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人说起、想起刘鹑，都说是：“他写过《老残游记》。”只是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感兴趣的人，才去寻根刨底，去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所作所为。而后，才有了“意外的发现”并饶有趣味地补充说：“这是一个奇人，他一生还做过许许多多和写小说不相干的事情！”
刘鹗的兴趣极广泛，前面已说过。他除了热心实业开发，做一些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外，他还是一位涉及甲骨、货币、陶瓷、碑帖等多种领域的文物古董收藏家。由收藏而研究，有着非常卓越的研究成果。他学习过外文，学习过音乐，也有诗文、书法等实践。但他-生劳碌最终获得的盛名，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成就的，却是他很不经心、毫不在意做出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老残游记》。要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事和刘鹗的名字相联系，而联系最紧密的却是这一部《老残游记》。
人的一生十分有趣，你拼力去做，甚至为它赔上性命，也未必成功。你从未想过，满不在乎，只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竟意外地大获成功。我们如今谈论的刘鹗的创作《老残游记》，便是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例。上天和这个奇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上天以它伟大的悲悯之心，见他以旷世英才四处碰壁而意外地给了他以身前的补偿和身后的殊荣。当然，说是殊荣也未免言过，这只是文学，这只是文学中那时还属于地位卑微的，一般人不屑为的小说。虽然古人曾说文章这玩意儿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文章毕竟不是火车、兵船，毕竟不是工厂，不会造出枪炮去抵抗侵咯，挽救危亡。文章只是“无用之物”。以有用之人而最后去制造这“无用之物”，可见这时代是多么苛刻无情，这就是中国世纪末的悲剧。
一个人在1898年被现实的硬壁碰了个鼻青脸肿。一个人以他平民的身份在治理黄河中小试锋芒而获得成功，在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以为“大道如青天”的时候，和1898这一个悲惨的年代窄路相遇了！试想，多少仁人志士’多少悲歌慷慨的英才，都没有顺利地通过这一年，刘鹗又怎能例外？
现在这本《百年忧患》是以1898年为题的，在1898年有一个人在太原筹办晋矿而莫名其妙地被弹劾而“遣送回乡”，这人便是刘鹗。1898年是他一连串失败的开头，他的悲剧身世恰好印证了《百年忧患》的主题。既然涉及了这个人，就不能不涉及这个人的文学创作。所以，尽管《老残游记》的写作不在（898年，但在1898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却有着悲哀的经历。这样看来，如若写1898年而放走了与文学史、文学研究相关密切的《老残游记》这个话题是可惜了。
笔者少年时代就读过《老残游记》。不是全书，而是片段；不是在天津的《日日新闻》或是《绣像小说》上，而是在小学课本。记得当年，在榕荫覆盖的课堂，伴随着窗外的潺潺溪流，笔者和当年的少年学友齐声朗读过刘鹗的如下一段文字——老残动身上车严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酒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
次曰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踅了一趟，虛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浆。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当年我能全部背诵下这段课文，而且明确地感到了那文字的魅力，厗管谈不上更多、更深的体会。自古到今，从人们笔下浦出的文字多矣，从雅到俗，单就小说一类，也是浩如烟海，为何单选《老残游记》？这当然体现了当年小学课文的选家非凡的眼力和气魄。直至今日，我们重读这段文字，它的清纯、干净、明洁而不繁冗、传神而不喧哗，依然感到极高的文字素养的陶醉。先不论刘鹗这小说的立意、结构等等，单就文字的工夫来看，的确堪为习文者的楷模。
世上的事有时真是难以琢磨，刘鹗日思夜想的，是以他所拥有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去为他的故国祖邦做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可是他的这些想法却连连落空。
年的初稿等的修改，也有新写，大抵都是利用正常活动的空隙。
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在清末民初，小说的涌起多半是由于译作外国小说的带动，由翻译而进入创作。在《老残游记》之前，已有多种新型的小说创作问世。因此刘鹗并不是中国新小说的创始者。在《老残游记》之前，1899年最先出现的是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式小说。再过一年即1900年，才有创作小说《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和《泪珠缘》（陈蝶仙）的写成和刊出。隔一年，即1902年，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罗普作《东欧女豪杰》。1903年小说转多，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活地狱》，连梦青的《邻女语》，吴趼人的《痛史》，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均出现在这一年。随后，1904年有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1905年有曾朴的《孽海花》。直至1906年，《老残游记》始问世，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旲趼人〕、《恨海》（吴趼人）、《文明小史》（李伯元）等。
