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众多、个性鲜明的中国古村落，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是一种典型的景观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活的载体，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空间。俞源从建筑、宗族、耕读、民俗、风水等方面表现出其文化的独特性。对此我们从科举文化、教育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逐一展开分析。
第一节 古村落的科举文化
科举文化是俞源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因朝廷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改进了考试方法，雕版活字印刷盛行，再加上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农家子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从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美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其人，屡见不鲜。因此，俞源历来把教子弟读书、求功名作为宗族共同的大事。
一、开榜见“俞”
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俞族各宗亲支派纷纷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兴办书堂；二是资助奖励。俞氏家族以耕读传家，倡导儒学，恪守宗法，注重教化，因而科举人才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共出进士、举人、贡生60余名，秀才140余名。“俞族甲于宣，沐浴于中原文献之泽，有观政礼部者，有尹宜黄者，乡贡且绵绵不绝，学使按临鸾哕，茅芗踵相接，宣人有无俞不开榜之谚。”（2）足见俞源科举人才辈出的盛况，并在宣平县有着人人皆知的广泛影响。据说，明清时期朝廷对赴府考试的秀才实行限额，每年永康16名，武义14名，宣平为12名。而宣平县衙门前的秀才榜前，总有俞源考生的惊喜。俞源出现兄弟、父子、主仆同考双中的趣闻，其争读竞考之村风由此可见一斑。清康熙后期，33岁的俞采臣与13岁的儿子俞文焕，同年考秀才。到赶考那天，父子俩天未亮便出门，父亲挑着文房四宝和包袱走在前，儿子跟在后，攀山越岭，天黑时到达处州府（今丽水）。次日，父子俩同进考场，结果双双考中秀才，一时传为美谈。清道光年间，俞源上宅俞廷超赴府考试，挑着两个小包袱，跟在后面的仆人应宝时，在途中央求主人让他一同参加府考。俞廷超知道，应宝时在伴读中自学，文才不亚于自己，便满口答应。大红色的秀才榜一开，主仆两人均名列榜中。在裕后堂、万春堂等古堂楼的中堂板壁上，至今留存着许多“报单”。
在清朝，凡中得秀才、监生、拔贡及以上的功名，在民国，凡高小以上毕业，学校都送喜报上门，得报的家长喜气洋洋，会给送报单的人一碗点心和一个红包。如今看着这些泛黄陈旧但清晰可读的报单，似乎历史并不遥远。俞源俞氏族人几乎年年科考有中，但对求仕似乎并不十分尽心。或许是隐逸祖风的影响，或许是对官宦生活的厌恶，他们的科举入仕率一直很低。明清两代所出的45名贡元以上科举人才中，只有14人进入官场；在清初的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四代47年中，未出一名仕官；在雍正、乾隆两代长达73年中，也仅1人入仕为官；而光绪34年中，虽有14人登科中举，但没有一人进入官场。但俞源人的勤学苦读，却培养出一批批儒雅的乡绅处士，一批批文墨精通的乡间文人。即使在明清两代所出的21名仕宦中，也以担任教育职务者居多。据统计，有教授2名，学谕7名，儒学教谕2名，儒学训导3名，占到仕宦总数的六成多；在民国期间，有校长和教员22名。并且，涌现出“进士之师”、“壮元之师”和修志文人。俞冲，字公翔，是敬一公的曾孙，在明永乐年间由丽水训导升授邵武府教授。他以高超的论著文笔和“义利辨”文章，被尊称为“铁砚先生”。他认为：“利为义用，其利义也；反之，义为利服务，是不义而有罪也。”（3）俞冲注重身体力行。