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正当中国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天外吹来一股冷风，卷起满天沙雾。王明路线的骨干分子从国外跑了回来，他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他们在党员中煽动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1931年1月，他们强迫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陈绍禹（即王明）抛出遗臭万年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他们突出提拔一批“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一时窃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之徒，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的时候，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扬言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回国去领导。这时，果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王明路线的干将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别的存在，诬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代表会议政府。他们又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突击提拔一批“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分头派到包括中央红区（当时称中央苏区）在内的党的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积极推行王明路线。
在那些二十八个半“布尔塞维克”的主要干将尚未进到江西中央红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先送到了。由“三中全会”派到中央红区的代表，也是中央指定参加“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开幕，开了4天，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明路线在中央散布的序幕。4月中旬，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以“四中全会”代表团的资格来到了中央红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开会，虽然时间相隔快1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的继续。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四中全会”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四军与红三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起到罗坊会议止毛主席一直在抵制并战胜了立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和历史事实。这是王明路线反对毛主席马列主义路线的开始。
王明之徒，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东也批评，西也指责，把中央红区说得一无是处，全不问这块革命根据是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浴血奋战才创建起来的。
一场是打还是跑的大争论
龙冈、东昭战斗的伟大胜利，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鼓舞了红区广大工农群众，形势比第一次反“围剿”前更为有利，条件更好，作战准备更加充分，广大军民都感到胜利在握。可是，就在这时候，竟有少数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被敌人虚假的声势吓倒了。
王明路线的先遣队——“四中全会”代表团，一进入中央红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他们不懂战争，却要过问战略问题。他们不听久在农村根据地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领导者们的意见，不问当前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硐，无法打破，只好走。他们根据王明路线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红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王明路线中央的那个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里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屏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以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区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坚忍卓越的斗争，经过多少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经过多少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打了3年多的游击战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离开根据地到白区去打仗，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毛主席虽然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可是王明路线的顽固推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坚持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并且搬出一位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他曾经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论据。他们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在中央局的小会内争论得非常激烈，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
第二天开扩大会，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了。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红区。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逃跑主义的主张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这是毛主席抵制王明路线的第一个回合，这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
连续战斗战役的精心设计
打不打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紧接着就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先打哪一路敌人，是等敌人前进时打，还是去攻坚。
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延锴的第十九路军，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主张打十九路军的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距离其他各路军远。但蒋、蔡部队是这次“围剿”中较强的。为了说明要打强的不能打弱的理由时，有人搬出旧的战略原则来，说：“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以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之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这一种主张忽视了十九路军不但在各路敌军中最强，而且到了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易分割。如果我军去打兴国，实际上是攻坚，放弃我军打运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即使打下兴国，北面的敌人势必靠拢，难于打破“围剿”。主张先打朱绍良第八路军的理由是：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但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光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缺点都是忽视“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不了解“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同时“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毛主席从实际情况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先打蒋、蔡的十九路军和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的不利，提出先打第五路军，不在该打强的还是该打经弱的这一“理论”问题上纠缠。虽说第五路军在兵力上最大，有四个师（连同守吉安地区的罗霖七十七师一共五个师），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是弱点。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打垮他们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毛主席从实际出发，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先打弱敌还先打强敌的问题，毛主席在会后闲谈时指出：他们不懂得战略上也应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由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吗？毛主席是很博学的，他在青年时代就阅览了许多中国历代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而且比谁都懂得更多更深。关于外国著名的战争和战役，他也浏览了不少。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了大家。这样，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大多数到会者同意的新的思想基础上，大体定了下来。这就是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
军事学上，凡是采取战略防御的一方，多是处于内线位置。内线作战的原则，一般都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也都主张慎重初战。毛主席批判地吸收了旧军事学原则的有用部分，加以改造，并把它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后来他在总结“反攻开始问题”的经验时指出：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敌人大军压境又要和王明路线进行严重的斗争中，毛主席排除干扰，精心谋划一个完善的连续战斗的全战役设计，在情况复杂议论纷纭中，镇静沉着地深思熟虑，多谋善断，把全战役各个歼敌的大体打法，直至打破“围剿”后，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伴着发展红区根据地的计划，等等，都在战前预先精心设计好。试想如果没有一条坚强的马列主义路线，如果不是毛主席那样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决心，那样镇静深思的头脑，那样充沛的精力，能办得到吗？看到当时胜利的史实是比较容易的，要想经了解是怎样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中得到胜利的领导艺术，就不容易了。毛主席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不但使许多人心悦诚服，而且也使敌人心惊胆战。
“钻牛角”
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取得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区高级干部绝大多数同意后，毛主席立即于4月19日下令红军主力20日开始移动，向龙冈（吉安市东南）地区集中。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毛主席又毅然决然令红军再向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集中，迫敌而居，宁愿冒走漏消息的危险。红军到达集中地全，立即向各方派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加紧整顿训练，准备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南面，则由红三军选择有利地形，准备迎击蒋、蔡。
为了阐明这次反“围剿”的战役计划，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说服少数有逃跑主义思想的同志，在东固又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连“四中全会”时代表也有个别人被争取过来，大家都拥护毛主席所精心谋划的连续战斗的战役设计。
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密集隐蔽集结。西面王金钰部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由吉安进至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仅40里，）北面郭华宗四十三师由吉水进至水南、白沙（在东固北约70里），南面蒋、蔡仍在兴国县城。红军逼近作战目标王金钰部所在地隐蔽集结，大胆地和敌人靠得这样近，三面都有敌军，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
三四万大军云集一块，物资供应不免有些困难。红军开始退却时，虽然在命令中规定就地购买粮食，不动用指战员身上随带的大米，但究竟有限，粮食要从很远地方运来。地方上的支援是很积极的，保证了有饭吃。菜钱每人每天五分钱，开始还可以买到一点菜，以后就买不到了。司令部办公点的是松明。部队在待机中一面整训，一面帮助群众生产。没有菜吃，就上山找野竹尖（还没有长成竹笋的竹尖），下田摸螺蛳。有个时候，一到夜晚就可以看到“满田灯光摸螺蛳”的战地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