清末民初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有诸多的原因。据阿英分析，“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印刷术的发达和报纸的发行，在技术和传媒手段上给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前提。而从林纾开始的对于西方小说的译介，则给国人以小说内涵的更新的唤醒，并在叙述方式方面也有明显的启蒙作用。内涵上人性的张扬及人道主义和民主意识，西方的博爱观念等对于传统的中国小说是一种重大的扩展与填充。这种启发陡然地增广了小说的空间。另外，西方小说叙述中的抒情性，和对于景物和细节描写的重视，都给予中国作者以重大的启发。毫无疑问，如同西方诗歌成为中国新诗最初形态的模式那样，中国的新式小说，也深深地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内涵到形式对于旧小说的重大冲击。
但晚清小说的兴起，其决定性的触因，却是根系于中国社会自身。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是促使小说这一文体从以往的消遣性（主要是民间的说书，或后来演进为书面的通俗说部）推到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教化，而且直接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的很高的地位上来。这就是阿英分析小说繁荣原因中的第三点内容。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社会，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朝的统治者已完全地暴露出它的难以挽回的颓势：玫治腐败，经济凋敝，国库虚空，而国际局势则是列强压境，从甲午战后直至义和团兵起，更是面临着覆灭的险境。这种处境激起了全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震动。于是救亡之议蜂起，其中包括通过文学的方式。
实用的小说观
我们从晚清小说的理论先于创作的现实，可以了解到当日小说的兴起是由于“需要”。最早出现的强调小说重要性的理论文字，是严复和夏曾佑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刊于《国闻报》上。这篇长文以充分的正面论述，肯定小说在传导民情史实方面的作用。它有句名言叫“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它的结论是“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用现代的话来看，其道理就在于小说是艺术作品，它的虚构性和形象性，对于传播和影响比正式的学术性著作要大。所以，文章说——
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小说由此登上了新闻报纸。报纸之所以“广为采辑，附纸分送”这样的文字，正是由于一种崭新的观念所支配——它注意到了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它易于为民众接受并得到流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样一句话：“在于使民开化。”
当円变法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在他考虑变法的总体设想中，文艺和小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年，即1897年，他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说到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这位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注意到了通俗浅近的小说对于教化民众的作用，特别是注意到了小说和文艺一类作品所具有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这是晚清新派人物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的新进展。在他们改造社会的方案中，在他们急切寻找的挽救危亡的办法中，小说的重新被发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他们在发现小说的时候，是注意到了我们此刻述及的小说作为文学的某些特性的。但是，无可讳言，他们非常重视的是利用和通过这种特征达到他们认为的更重要的目的。其实，在这批新派人物（只是相对而言）的心目中，小说决不会比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更重要。他们的教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只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借以到达他们确定的富国强民的理想目标。但就是凭借这种想法，加上新的传媒手段的有力支持，晚清的小说便达到了极其繁盛的程度。
到了本书讨论的1898年，依然未曾出现创作的“新”小说。这一年，梁启超在此年创刊的《清议报》第一册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这在晚清小说史上是同样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指出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是中国先前所没有的。文章抨击了中国旧小说的弊端广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益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梁启超在政变失败流亡国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在创刊的《清议报》第一册上，就发表了提倡、推荐、译印政治小说的文章，不用说，这种小说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了。但也很明显，梁启超的着眼点和康有为的小说观是完全一致的。他指出：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干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