他起早贪黑淳淳教育学生，不在意学生送给他的礼物多少、有无；对生活有困难的学生，送去的礼物，他不但不收受，相反“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药之，死亡者恤之，弥久而盖笃”。（4）他教学多年，桃李满天下。如丽水同宗俞俊，受俞冲教育熏陶后，一举得中进士，官至尚书。当俞俊得知俞冲谢世时，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了《送铁砚先生司教邵武序》一文，后被收录为《宣平县志》的首篇文选。俞冲的义利观念，在俞源后人中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曾孙俞世美，在明隆庆年间主持修建大宗祠后，在寝堂正中高悬“礼义贤声”匾额，以传扬礼义传统，使俞源义人、义举名扬宣平、武义两县。据民国十五年编修的《宣平县志》记载，清朝全县30名义举突出人物中，俞源俞姓的就有林檀、林模、君选、君泰、大鹗、大昌鸟、国器、大鸣、文瑛、步程等10人，占三分之一。前文“父子同考双中秀才”的俞文焕，考秀才得的是第一名，后来考上拔贡。清康熙六十年（1721），博学多才的俞文焕被宣平知县于树范聘为私塾教师，教育儿子于敏中。由于俞文焕精博儒学，教学严谨，为知县之子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基础。后来，于敏中上京赶考，金榜题名，经龙廷面试，一举夺魁。高中状元的于敏中，自然不忘恩师的教诲，特制红底金字匾额“佑启堂”，送给恩师俞文焕，使其厅堂满壁生辉。继任宣平知县的胡必奇，邀俞文焕在孔庙明伦堂讲学，他自己也自始至终在堂恭听。听毕，称赞俞文焕“学有本原，文有经济，言有坛宇，行有圭角。清不离群，浊不混俗，殊可人也”！（5）并于乾隆元年（1736）亲拟七言28句的颂稿，由教授正堂周雯书写并附画作，赠予俞文焕作为纪念。胡必奇所赠的字画，被俞文焕后代视为传家之宝，历来由辈分最高的绅耆存管，只在过年时出展礼拜，以示俞氏太公为“状元之师”的荣耀。
重教励学的古代俞源，成就了许多大用之才，当他们功成身退，落叶归根后，还乐为家乡“泛晚景之余波”。（6）俞昭和俞宗焕两个修志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俞昭，字德辉，号雪峰，明嘉靖岁贡，出任山西代府审理，进阶奉议大夫。花甲之年告退归里时，正值处州要修纂府志，一回到家即接到处州太守李冕遣吏送来的邀请书，称俞昭为“词林山斗”，请他“伏冀不靳，宠临共图”。（7）千里跋涉回到俞源的俞昭，未及喘息，即应邀赴处州，为修纂府志奉献了毕生余热。俞宗焕是清道光拔贡，擢开化县教谕十余载。道光二十年（1840）告退回乡后，也正值宣平县届临县志编修。品行兼优的俞宗焕，时为宣邑文林娇秀，颇受仕林敬重，知县汤金知人善任，聘请俞宗焕为修志主编，全面负责县志编纂工作。他主持修纂的宣平县志有18卷。首印本现分藏北京市、上海市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在俞源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经过几百年的熔铸，读书做官早已成为俞氏家族传统文化中的基因和灵魂。因此清政府这一迫于时势的举措，对俞氏家族无疑是沉重打击。科举的废除断绝了俞源人受惠数十代而又莫不憧憬进入社会上层的道路。从此，昔日虽贫寒但尚不失希望和尊严的儒生成为了多余的一群，新式教育的冲击，使得俞源已落后于时代的书堂、私塾教育最终走向衰落。俞源不再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也最终失去了传统村落的精英形成机制。俞源村落也逐渐远离了往日的辉煌。
二、科举精英
从清道光开始，祠产中有专项的儒田蒙租，童生入学无须自己交学费，童生举考县学、府学，贡监生参加省试、京试，均有盘缠补助，以资鼓励，所以历代读书成风。明、清二朝出过进士1人，举人3人，贡生54人，秀才140人。明清两代走上仕途的有21人，有京官3人，府官5人，县官4人，教谕9人。
第二节 古村落的教育文化
一、劝学励读
聚族而居的村落，就像一个大家庭。它以血缘为存在基础，以儒家礼制为精神内核，以完备的家族规范为约束，以教育培养显耀门庭的人才。其科甲人士、入仕官僚多寡，决定着能否成为誉甲五方的名门望族。俞源，就是以教育出人才，以人才享誉一方。
