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的红军南方七省三年游击战争，却是悲壮苍凉的组歌。其艰难险阻，其万苦千辛，其壮怀激烈，其英勇顽强，确非三言两语能写尽言清。
一
从1934年9月、10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分和苏区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在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人都理解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说：“我们主力1个师，再加上7个团，这10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雩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去了8个团近l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直到1935年的2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这5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近万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的领导下，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二
到了11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1万多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2000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得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有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家驮一个，我家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了。
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往那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人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2月10日。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乐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是沉痛的教训。
三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同志带领300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200作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1000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在南方14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实行并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制，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