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蒋冯战争仍在继续，蒋介石同阎锡山的矛盾又日趋尖锐化，新的蒋冯阎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同时，革命力量也在增长。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片面夸大形势的有利方面，宣称“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明确提出，汇合当时进行的一切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为了实现这一总路线，强调党应采取“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要求在城市中“组织工人政治罢工”，作为“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在农村，与城市工人罢工相配合，组织“地方暴动”；要求把“组织兵变”作为兵运工作的“中心策名”；要求“扩大红军”，“在战略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以摧毁敌人的要害”；以“推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
接着，中共中央又部署：5月1日，在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天津、唐山、哈尔滨、奉天、青岛等重要城市与产业中心，组织广大群众，举行总示威运动；5月30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准备；同时，发出通知，统一全国红军的指挥，以保证实现“猛烈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的任务。中共中央不但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左”倾政策，而且在形势与任务的估计上，更加过分，也更加具体化了。
当时，李立三成为党内“左”倾思想的代表，也不是偶然的。
第一，李立三是大革命失败后发生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积极参加者。中共六大时，他虽然口头上承认了盲动主义错误，但只是否定了一些错误的表现，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因而“左”倾思想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依然存在，遇到了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就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革命急性病。
第二，李立三在组织上有宗派主义。他不仅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帽子，加以排斥打击，造成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例如：
1929年11月，在江苏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他对革命形势和任务、斗争策略，作了“左”倾的错误估计，认为反动统治“走向崩溃”，革命形势是“成熟复兴”，“走向高潮”；“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要有计划，有组织，去准备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反动统治是动摇的时期”，“革命形势是开始复兴”而不是“成熟复兴”；我们的斗争策略应该是积蓄力量“准备进攻的路线”，要组织总同盟罢工是“急性病”。李立三听不进这些正确的意见，在作结论时，点名批判何孟雄是“调和派路线”，要和“调和主义”作斗争。
1930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几次表示不同意李立三的“左”倾主张和冒险主义的作法。李立三便给他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调出中央机关，下放到上海沪东区当区委书记。恽代英对沪东情况不熟悉，眼睛又非常近视，在组织同盟罢工时被敌人抓住入狱，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1930年3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特派员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错误地强调“革命高潮随时都可以到来”，“六次大会指出‘中国革命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前途’，这在今天是来到我们的面前了”；“目前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同盟罢工，组织兵变，在乡村中发展土地革命，红军向城市发展”；如果“不去准备武装暴动”，“等到高潮来到再去准备，那是非常大的错误”。林育南、罗章龙等人在会上对形势与任务提出不同意见。当即被批判为“右倾”。李立三还警告说：“中央对于右倾分子，要训练他是对的”，“但是并不能再让他在指导机关”。
这样做的结果，既纵容了李立三自己的“左”倾错误，又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
第三，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已经形成了理论的系统。1930年春，他在《红旗》上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和《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文章。5月15日，李立三把这些论文汇集起来，以《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为题，刊登在《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党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革命的道路、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左”倾纲领性的意见，成为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集中表现。
第四，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起了领导作用。六大以后，李立三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农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主持党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1930年初，周恩来去共产国际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只剩下总书记向忠发和一些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李立三提出的系统的“左”倾纲领性意见，都为他们所赞成和接受，变成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推行全党。
这样，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党内“左”倾思想的不断滋长和推动下，在1930年5月蒋阎冯大战爆发的有利形势的刺激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便出台了。
“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及其危害
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的草案，并就这一草案的内容作了报告。他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前面来，所以对目前许多根本问题，党应有正确估计”。李立三所作的估计，也就是他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阐明的一系列“左”倾纲领性意见。会议同意李立三提出的决议草案，于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
6月11日决议案的错误，概括来说，就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关门主义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决议》对中间阶级作了错误的估计，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样的敌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认为革命动力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决议》对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也作了错误估计，认为改组派是“统治阶级的一派”，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是准备革命高潮准备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决议》提出的，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是关门主义的策略，使革命的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力量被孤立。
关门主义不是“立三路线”的发明创造，在它以前就有了。6月11日决议案的主要错误是冒险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革命形势和任务问题。
《决议》过分夸大中国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错误地认为“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因而提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争取革命的胜利。
同时，《决议》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眭，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要求全国各地都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错误地认为“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都有差别”，“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决议》又强调“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第二，关于革命道路问题。
《决议》坚持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心论”，错误地认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因此，错误地指责毛泽东长期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思想，“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第三，关于革命转变问题。
《决议》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规定了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等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歪曲了革命的性质。
《决议》提出的上述“左”倾战略总方针，是建立在所谓“第三时期”，“全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的基础上的。《决议》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李立三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强调“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但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全世界革命高潮”。《决议》据此而作出的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估计，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幻想。
为了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总方针。1930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具体部署。
1.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决定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同时，还计划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陵、宜昌、沙市、阳新、大冶、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线。
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北方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以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2.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3.为实行上述的冒险计划，中共中央还决定将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成为准备武装暴动的各级行动委员会。7月14日，江苏总行委（后扩大为江南省委，领导苏、浙、皖地区）首先成立。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须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使同志能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接着。各地的行委陆续成立。8月初，中央总行委也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去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