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复、夏曾佑的在《国闻报》“附印说部”，到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译印小说“附于报末”，都意在引进外国新式小说，借助报纸的传播，深人各界民众，唤醒他们的觉悟，以期达到社会改革上的、亦即梁启超所说“政治”的目的。这种小说观念的形成，以及通过小说以达到社会效果的想法，成熟于1898年。基于这样的事实，再来看看陈平原的说法，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虽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戍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因此，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也就是说，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
不论是新小说的呼唤，还是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这些文学方面的题目，都紧紧地联结着变法维新的设计。可以说，早在100年前，中国维新派改革家们，早已把文艺这个部门，作为一个零部件放置在关于改造社、会的总体设计中了。这种思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上一个世纪末，用这样的思路来考虑中国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作如是想，那反倒是令人惊诧的。
在这样的理论提倡下，1898年的灾难刚刚过去，到了1899年，就出现了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其它几部翻译小说。关于林纾的译事，本书在别处另有论述。这里不妨着重强调一下，即以一位受到旧学极深影响的旧式文人，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通过他人的帮助，从事西洋文学名著的翻译，而且为数多达百余部，从事这样的工作，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日中国的知识界的急迫的使命感，积极顽强的工作精神和不折的毅力。在外国小说翻译的带动下，次年，即1900年，就出现了国人创作的新小说。
但当时的小说创作受理论的提倡影响极大。理论着眼点是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新”小说对于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阿英说的“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况，广泛地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有意识地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
鲁迅根据当日小说创作的理论指导、创作动机和实践的效果，作了迄今为止仍有强大概括力的判断，这就是“谴责小说”概念的提出：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阇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因思想而忽视艺术
当时的小说迅速地从娱乐消遣中拔足而出，因感时忧世而深深地向现实的官场腐朽和社会黑暗打人批判的楔子。谴责小说于是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忧患的深广和急切的功利意图，使这类小说往往因专注于对事物的描写、批判、讽刺，而疏远了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疏于结构和布局，对细节的描写和神态的刻画不够精心。用现在的话说，往往因为内容而忘记形式，为了思想而忽视技巧。所以，不能说晚清小说创作高潮中不曾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因为注重实用而轻忽了艺术的精湛则是相当普遍的倾向。正如鲁迅说的：“虽命意在于匡时，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夏晓虹在她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说——小说的革新关系到社会政治革新的成败，小说的重要性甴此显现出来。这一论断也成为一时公论，在其后出现的小说论文中不断被重复。甚至当时比较注重艺术性的小说林同人，在出版广言，涉及辩论的内容竟至一万六千余言，恐怕并非优点。
《老残游记》的超前性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刘鹗的《老残游记》，它与梁启超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几乎同时，但却有极大的差别。应当说梁著只是把小说作为运载和传导言论的工具；而刘著则是艺术。它有思想，却非赤裸地显示，而是经过艺术来传达。这种差别，看似简单，其实有天地之隔。正是这种差别使梁著被遗忘，而刘著却得以留存。
读《老残游记》，它的章回体让人感到了浓重的旧小说的形式感，但展读一过，弥漫心间的却是一种新小说的氛围。它的展开不是以往那种的陈套，而是个人漫游式的即目所见的讲述。这种讲述的特点，是写景和抒情的浑成一体。在旧小说类似“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或是“一路上风光异常，不必细表”的地方，它却有极细微而精彩的图画般的映现。例如，写初冻的黄河，那一派跃动凜冽的景象非常具体动人——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个弯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往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巳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
