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
写下这个题目我感觉甚为艰难。我非院系，顶多一乡间秀才，做自治与民主的传统研究，是不是太离谱？因为这既非我所学，也非我所专。其实，本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不一定专业的语言，但我并不畏惧贻笑大方。我在书的扉页写下了“用白话闯入理论洼地，以实践佐证理论困惑”，并非哗众取宠，似乎也是给自己壮胆。我承认，我不懂学术研究的方法，更不懂学术研究的技巧，但我敢说民主高深不到那里去，不是专家，说点看法，也算民主一回？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这是中国农村传统的治理模式，尽管晚清政权开始下移，但整个的一部封建史，广大农村都是知县主政，乡绅自治。说自治那是相对皇权，因为国家力量没有介入，所以叫自治。我掌握的知识告诉我，乡绅主导下的自治在思想上依靠皇权思想、村庄文化和家族精神，组织上实行家族化（以家族为单位），内容上实现秩序化（男耕女织，种田交粮，尊从礼制）。众所周知，传统封建农业社会资源控制在地主手中，农民种地主的田，向地主交租，生产单一，管理简便，农民认命，天下太平。如果不是苛捐杂税弄得农民揭不开锅，乡绅也大可不必为自治劳神。
实际上，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与其说是自治还不如说是绅治。绅治靠的是绅权，绅权是谁赋予？封建制度。绅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理。历来有个说法“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我想如果此话出自穷人那纯粹是自欺欺人，阿Q一回，如果此话出自富人一方面是自励自勉，另一方面则是愚弄百姓。绅权的建立无疑是封建制度的安排，乡绅田多地多房多资源多，有资源权威、资产权威；乡绅钱多，有财富权威；乡绅文化多，有文化权威；乡绅佣丁多，有武力权威。这么多权威集一身谁不畏惧？有这么多权威不能治理农村才怪呢！比之乡绅，我们的村干部就可怜了，村书记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党组织的任命，其权威来自上级，村主任的权力来自选举，其权威一方面来自民意，另一方面则来源法律授予。此权威与彼权威不可同日而语。
没有国家力量介入的绅权自治，兴也由民，败也由民。国家只管开捐收银子，这种好事，皇爷爷能舍得放弃吗？难怪这样的乡村治理体制坚持了几千年。就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的玩意，精英们很是认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民不堪重负，农村怨声载道的时候，精英们言之凿凿要复原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以消停农村日益尖锐的矛盾，其理由很简单，国家力量介入引起农民与国家对立，同时国家力量介入村治，不可避免造成乡镇机构膨胀，形成巨大的管理成本，给农民增加负担，影响乡村社会的稳定。我在翻阅旧书报的时候精英们责难乡村干部的言论触目皆是，在他们看来村祸的罪魁倒是那些地位卑微满怀着疲惫的乡村干部，恨不能把这些横行乡里的“土匪”给枪毙，可是各路精英在指责乡村干部作风粗暴的时候，谁又检讨过各级政府的政策粗暴？几年之后事实证明，精英们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村祸的根源说到底还是在体制。
对于传统乡绅自治农民肯定不能认同。理由很简单，乡绅主导的农村还是乡绅说了算。碰到一个儒绅还好，摊上一个欺男霸女的乡绅就完了，让农民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农民能干吗？有人说中国的乡绅体制自晚清以来逐步被破坏，到集体化时期算是终结，农村乡绅阶层从此立不起来了，因为在社会主义农村田均地均，产生不了乡坤，其实这是精英们的悖论。农村田均地均不假，但财富的获得不一定依靠土地，现在的乡坤不是少而是多，哪路乡绅都有。如果鼓励绅权自治，现在的绅权会与封建时的专制坤权无差。现代乡绅更懂掠夺，更会经营，造一个厂可以污染一片天，买一座山，可以毁掉一片田土（大量砍伐林业造速生林引起水土流失）。上世纪天津大邱庄的当家人禹作敏也一乡绅，他所在村是一典型的绅治，结果如何，人命缠身，被一枪毙命。由此看精英也不太懂事理，知道吃肉却不知肉是怎么长出的。遇到困难翻翻典藏，借鉴古人的做法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必要的，但要历史地看待问题，分析背景，看看结果，考虑需要。拿来就用是没有道理的。
我想绅治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是不能认同的。也许当下的村民自治借了绅治的壳，但村民自治与乡绅主导下的自治是冰火两重天。从共产党执政六十年的历史看，任何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农民的发动和改造，只是各个时期不同阶段用力不同而已。我之所以把问题摊开来说，是担心被精英们忽悠了。精英们很能忽悠，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全部在心中，可是你了解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吗？你操持过农村事务吗？有知识不等于就掌握了真理。在这些问题上我愿意站出来争论。农村自治不管以何种手段，何种方法，都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然，宗旨使然，发展使然。按照精英理论，没有国家力量介入就不会引起农民与国家对立，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纵观历史，绅治也不见得安全，绅治远离皇权，绅治之祸，祸及亡朝。汉高祖刘邦何许人也？一乡坤也，村小组长。身处僻静，游手好闲，网罗朋党，结义起事。从巩固政权角度讲，绅治是万万不可的。至于成本问题，国家富裕则不多，国家穷多拿一分也是难。以目前情况看，促进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秩序，建设美好农村的管理成本，的确还是很少的。我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可能惜钱如命。
事实上，乡绅主导下的自治说到底还是封建的玩意，与民主无涉。共产党倡导的是农村民主自治，农民说了算的自治，这种自治好处在于有效地监督管理者，规避农村权力个人化，但不好的方面也多，一方面办事难，农民的意志难以集中，作为自治的执行者，按谁的意志都难执行，另一方面效果不见得就好，既然事难办就不办，如果村干部走向这样一个极端，民主就失去了应该有的意义。这不是理论分析，它客观存在于农村。再者，民主程序过于复杂，尤其是选举程序过于复杂，必然产生虚假民主，助长非民意主宰农村。
民主在中国本来就是稀缺货色，在家家长制，行走乡里乡绅制，普天之下皇权制，在封建农业社会，谁跟农民讲民主就意味着革自己的命，况且农村文化水平最低，生存状况最差的农民也不懂民主，更不会民主。借绅治的壳，装民主的货，是共产党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明，这个方向符合农民愿望，适应农村发展，同时也是时代潮流所要求。问题是怎样用民主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民主方法实行农村自治？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民主方法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最佳治理？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农村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推行村民选举，选举中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创造了豆选法，画圈法、投纸团子法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受到根据地群众的好评，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朴素民主法，我之所以写上这一段，我想说的是农村民主还是要树立简单实用理念，采用群众认可的方式，就农村选举而言，豆选法比写票法来得直接，程序简单，行为磊落。农民对程序复杂的城里民主并不领情，城市民主牵不住农村的政治鼻子，越搞民主农村的政治生态就越加呈现多元共栖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