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团”和富田事变的发生，是中共历史上极左错误造成的最大悲剧之一，军界元勋萧克等对此一直痛心疾首。这次严重乱杀无辜事件，到底是谁发动的？到底有多少红军将士被错杀？一段不堪回首历史的全新审视。
AB团的产生和灭亡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由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反AB团和富田事变，是两个互相关联至今仍未彻底平反昭雪的历史大冤案。
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把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国民党右派组织——反共反人民的AB团。
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17名执行委员中竟占了14名。一些AB团分子吵吵闹闹，说共产党包办选举不算数。段锡朋借机玩弄阴谋诡计，提出把选出来的17名执委再加一倍上报，由蒋介石转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圈定谁，谁就当执行委员。蒋介石圈定的结果，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被圈进了省党部，于是AB团从此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
AB团篡夺了省党部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中旬，南昌市的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公开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同时宣布被封闭的市党部恢复办公，它的机关报——《贯彻日报》继续出版。
3月17日，共产党员邓鹤鸣率10余人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和揭露江西AB团把持的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汉口《民国日报》于3月19日至25日，连续把AB团的罪行公诸于众。这给AB团分子以极大打击，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消息传来，江西人民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趁势于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
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3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批斗后被进行了处置。从此，AB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其“寿命仅三个月”。
AB团既未恢复也未重建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段锡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没有恢复之必要。AB团被冲垮之后不久，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接着进行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全面“清党”活动。蒋介石的反赤比段锡朋AB团的反赤更坚决更彻底，所以AB团没有再恢复之必要。
第二，蒋介石为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在其上台清党之后，立即宣布不许任何人在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否则予以党纪制裁。按照蒋介石“整党”的要求，也不允许重新恢复AB团。
第三，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AB团失去了存在的条件。AB团在四二暴动中被摧垮，当时支持武汉政府的朱培德，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求，把被捉的30余名AB团分子禁闭起来，准备处理，没有被捉到的AB团分子不敢留赣，逃之夭夭。5月，以方志敏为首的共产党人，又重新召开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组建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各县、市也随之变化。在这一段时间里AB团没有活动的余地，更没有重建和恢复之可能。6月，形势朝着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急剧变化。武汉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汉合作、蒋汪合流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望风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蒋介石。他在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立即公开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他虽然释放了AB团分子，但一手操纵了“党务”、“政务”、“民运”大权，使AB团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复的条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份时间为1928年9月6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等致国民政府的呈文》，并《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原文。有的同志据此认为AB团在四二暴动后因蒋介石得势又恢复了组织活动，这完全是误解。
详细研究一下两个材料，可以看出，所谓AB团的决议案，纯是朱培德呈文给强加的。其理由是：
第一，根本不是AB团的议决案。呈文中所说“搜获AB团重要决议案印刷品多张”是朱培德的话，“此次呈送AB团第四次会议议决案”也是朱培德的话，“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还是朱培德的话。两个材料所有AB团字样，无一例外都是朱培德强加的。老奸巨猾的朱培德，从1927年9月以后就支持以汪精卫为后台的改组派，但又不敢得罪蒋介石。因此，他明明知道议决案是蒋介石派来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所为，可他惹不起蒋介石，就硬给那些党务指导委员加上AB团的罪名，这样就把党务委员的合法地位，变成了AB团的非法地位。有的党务指导委员，也就这样被赶出了江西。
第二，清楚地说明是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议决案。朱培德的呈文中说：“惟查该会主席刘抱一暨曾华英邹曾侯三人均系本省党务指导委员”。议决案开头即说：“本会于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是AB团的议决案，怎么开始不称“本团”而称“本会”呢？“本会”显然是指党务指导委员会。议决案中说：“主席刘抱一记录邹曾侯”，AB团根本没有“主席”的称号，刘、曾二人均是党务指导委员，无疑“主席”也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席。议决案中第一项议案说：“省府屡次摧残党务侮辱同志应如何反抗案——决议向中央控告”。“摧残党务”表明了改组派与指导委员会的对立和矛盾，证明所谓AB团的议决案，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三，不能把党务指导委员中的AB团分子说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蒋介石派到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中的确有AB团分子，如周利生、王礼锡、刘抱一、曾华英等都有老AB团的印记，但他们都是以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被派到江西的。不仅党务指导委员中有AB团分子，在朱培德呈文中签名的杨赓生、熊育锡也是老AB团分子。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明AB团组织的存在，相反说明了AB团组织垮台后AB团分子各投其主的情况。如果把AB团分子各投其主后参与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看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那是历史的误会。
内部肃出的AB团纯是逼供信的产物
在“寿命仅三个月”的AB团解体3年之后，赣西南苏区却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
当时刑讯逼供不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违法乱纪的行为，而是领导机关提倡而普遍采用的手段。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在“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一题中说：“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这里叙述了逼供信的经过，也是逼供信的历史证据。紧急通告还在“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一题中强调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残酷的拷打”、“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不招行吗？事实上AB团就是这样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