这描写，把黄河淌凌的生动画面“定格”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依然获得那非凡气势的动感。重要的还不是这种描写的生动性，而是作者从事这种描写时，那种充分审美的心态。这时，当日那种小说能够新民、或通过小说改造社会等等的考虑，都被“搁置”起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便是眼前这种雄健的冰凌的挤压和奔涌，让人陶醉的美感，而把此外的一切都淡忘了。这是与旧小说匆忙说事交待情节的做法完全不同的。它重视那种实际的观察，并把观察的成果用现代的语言记述下来。这种写法体现了新小说艺术试验的成功。刘鹗显然也十分欣赏自己的这些文字，他在自评中说：“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描写的具体性而不是普泛化，正是新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中写实主义的重要品质。由此看来，刘鹗的创作倾向已体现了新文学的某种萌芽。
以上一段文字是黄河白日奔动之美，再看下引这一段，则是在夜晚静谧的体察：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文学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尽管中国文学尤其是上一个世纪末那种国势濒危时期的文学被一种危急所召唤，文学受命于拯救苦难而染上了沉重的时代忧患。即就《老残游记》而言，它也无疑肩负了严肃的使命。但作为一种审美的精神劳作，当作家进入其中，他也会在他所面对的一切中忘情。此刻刘鹗所看到的月光下的云和山，他对于近处的山和远处的山的白色的分辨等等，一切似乎都“远离”了“主题”。然而，正是这样的”远离”，才是更加接近了审美的创造。
《老残游记》有许多被称道的文字，如第十三回写翠环，想到自己身世及眼前处境，笑而又哭，哭而又笑的内心的复杂性心理活动。又如王小玉说书的层层递进、营造特殊气氛的描写，不特见出作者的文字功夫，也体现出他的音乐素养。像这方面还有柏树谷中弹箜篌的描写，也都是日常经验的积累和表述。书中对于清末官场腐朽的揭露，以及黄河水流形势的描写，乃至诗和书法的描写等等，很多都来自作者的自身体验。如第十四回“自评”有如下一段文字：“废济阳以下民检，是光绪己丑年事。其时，作者正奉檄测量东省黄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几。山东村居，房皆平顶，水来民皆升屋而处。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见屋顶上人约八、九十口，购馒头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风雨，仅十余人矣！不禁痛哭。作者告余云：生平有三大心事，山东废民埝，是其伤心之一也。其实作者与评者同是一个人，此处有意托为两个人。刘鹗平生治过黄河，这是他的生活经历的形象体现，说到“伤心”一事，则是作家创作时感情的投人。这些，都证明，《老残游记》的创作，的确显示了新文学创作的“先兆”。
最重要一点，还是此书创作与旧章回小说的散漫拼接已有明显的超越。第一回写蓬莱梦境，海中漂流的大船，为全书起始，寓意甚明，正是一种笼罩全书的立意的暗示，由此证明，它流露出新创作的注重整体结构的意向。这是刘鹗《老残游记》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特点在作者第十五回的自评中亦可看出：“疏密相间，大小杂出，此定法也。历来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夹序数小事，点缀其间，以歇目力，而纾文气。此卷书贾、魏事一大案，热闹极矣，中间应插序一冷淡事，方合成法。乃忽然火起，热上加热，闹中添闹，文笔真有不可思议功德。
刘鹗的创作能够一下子超越当日“谴责小说”高潮中的某些理念化和“急于说事”的局限，注意实现文学的审美特征，注意描写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这正是他过人聪明之处。而且作者在从事这些描写时，用的是简洁生动、有很强个人特点的语言，它有鲜明的语言个性。这部小说已经初步体现出对中国古典小说模式不自觉的超越。更进一步看就是在一部小说中，不是一种拼凑式的排列，而是注重结构的完整，布局的适当，有整体感，韵律感，疏密相间，缓急有致。这些方面都表明，《老残游记》在当时的创作潮流中，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超前性。
刘鹗写作《老残游记》的时代，仍处于当日维新派推动和倡导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潮流之中。文学的改良性试验推进的结果，尽管出现了不少新的迹象，但不彻底的主张和急于求成的实践，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局面，总的成绩并不突出，几乎所有的试验，都像是一锅“夹生饭”。《老残游记》的出现，在这个总潮流中是一种特异现象。尽管它的出现与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学革命还隔着一段不长也不短的路程，却是从中透出了新文学革命某种细弱的迹象，此即所谓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单是第六回“万家流血顶染鲜红，一席谈心辩生狐白”中写老残感慨酷吏暴行在壁间题诗之后——为写雪中雀鸟的饥寒而担忧，由雀鸟而想到在酷政统治下百姓的命运比那些鸟类更加不如。
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单看“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这几个字，不觉让人耳目一新，竟是看到了新文学革命之后那些现代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似的。这些超凡脱俗的文字不分明有着随后出现的鲁迅那样的笔墨趣味了吗？读这文字不知怎的会让人联想到鲁迅《药》的结尾——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得天空，箭也似得飞去了。也许这两段文字毫不相干，这联想毕竟有点奇特。然而，还是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刘鹗的《老残游记》也许的确让人联想到1919年以后展开的新文学运动。就是说，刘鹗不经意之间做出的这部小说，它也在不经意之间对于以往的章回小说提供了有异于人的象征的素质。尽管刘鹗未必想到，更不会有这样的预见性和明确的用心，但是，一部小说的确预告了中国划时代的新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