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铁生事件”。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长。1973年6月在参加高考中，面对理化试卷，他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的2／3，眼看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答卷的背面。信中标榜自己“为人民热忱忘我地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而其他被推荐参加考试的工农兵青年则是“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决定要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编者按语”中还指出，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7月19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被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成为江青一伙人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
3.“小学生日记事件”。1973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小学生，因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于10月21日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迟群和谢静宜看到以后，把这个小学生看成反潮流的典型，抬出来大加吹捧。他们还亲自接见这位小学生，表示支持她，并在1973年12月12日的《北京日报》上，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这位小学生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由《北京日报》选编的日记摘抄。“编者按”写道：“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等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它，并加了“编者按语”，说什么这位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也广为宣传。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极度的混乱中，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最时髦的口号。
4.“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1973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国外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年底，四机部派人赴美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礼品作为纪念。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人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国康宁公司玻璃蜗牛礼品一事。2月10日清晨，江青突然乘车到四机部，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在四机部，她还狂叫道：“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作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真相。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化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江青后来又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蜗牛退了回去。然而，江青亲自去四机部制造的“蜗牛事件”已在群众中散布开来，它在实际上起了给周恩来施加压力的作用。
5.“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卓有成效的措施。风庆轮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1974年初，风庆轮完成组装，开始试航。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能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5月4日，风庆轮正式由上海港启航驶往远洋。江青最初也没有支持风庆轮远航，但风庆轮于9月30日远航归来后，她便借此大作文章。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破万里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章把造船同向外国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路线”、“儒家卖国主义路线”。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并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路线”，借以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还在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上写批语，并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什么“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