古时俞源虽隶属宣平县，但离武义县城更近便，历来受着明招文化（8）的辐射。清同治年间，武义八旗官教习何德润，在为俞氏宗谱所写的序中谈道：“俞川介我邑西，宋季朱考亭、吕东莱，讲学于邑，流风余韵，旁溢邻壤。而洪武初，宋学士景濂，苏学士伯衡，来游来歌，遗墨犹存。”可见，明招文化精神对俞源村的文化教育有着积极影响。不问家世的取仕制度，让偏远山乡的社会底层百姓，也同样拥有闻达显才的机会。受祖宗隐逸遗风的熏染，俞源人并不十分在意仕途，但他们十分重视敬教劝学，强调读书知礼，承继耕读传家的族风。村中学而不仕或致仕在家的知识分子，发挥着诗书礼乐教化的作用。这种乡绅文人一般不从事躬耕劳作，但有富足的土地和收入，在宗族制度的作用下成为兴办教育的主要力量。为鼓励读书进阶，俞氏宗族实施多种形式的奖励，建立有效的劝学励读机制。宗祠设有赆仪田15.4亩，取其收入用于考生盘缠。凡举考文武童生佾生赴试，每人给卷钱一千文；文武生员贡监南北乡试，每人给赆仪钱二千文；京都贡举赴试，每人给赆仪钱三千文。各房派均设“蒙租”，五至七岁上启蒙学堂的学生，每年可得蒙租谷二百斤。同时，富裕房派设有儒租，资助秀才进取，有的户一年可得八百斤之多。因此，一般家庭中有一两人就读，所得租谷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甚至基本解决了全家人的口粮。
20世纪初取消科举制度后，俞氏宗族仍延续儒租制，资助高小以上学子。现仍健在的俞樟松、俞荣达等老人，都是这些待遇的亲享者。村中秀才或高小毕业生称绅衿，祠堂四季祭祖时，他们每人每次可分得胙肉2斤，与50岁以上的老人同样享受；而其他16岁以上的男丁，只能吃餐半腴饭，即每桌六碗粗菜、一碗肉。这种区别对待，有效地助长了读书之风。民国八年（1919），俞鸿猷、李清等人发起创办集贤区第一小学，仍实施蒙儒租制度，并且发动“竹木捐”、“屠户捐”等活动，经常筹集教学经费。直至解放以后，国家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俞源村的劝学奖读机制才成为历史。
二、兴办书馆
许多大家族为求文运通顺，往往要在村边合适位置造文峰塔、文昌阁之类的建筑物。风水著作《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或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9）例如建德新叶村的抟云塔，就是为振文运而建的文峰塔。俞源俞氏族人似乎历来不太相信这种“道理”，并没有去建造文峰塔、文昌阁，而是十分注重学堂书馆的建造。
据宗谱记载，明清两代曾办读书场所19处之多，琅琅书声伴着潺潺溪水流淌了数百年。明中期以后，传统的轻视商贾的观念开始动摇，崇尚儒学的俞源人，有的开始离农经商并获得成功。当他们发财归里时，并没有忘记教书育人，于是便出现了六峰书馆、桂林轩藏书楼等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设施。
载入宣平县志的六峰书馆，由清道光拔贡俞凤鸣开办，坐落在声远堂后，为三间两搭厢堂楼。楼上也设教室，廊前有栏杆和靠背长条椅，视野可见村南六峰山。书馆紧连左侧小花园，园中有两口泉水塘，四季草绿花香。书馆教室里传出的童稚读书声，带着花香回荡在村落弄巷，使宁静的山村显得分外安宁而富有生机。清朝拔贡、宣平训导李仁灼，为六峰书馆题写了对联：“六出奇峰通帝座，九环曲涧绕龙门”，对书馆学子寄予了厚望。曾在宣平“鳌峰书院”讲学的馆主俞凤鸣，写了一首题为《六峰馆消夏睡起》的自我消遣诗，读来别有情趣：“何用纱厨避赫曦，藤床竹席恰相宜。窗前莫问初庚伏，枕畔还吟未了诗。鸟被树鸣当户唤，云如人懒出山迟。陶然自领羲皇意，蝴蝶庄周两不知。”（10）可见，即使酷热的夏天，书馆仍有着幽静清凉的环境。
精深楼右侧的桂林轩藏书楼是俞源最大的“图书馆”。书楼为两层，全按厅堂设计，用扛梁不用栋柱，三间连通。书楼三面通风，并在南窗和西窗外搭架，用于晒书，故又称“曝书楼”。主人俞廷瑜，咸丰年间廪膳生，喜爱读书藏书。父亲俞新芝是国学生，祖父俞立均钦受八品职衔，他的儿子俞士涟则是拔贡，可谓历代书香门第，故藏书丰富，连武义著名文人何德润也常来这里借书。（11）桂林轩的图书资料，对他的教学与著作有很大的帮助。当他得知俞廷瑜中年夭亡，哀叹不已，特作七绝二首以纪念。诗一：“频年向此借荆州，风雨晦明读未休。三万牙签依旧在，无人更上曝书楼。”诗二：“邺架无签劳我检，曹乞不钥任人开。只今转意当时事，花影斜阳落碧苔。”（12）后人考证，按当时二根牙签一卷书推算，桂林轩书楼当年有图书一万余册，是宣平、武义两县最大的私人藏书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俞氏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并且说明了俞源曾经是武义明清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地，长期弥漫着浓郁的书香。山村中的这种书香，掺和着成熟的稻香和泥腿子的芳香？？
