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牧歌，是沉淀在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宛若一个声音召唤着我，吸引着我，鼓舞着我。我感谢组织给了我主政乡镇10多年的时间，使我有机会为着党的目标去实践并为之奋斗。我在执行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有益于目标的工作，但离目标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在实践的困惑中博弈，探索了一些有益于实现目标的方法，但我的努力仍然十分有限。
去年6月，我离开了我工作的最后一个乡镇。我在这个镇工作了六年半，我的很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观点便形成于此。当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心中不无遗憾，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机会在农村博弈了。当我悄悄离开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我之所以悄然离去，是因为我热爱农村。我之所以悄然离去，是因为我不想占用太多人的美言满足我虚荣的快感，我不想让一些空虚的东西充斥到我未来的生活。对我而言，我完成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真诚地付出了，我把我的热情和智慧交给了这块土地和人民，这就足够了。我之所以悄然离去，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小的符号，不需要用一个欢送的仪式，来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是在我离开乡镇的那一个夜晚，我下了最后的决心，把我对农村的困惑、无奈、心得和理解写下来。就在这一天夜里，我打开了我的电脑，用我并不熟练的指法，敲打着我心灵中最富责任感的文字。那一夜，电脑在灼热中静悄悄，而我的文字却在灼热中撞击着我的心灵。我知道我在干着一件也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在农民需要话语权的时候，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同样需要，而且我的话语权还不知道向谁去要。然而我必须去做，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
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的写作，我的思想定格在农村，我的情绪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中起伏，十多年点滴思考在记不清多少个无眠中慢慢释放，似乎演绎着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我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当书稿终于全数摆在我的案头的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态度。我之所以想着去写，是因为责任，因为御任得闲的机会。写出来，权当是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毕业论文，求教于学者和同仁；写出来，展示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说得农民的心里话，一个乡镇干部孜孜求解三农问题的心路，让农民兄弟对乡镇干部多些理解。
从去年11月开始，我便试探着寻找谁能给我话语权。在省文联朋友的帮助下，一些出版社陆续有了回音，有的出版社告诉我，他们需要的是南方周末式的稿子，把问题以个案的形式展示出来，不需要我为问题开处方，有的出版社则干脆告诉我，农村没有读者，我们不出农村题材的作品，作家出版社的王编辑则给了我一点点信心，她告诉我，是一个很好的作品，而我则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作者。为这样的稿子，她愿意尽力，不过力量微薄，而且入行尚浅。最后说，这样的好作品，别被埋没了。我想以她的年龄也许说的真话。
朋友带我到本省的出版社，出版社的老总建议我，还是先请专家写个意见吧。于是我又开始了寻找专家。这样忙活下来已经是2010年的4月了。在等待专家写序的二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对书中观点又反复作了一些推敲，特别是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看法作了反复的论证和修改。
我想说明的是，我的观点来自我的实践，来自我长期对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来自生养我的农村以及我治理过的农村，考察过的农村，耳闻目睹过的农村。
我更想说明的是，不懂学术研究的技巧，我只能直白地表达我的观点，不管对与错，任人评说。我想，我的这些思考对于乡镇工作的同志们也许会有一些启示和帮助。如果通过我的这些思考让那些热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人们看到一束火花，从而引发一些更实际的讨论，如果我的这些观点让能够影响政策的理论精英们看到政策和法律在农村实践中的遭遇，从而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反思落实的效果，则甚感宽慰。
我要真诚感谢的是为本书作序的徐勇先生。徐老师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是我国政治学及三农方面的著名学者，他头顶着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很多头衔，他带着硕、博研究生，中南海讲过课，应邀全国各地讲学更是常态，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平和，面对着这样的知识精英我似乎感觉到先前的一些观点是怎样的偏激。而他能在百忙中为一个无名小辈的拙著作序更令我万分感动。
200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