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很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现在，要解决“四人帮”，更要照顾大局，尊重华国锋，征得他的同意。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必要条件。叶剑英抱着试探的态度，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意见。叶剑英向他分析局势，剖陈利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希望他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后来，叶剑英又多次找他谈心，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华国锋担心自己资历浅，老同志看不起他，不给他支持。叶剑英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于是，他主动找老同志交谈，沟通思想，增强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叶剑英还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做他的工作，并利用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拧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防备窃听，防止泄密。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向他谈起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并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征求意见说：“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伸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别的，是指“中央”，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机智果敢，多谋善断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却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下午开会，江青一伙提出，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要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上统计，此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万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万件。他们计划装备步兵30个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3门，等等。这些数字虽然尚不能包括全部，但可见一斑。
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上海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枪支，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实际上，近三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大量武器。得到毛泽东病重的消息，第二天就决定把库存的几十万枪支发到基层民兵手里，加强“第二武装”力量。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9月29日，“四人帮”大闹中央政治局。这已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总是一人提议，三人拥护，胡搅蛮缠。在这次会上，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他们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事先经过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了信。会上念了这封信。叶剑英、李先念等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发了脾气，张春桥说，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逼着汪东兴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张。“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分析：“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当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在京的、还有外地的，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党中央果断决策，采取行动。也有一些同志从毛泽东治丧开始，就向华国锋、汪东兴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于9月21日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老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他还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原来，这时王洪文也进了西山，在靠近叶剑英的地方住下。叶剑英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示人以缓。过了几天，叶剑英转移到玉泉山9号楼住下。王洪文发觉后，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哪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后，频繁地往来于西山、2号楼、玉泉山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他秘密接见粟裕、宋时轮等同志，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这时，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也日夜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安危。他经过与华国锋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交谈，9月24日，特地到玉泉山去见叶剑英。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提出现在情况越来越紧，要赶快想办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两位老革命家经过短暂的交谈，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对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