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长池县第五区木门寺（今旺溪县东凡镇境内）召开了军事会议，到会干部百余人，徐向前主持会议。会上总结了粉碎田颂尧围攻的经验，布置了今后的工作，检讨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增强了团结，确定了扩大红军的方针。正式决定将原有的4个师和部分地方武装扩编为4个军：以10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以12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以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以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全军共11个师，20个团。川陕边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傅钟，曾传六，全军共4万余人，几乎为人川时的3倍。
8月到10月，红四方面军又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了3次战役，共歼灭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2万人，并开辟了一些新区。10月底。原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扩编为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约8万人。
在建立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一切。他坚持反抗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进攻，也赞成“收紧阵地”的打法，赞成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但他在工作和斗争中实行许多过左的政策。在土，地斗争中，他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小工商业。在军事上，他只要正规军，不要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入主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继续执行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拒绝与上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或者虽然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关系，随之又任意破裂。
为了推行他的错误路线、政策，张国焘实行“消灭异己”的“肃反”政策，他罗织罪名，打击和陷害对他的错误领导表示不满的干部，使不少有文化、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干部遭到迫害。由于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和军阀主义的统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许多正确的、有益的工作，才减轻了张国焘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但张国焘却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们。他诬陷旷继勋是“国民党改组派”、“右派”，将他逮捕。并于1933年6月下令秘密用绳子将他勒死于通江县洪口场。又诬陷曾中生是“右派首领”，将曾中生非法逮捕、长期监禁，长征途中秘密将他用绳子勒死于川西北的卓克基。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根据地内的反革命分子以白色政权为后盾，颠覆破坏活动十分猖獗。这就决定了肃反斗争确是川陕根据地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川陕根据地开展了肃反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肃反工作中，张国焘推行“左”倾政策，造成了肃反扩大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有的地方“捉到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从事反动活动的农民（协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协从分子。不仅如此，甚至连反动分子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有的地方甚至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穿戴好坏来确定是好人坏人。这种简单愚蠢的办法，使许多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惨遭冤杀；还有严刑逼供信，也株连好人，造成冤案。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内部肃反的扩大化，给革命阵营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摧毁四川军阀反动统治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土地革命。为了指导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1932年12月，红军一入川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1933年2月中锂，川陕省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又公布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2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编发了《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此后，还颁发过《平分土地须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平分土地办法》，《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等文件。“五言歌”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如：
无产阶级——“空着两只手，什么都没有；
专替人做工，才能糊了口。”
贫农——“自己有点田，不够吃和穿；
还卖劳动力，生活很艰苦。”
中农——“他不剥削人，入不剥削他；
他受谁剥削，豪绅和军阀。”
富农——“自己种有田，还有田出租；
又放高利贷，还请长活路。”
豪绅地主——“田地非常多，自己不耕作；
收租逼课，农民受剥削。”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川陕根据地的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通江、南江一带，1933年以前，粮食亩产不过百斤，而在1933年，亩产达到二三百斤。有的地方1挑田的面积收了2挑谷子。
农业丰收，农民生活也大大改善。过去贫苦农民一年到头很难吃到几顿白米干饭，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大家有白米饭吃了，有100万人以上有新衣服穿了”。
土地革命的进行，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积极向苏维埃政府捐献拥护红军的公粮，在经济上支援红军和战争，特别是争相参加红军，直接投身革命，成批的新战士拥进红军中来。广大群众怀着解放的喜悦，齐声歌唱共产党和红军给自己带来了新生活，歌曰：
一九三三年，红军到川边。
建立新政府，工农掌政权。
豪绅齐打倒，农民分了田。
团结搞生产，日子比蜜甜。
在工业生产方面，虽然四川军阀实行严密封锁，根据地原有工业基础又很薄弱。但在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下，工业生产仍得到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需民用。川陕省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建设局，为川陕省负责工业生产的最高领导机关。有关军需生产的工厂，则由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领导，所建立的主要工业部门有：兵工厂、被服厂、钢铁厂、织布厂等，此外还有造船厂、硝厂等。
