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红三军团利用湖南敌军主力南下参加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乘虚攻占长沙。8月1日和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长沙占领后的形势和任务。李立三等领导人更加头脑发热，认为长沙的占领，象征着“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这确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因此，坚决要求加紧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强调这些暴动的胜利，便是“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李立三等领导人还脱离实际地梦想：红军占领长沙后，很快就可以同武汉工人暴动会合起来，占领武汉。然后，在武汉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下一步，红军从武汉向河南进攻，使冯玉祥倒台。同时，在北京、天津等地组织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在满洲各地组织动暴，消灭张学良的力量；在南方组织广州、香港暴动，消灭粤桂军阀的力量，中国革命就可以成功了。8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行动委员会会议，李立三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全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极左估计，作了概括的说明，交总行委讨论、贯彻执行。使6月11日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
在上述“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和计划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例如：
在苏区，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坚持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反对要红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李立三就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必须要根本解决”。6月15日，又写信给红四军前委，严厉指责：“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并且警告说：“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应即来中央解决”。这样就把正确的意见压了下去。
在白区，何孟雄等同志起来反对“立三路线”。9月1日，在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何孟雄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的”，再发展下去，就可以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主张现在应继续“争取群众的大多数”，而不是积极准备城市武装暴动。李立三作结论时，竟给他扣上“何孟雄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取消派暗深”的大帽子。9月8日，何孟雄又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写了《政治意见书》，明确表示反对“立三同志领导路线”。结果，在9月10日召开的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受到批判。总行委和江南省委决定停止他沪中区委书记的工作，还警告要“采取最后的组织上的制裁”。
周恩来于1930年初，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接受了1930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对于革命形势和策略任务的估计，但是反对组织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左”倾冒险计划。李立三等领导人便错误地指责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他们估计周恩来回国，“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论战和斗争”，准备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将周恩来调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派到北方局去工作。
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李立三等领导人强行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正常的党内生活，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的倾向，发展了宗派主义错误。
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的实行，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的失败。当时，在白区党员很少，产业工人党员只有2000人。赤色工会会员不足2万人，其中，上海2100人，武汉1000人，香港900人，天津500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举行大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罢工和示威，或者搞飞行集会，也都是少数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去冒险，脱离了广大群众，而遭到失败。短短几个月，就有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同志被捕牺牲。
同时，也使苏区和红军受到严重损失。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虽有较快的发展，但只有10万红军，6万支枪。命令这些红军去攻占上百万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各大城市，也是不可能的，只能使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受到损失。例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部队由1万多人减少到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洪湖根据地遭到很大破坏。红七军奉命进攻柳州、桂林、广州，后来进攻失利改变计划，进入湘赣根据地，部队在桂湘粤边地区长途转战，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奉命出击京汉线，配合夺取武汉，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游击战争受到削弱，红军主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奉命进攻九江，接连攻打鄱阳、湖口、彭泽等地，部队损失很大，信江根据地受严重摧残。川东游击军奉命进军湖北，配合包围武汉；第一次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第二次重新组织红军进到石柱县又被包围，大部被打散，原有的根据地也失败了。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散，丧失了通海如泰根据地。琼崖红军独立师奉命进攻海口，在琼山遭敌袭击，损失惨重，保留下来的少数武装，放弃平原小块根据地，转移到母瑞岖。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因执行“左”倾错误命令，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一开始就是怀疑和不赞成的。1930年6月，红一军团奉命从汀州北上进攻南昌。毛泽东在执行中央命令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避免硬攻大城市，改变了攻打南昌的计划，把部队开到敌人力量空虚的高安、奉新、安义地区，红军从l万人发展到18000人。红三军团奉命分于7月底乘虚占领长沙后，因敌重兵反扑，又撤出长沙，退到浏阳、平江地区。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的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奉命第二次进攻长沙。在久围不克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说服红军的领导干部，主动从长沙撤围，转向赣西进军，打下了吉安。接着，又在新喻县的罗坊召开的总前委和江西总行委联席会议上，决定停止向南昌、九江进攻，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由于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错误，红一方面军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发展到1~17万多人，解放了赣西南广大地区，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统治的时间很短，不到四个月就结束了。因为凡是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错误，共产国际也是反对这一错误的。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因为它对形势与任务的估计更加过分，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冒险计划，所以又同共产国际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6月11日决议案通过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强调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决定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决议中对革命形势与策略任务的过分估计，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停发这一决议。6月21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接受远东局的意见，指责驻上海的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有一贯的右倾路线”。同时，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停止罗伯特在远东局的工作。7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说明已决定组织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在争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开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6月11日决议案，作出了正式的回答。
共产国际的7月决议案，在总的政治路线上，并没有提出与6月11日决议案不同的意见，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致的。7月决议案主要是在当前形势与策略任务的估计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它一方面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事变发展底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又说：“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底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就是总合起来看，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统治。”可见，7月决议案对当时形势与策略任务的估计，也是“左”倾的，它所反对的只是6月11日决议案的估计更加过分，因而提出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
因此，在这以后，共产国际便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停止组织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来到中国，正好是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时候。李立三等领导人，认为这证明了6月11日决议案是正确的，于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8月5日，中共中央又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写报告，说共产国际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强调中国现在武装暴动的条公正在成熟，因此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太国际重新讨论中国问题，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样，争论就更加尖锐了。
即使在这时，共产国际也没有指出中共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于8月间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虽然支持远东局的立场，指责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接受远东局的指导是“破坏国际纪律”，但是并没有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错误的，只是说远东局代表和中国同志共同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之中实行武装暴动。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7月决议和电报的精神，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认为“国际的路线与中央路线毫无二致”，过去是“中央误解了国际的意见”，“国际绝对不反对我们加紧准备武汉暴动”，只是“不应在今天便实行武装暴动”；承认在某些工作和策略上有错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逐步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表示中共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9月19日，中央发出第八十九号通告，承认“在党中央决定组织行委之时”，“做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到要特别保存团的独立组织系统”；要求“立刻把党团组织划分开来”。这些初步的转变，为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24日至28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以及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的代表共20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错误的发言，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是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批评和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策略任务的极左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