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随即诬称中国车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是一个沼泽密布、人烟稀少的荒村，位于沈阳北部，距北大营约3华里。9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连长川岛大尉带领105名士兵，在距柳条湖约6华里、距北大营约8华里处的文官屯设置了前哨指挥所。第三连的和国劲少尉率领一批用金钱收买的日本浪人，部署在爆破现场附近，担任警戒和联络工作。第三连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七八名士兵，携带黄色炸药42包赶往现场进行爆炸。当天晚上，河本末守等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东侧单轨的两根铁轨接头处，炸断了路轨，毁坏了2根枕木。
河本末守完成爆炸任务后，立即向埋伏在文官屯的川岛大尉“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现正在激战中。川岛故作惊诧，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派兵支援。
柳条湖的爆炸声刚响，日军立即按预定计划，分别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区进攻。这时，日本设在沈阳南站大和旅馆内的炮兵阵地，用24厘米口径的重炮向北大营、飞机场等要害部门轰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营长岛本正一命令第一连连长小野、第四连连长高桥、第二连连长川上，在坦克掩护下，率部向北大营进逼。
本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东北当局已得到密报，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准备率部“抵抗”。但是，蒋介石三令五申，命令驻军“暂不抵抗”。王以哲部只得服从命令。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军迅速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北大营，并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19日凌晨2时许，日军迫近营房四周的铁丝网。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落入敌手。日军攻进营房，搜掠军械、子弹和钱财，然后纵火焚烧西部营房，烟火弥天，“居民北望，无不挥泪！”
19日零时40分，日军第二十九团团长平田幸弘上校率部由驻地出发，于l时许到达沈阳小西门外。晨4时50分，驻辽阳的日军第二师师长多门二郎也率部抵达沈阳，并迅速占领兵工厂、航空处和东大营。当日拂晓，日军分三路进攻沈阳。6时30分，沈阳沦陷。
日军占领沈阳后，到处鸣枪示威，恣意杀人，不仅见着军服者即格杀勿论，对青年学生也备加蹂躏。男生被残杀，女生被奸污。上百名无辜市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日军还把张学良的官邸洗劫一空，夺走价值3200万银元的黄金与8000万银元，以及锦囊细软、烟土、古画等一批贵重物品。其他东北军政显赫人物的官邸也多被洗劫、捣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接到命令：“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对此，爱国士兵极为愤慨，“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情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近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大片土地很快沦陷。日军于19日侵占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城市。21日，驻朝鲜的日军第三十九旅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吉林。从9月18日至25日1周之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丢失。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就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多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掠去，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当年在中华大地到处传唱的《松花江上》，曾这样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激起中国的举国愤慨，中国各地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
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各厂的工人，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的矿山工人，辽宁的纺织工人，安东丝厂的工人，南满铁路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离厂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广大农民也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1931年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送货物，迫使船只停靠码头无法行动。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邮务、水电、卷烟、针织、棉纺、皮革、造船等行业的100多个工会约10万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并颁发军械，检查日货，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上海日资纱厂8万多工人自动组织抗日会，并决定退出各自的工厂，实行对日不合作主义。10月10日，北平邮务工会组织抗日救国会，通电要求：全国一致备战抗日，成立邮工义勇军，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及北平工人救国联合会等。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包括有邮务、火车、火柴、缝纫、电车、自来水等行业工会，并且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抵抗政策。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传开，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长沙、西安、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大、中学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罢课请愿，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9月20日，北平的大学生发出“代”电，提出“为今之计，惟为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各地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许多人脱下学生装参加抗日部队。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同日，流亡到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9月27日，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全国的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爱国民众发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最初呼吁。
当时，上海、南京的学生除集会游行外，还纷纷到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9月28日，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怒不可遏，痛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次日，蒋介石被迫接见请愿学生，口头上表示要“抱定与国民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为了蒙蔽民众和抵制反蒋派要其下野的呼声，蒋介石又在11月19日于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声称：“本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于是，在南京请愿的学生发起了“送蒋北上”运动，继续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门上高悬一只大钟，轮番敲打，以示警告。学生们“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然而，青年学生们赤诚的爱国之心，竟一次次被蒋介石所愚弄，他根本没有“北上”抗日，而是继续南下部署“剿共”。
1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国民政府竟指使军警镇压，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中央大学学生和南京大学学生数千人立即举行示威，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为抗议国民政府镇压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亦于12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12月17日，在南京的全国务地学生3万余人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途经《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军警竟开枪镇压，打死30余人，打伤1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当夜，国民政府又出动大批军警，对进京学生进行大搜捕，强行把他们赶出南京。
珍珠桥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人们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惨案的死难烈士。
“九一八”的炮声，震颤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在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知识界人士也勇敢地行动起来，纷纷发表讲话、通电，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建立组织，举行集会，阐发抗日救国主张，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王造时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次大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正式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为加强对全国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赣西南和湘鄂赣为苏维埃的中心区，建立中央临时政府。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虽然控制了中央，并对白区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但苏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仍在继续发展。
在中央根据地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6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及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发表了对外宣言。
大会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简称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宪法大纲规定：“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劳动法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地主无权分得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应没收，但可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应向农民解释土地国有的利益，但目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和买卖。经济政策规定：“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定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不实行国有”，但应“由工人监督生产”；“保证商业自由”，严禁投机活动，“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