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给手中握有50万大军的国民党反蒋派阎锡山、冯玉祥提供了口实，他们乘机到处作反蒋宣传。政治上的内外夹攻之势令蒋介石昼夜不安，外交上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一时难以解决，也令蒋介石一筹莫展。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连年内战与长时期耗资巨万的边界冲突，以及宋子文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南京国民政府推入了国帑空虚、民怨沸腾的危机之中。为在危机中求生存发展，蒋介石绞尽脑汁，以紧缩编制，裁军减员为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这样，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从1930年|2月开始，蒋介石与阎锡山就关于统一方式、治国治党原则、国民党三届中央等问题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战。同样反对蒋介石独裁又受蒋系压迫的各集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阀和改组派、西山派等政治集团，尽管利益不一，却走上了合作的道路，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与蒋介石中央相抗衡。久已阴云笼罩的中原战场，响起了隆隆雷声。
1930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仲麟等57人发出逼蒋下野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就职。双方厉兵秣马。
4月下旬，蒋阎冯大战爆发。反蒋联合阵线集中70万大军，分别在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四个战场同时进军。蒋介石调集主力及附蒋之各派系军队，投入对反蒋联军的作战。双方100多万的兵力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到长沙、北至河北的数千里战线上厮杀，滚滚硝烟，弥漫中原。战争初期，蒋介石在平汉两湖战场的鏖战中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在淮海津浦战场上却受到重创，处于被动。反蒋军在军事上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其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逐渐尖锐起来。8月7日，难产中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经过几番阵痛，终于在北平正式召开，9月初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蒋介石到察觉到反蒋派内部矛盾重重，于是_转退却的念头，调整部署，就派系之间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惯伎，再度向反蒋联军发起进攻。蒋介石总结前三个月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打垮晋军，把作战重心从陇海线转移到津浦线，打得战斗力弱、缺少配合与战略的晋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以济南落入蒋军之手为转机，反蒋军如江河日下，出现了无可挽回的败局。配合津浦战场作战，蒋介石对西北军采取“银弹”加“肉弹”拖垮的方针，战果显著，使得反蒋联合阵线出现了严重危机。
静坐观望达半年之久，在这场战争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在了蒋介石一边。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进兵华北。此举成了本已四分五裂的反蒋联合阵线的催命符。阎、冯军队呈兵败如山倒之状，扩大会议也随之流产。11月，阎、冯联合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阎锡山躲到大连避难，冯玉祥被迫隐居。历时7个月的新军阀混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六届三中全会批判“左”倾错误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召开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李立三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主持中央工作。他积极执行了“六大”决议，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也有了某些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国内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以他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又骄傲起来。“六大”以来党内存在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在新的形势下发展起来。1930年春夏，李立三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把共产国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的论述和“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错误观点加以发挥，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战略总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主张。同年5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相对地减轻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压力。红军和白区革命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左”倾错误主张，使“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决议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当时总的形势是“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决议否认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并掀起全世界革命爆发的可能。决议否认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决议还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决议强调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认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会后，李立三等人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为了实现这个冒险计划，7月14日，李立三首先将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亲任江苏总行委书记。接着，他又在上海的铁路、码头、市政、纱厂、五金、海员、店员、印刷、丝织、烟厂等成立了11个产业委员会，布置了发动总同盟罢工的任务，要求在工人中组织纠察队、先锋队，加紧军事技术训练，使之成为武装暴动的中心队伍。7月18日，李立三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8月1日，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计划在南京搞兵暴，在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旅大等中心城市发动总罢工总起义。在军事上，李立三布置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红四军进攻南昌，红二军团和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
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国情，因此凡是执行这个冒险计划的地方，革命事业都遭到严重损失。白区在执行冒险计划的2个多月中，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7万余人，其中被杀害1.8万人，被捕5千多人。上海在准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期间先后有6百余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红二军团在执行攻打长沙、武汉的冒险计划中，部队人数由3万减为l万。红十军在进攻九江中，损失了1.7万人。红七军在攻打柳州中损失了4000余人。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立即纠正和停止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为此，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要求共产国际帮助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同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以及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共青团、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分别作了关于中央政治工作、传达国际决议等多项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批判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指出；“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李立三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所以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量”。报告纠正了李立三对革命根据地的错误看法，强调加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何孟雄等也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的不顾主客观条件举行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诚恳地接受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承认所犯的“左”倾错误。全会撤销了李立三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会后，李立三即去苏联）。全会根据共产国际7月指示的精神，通过了《对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等文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对党中央的统治。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后补委员为罗澄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六届三中全会也存在缺点和错误。首先，没有认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认为他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因而没有对其“左”倾思想实质进行彻底的清算。其次，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对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六大”决议的水平上，没有新的突破。因此，“八七”会议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若干“左”倾错误思想和“左”倾错误政策，在这次会议上都没有彻底清算。这些缺点和错误，后来被王明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