根据地的商业有国营经济、集体的合作社经济及私营的个体经济3种成分。国营商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以经济公社的形式出现的。它是由苏维埃政府筹资开设，由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并接受人民委员会指导和监督的。全省设总社（设在赤北县德汉城），县设总分社，区、乡设分社。经济公社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供应红军和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盐、布、百货等。此外它还负有领导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责任，发挥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等。各种合作社组织，在商业系统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由劳动人民集资兴办，定期分红，并接受政府、经济公社的指导和帮助。私营商业也被有条件的得到许可。对外贸易在商业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根据地一建立，四川军阀就对之实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奖励群众从白区运布匹、棉花、盐、铁等到赤区来卖，赤区群众运白木耳等物资到白区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对剥削者的没收、征发；二是战争缴获；三是各种税收和国营工业的产品。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用剥夺剥夺者的办法解决了临时困难。但随着地主阶级的被打倒，土地革命的逐步完成，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财政制度以使财政收入有可靠的来源和保障了。省苏维埃政府根据1933年8月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陆续发布了《公粮条例》、《税务条例》。设税务总局，管理一切税收。《公粮条例》公布后，受到农民热情拥护，因此又叫“自动拥护粮”。《税务条例》规定根据地实行统一累进税制。
为稳定金融，统一货币，开展信贷业务，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开办了工农银行，由郑义斋兼任经理，发行货币，从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为了改变川陕根据地文化极为落后的状况，根据地从建立起，就注重文化事业的建设，开办了许多学校。有完全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如列宁小学；有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政学校等。列宁小学最为普遍，几乎每个乡甚至某些村也办有列宁小学。党校和高级训练班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各级苏维埃学校是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其中省苏维埃学校有两所，有学生600名。红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学校。彭杨学校则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场所。
为了及时开展各项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川陕根据地还办有各种报纸，其重要的革命报刊有如下品种：
名称主办单位
共产党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
川北穷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
（1933年9月中旬改名为《苏维埃》）
苏维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
赤化全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
战场日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
（1933年9月中旬改名为《红军》）
红军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
少年先锋川陕省少共省委机关报
斧头川陕省总工会机关报
经济建设川陕省苏维埃经济委员会机关报
血花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办
小日报省工农医院政治部主办
红旗红4军政治部机关报
红星红30军政治部机关报
捷报不详
胜利不详
红军画报不详
战士小报不详
除省委、省苏维埃和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重要报刊外，红军各军还分别出版有类似《红星》、《红旗》等的小报。医院也办有报纸。“此外还出版一些油印画报，把田颂尧画成冬瓜，把邓锡侯画成猴子，把刘存厚画成瘟牛，把杨森画成羊子，把国民党画成狗儿等。这些小型画报所起的作用，是使广大工农对于禽兽般的敌人增加愤恨”。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指导工作的读物如《干部必读》、《红色战士读本》、《士兵指南》、《青年战士》、《土地革命问答》、《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等。
为了扩大宣传工作的影响和效果，还利用了川北山多、石建筑物多的特点和优越条件，在石崖上石建筑物上刻了大量标语。即刻有完整的政策法令，如《十大政纲》、《土地法令》等，也有大量醒目的极具鼓动性的对联、标语、口号等。如“推翻国民党统治”、“扩大和巩固川陕苏区”、“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赤化光明五大洲、红旗飘扬全世界”、“斧头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等等。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了6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充分发动群众，经10个月的浴血奋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500余门、击落敌机一架，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6路围攻，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3月至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这时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至4月下旬取得强渡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军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然而张国焘看不到有利的形势，对革命前途悲观，把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视为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害怕尾追中央红军的蒋军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于是他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仅留下300余人交旺苍县委书记刘子才带领坚持当地斗争。这支游击队长期处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坚持到1940年5月最后失败了。尽管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江西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张国焘的错误不能不说是川陕根据地迅速丢失的重要因素。
尽管川陕根据地最后丢失了，然而“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