比，80年代初期军旅中篇小说的文体开始受到关注。老一代作家们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与长期的生活积累，厚积薄发，在人物塑造上突破了“假大空”、“高大全”之类的弊病，突破了“重‘表达什么’轻‘如何表达’”、“重集体轻个人”、“重共性轻个性”等五六十年代军事文学创作传统，作品由单一的对战争事件的关注，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并开始着力描画战争对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为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写作空间。
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当代战争”战线的开辟
紧随老作家之后，中青年作家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又分别以《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红高粱》开辟了“当代战争”、“和平军营”、“历史战争”新领域，使得军旅小说创作“三条战线”迅速形成。在新一代作家及作品的引领下，新时期军旅中篇小说创作高潮迭出，蔚为大观。加世纪70年代末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却为军旅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情境，无形中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地。
《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1期）就是李存葆深入南疆前线，写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1979年南线战斗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化大革命”）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粱三喜、靳开来、梁大娘、韩玉秀等闪光形象，而且以“调动风波”、“臭弹事件”为靶子，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它以“欠账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一上帝”和“战士一万岁”的作者心声，博得了亿万群众感动的泪水，被时人称为“催泪弹”。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虽然它在艺术上还存在着某些粗坯化的诸多缺憾，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力量却使它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田小说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之后发表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昆仑》1984年第6期）延续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风格，在1984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次荣登榜首，但其影响远不如《高山下的花环》。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已经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山下的花环》既是句号，又是冒号，在它的感召之下，“当代战争”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呈现了勃勃生机，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其中较出色的有雷锋（《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横槊捣G城》）、韩静霆（《凯旋在子夜》、《太阳万岁》、《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周大新（《走廊》）等。
素有“潮州才子”之称的雷锋是在“南线”用情较长、用力颇勤的一位。《男儿女儿踏着硝烟》（《昆仑》1982年第3、4期）是战后急就章，以杨羚、侯筱聪、鲍啸三个人在战斗中短暂的感觉为视角，通过联想，将以往年代对他们心灵的创伤，将战争的残酷，将他们对祖国的忠贞和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小说虽重在写他们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却也不忘他们痛苦的过去，这样就使他们的升华有了更大的落差。小说对战场的描写是异常残酷的，炮火的余温可炙，透出一股高亢而单纯的热烈，不但写出了战争，而且写出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写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心声。
《横槊捣G城》（《昆仑》1984年第2期）是何继青的成名作。这是他依据1979年南线战争经历写成的一部作品。作为第一部正面描写南线战役全过程的作品，小说中的战争场面写得大气磅礴、动人心魄。下至警卫战士、参谋，上至师长，都成为了小说中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壮歌的一个音符：师首长警卫员李小龙，是带着未曾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遗憾走上战场的；师作训参谋季泓则背负着父亲30年“右派”冤案的政治包袱，带着赎罪的心理血洒疆场的；师长秦龙是作者塑造尤为成功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形象，作为跨越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年代的军人，他不仅有老一代军人刚毅、果断的人格魅力，他还有着当代优秀指挥官所必备的知识、素养、观念和意识。小说最后一幕，写秦龙专程路过烈士李小龙的家门口，并命令部队列队正步走过这位英雄母亲居住的草屋，更为他添上了重重一笔。
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昆仑》1985年第2期）巧妙地将爱情与南线战争扭结在了一起——两个曾经热恋的人由于命运与时代的捉弄，劳燕分飞，最终却又在战场上相聚了。特殊时期特殊背景的情感纠缠有了特殊的味道，由此映衬出的英雄主义的赞歌更加高亢、响亮。与《凯旋在子夜》一样，《太阳万岁》（《北京文学》1986年第7期）写的同样是南线战争，同样是战争中的一群年轻人——以班长王长福与“我”为代表的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个性张扬的一代人。小说运用第一人称视角，对战斗场面及战争中的人物心理做了极其细腻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在这残酷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王长福却为救被蛇咬伤的越南女俘而牺牲，对于越南女俘的描写，使得作品具有了些许反战意味。题目是《太阳万岁》，写的却是军人万岁，是人性万岁、正义万岁。韩静霆另一个中篇《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直接描写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于写军人家属，写女人在后方承受的战争重负丝毫不逊于前方的军人。此一角度既掩盖了作者对前线生活体验的不足，同时又打开了文学沟通军人与社会的一扇窗口。
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昆仑》1985年第5期）以一个学生官——军校见习生的笔记内容为叙述依托，通过对一场战役全过程的描述，生动而逼真地刻画了一批8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青年军人形象：英俊潇洒的尹默涛、渊博多才的丛培民、活泼好动的季刚等等。作品择取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发生在前方后方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青年军人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的本性，在英雄与生存之间，他们坦言选择生存，然而在责任与利益之间，他们却选择了责任。他们奉献了“生未尽兴，爱未尽情”的青春，用年轻的生命写出了“把那些残酷的记忆和想像全留给我们吧”的豪迈誓言。英雄主义的贯穿使得全篇飘荡着浓郁的阳刚雄壮的气息，读来使人荡气回肠。作品获得了1983—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奖。他的另外两个中篇《杂货店》、《马蹄声碎》也在题材选择、写作方式上做出了一些探索，显示出了作家的创作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