三、现代教育
辛亥革命后，俞源开始兴学校。民国八年由俞鸿猷、俞其勋、李清、李锦云、郑清、俞汝谐等六人筹资创办俞源第一所小学，名叫宣平县集贤区集英第一初级小学，学生人数达到70多人，校址设在俞祠，俞经明先生担任校长。1921年集英初小改升高级小学，俞经明、俞李炎担任校长。1939年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俞源镇中心小学，担任过校长的分别是俞不喜、祝岐、俞琴、俞镇、俞彭平、俞联、梁兰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杭州沦陷，1939年省七中迁入俞源镇，中心小学成为其一部分。1943年又迁入绍兴稽山中学武义分部，校址设在俞祠，外来学校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学校的师资力量得以加强，有利于当地学校的发展，也为更多学子的成才增加了机会。1945年改名俞源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改设到李祠，校长俞琴、俞禧。1947年恢复俞源镇中心小学。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俞源的教育事业，1950年继办俞源镇中心小学，校长俞洪琰。同时在村农民协会领导下，办起夜校，成人扫盲，一时学文识字风气很盛。1952年小学改公办，老师工资由国家负担，校址设在李祠，校长吴祝文。1953—1969年俞祠前西侧创办俞源初级中学，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在俞祠西边新建了9间3层小学教学楼新校园。80年代初，随着教育事业发展，扩大初中规模，选址凤凰山脚处兴建两幢三层教学楼新校园。2001年全县进行教育资源整合，俞源初中并入下杨中学，担任小学校长的有刘振昌、赵素琴、章小岳等人，任初中校长的有兰竹良、俞友琴、祝关伟、同子伟等。解放以来，全村共出大中专毕业生300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众多行业。
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职业技能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县乡两级政府加大对“提高农民素质工程”的投入力度，开办各种技能培训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务工能力，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对在家务农的村民通过培训，提高科学种、养等能力，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现在俞源村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可上学，村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第三节 古村落的田园文化
俞源始祖、松阳儒学教谕俞德，雅爱山水之奇，“脱却名利关，创此安乐境”，开创了隐逸耕读的祖风。循此家风基调，俞氏家族的子子孙孙前后一辙，数百年来达到“精神之默运，世德之相承”；（13）隐逸耕读，成为俞氏家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重要的生活理念。
源自始祖俞德的隐逸生活，到五世祖俞涞时，开始走向极致。谱载，“涞，行敬一，号二泉，博学宏才，志存康济”。他组织民军抗盗建功，却谦让“义民万户”之表，宁以布衣终身，悠然自得地做乡间文人、田园百姓。因而，刘基给他的像赞中称其为“渊明之流”，并深情地说“吾方将歌归来之辞，以寻五柳于人间矣”！（14）身陷官场烦恼、弃职归途中的刘国师，将俞涞看成了他所仰慕的陶渊明。俞涞隐德不仕、悠乐躬耕的生活，到他的儿辈则更为彰显。长子善卫，号西峰，好贤礼士，不惜千金，盖起迎玩堂，与宋公濂、苏公伯衡等江南才子结交，钟情山水；他善于诗作，著有诗集，由他修撰的《俞氏宗谱》，是俞族现存最早的家谱。次子善麟，号竹坡，隐居乐道，“不嗜仕进，自放山林”，（15）常与缙绅出游，并协助儿子建静学斋，做“君子仁人”。三子善诜，号石山，“晦迹不仕，性喜吟咏，有诗集藏”。（16）四子善护，号皆山，他“雅志清修，不求闻达”，（17）花巨资建著名的皆山楼，以迎四方文人，结交天下贤士，将隐逸生活推上新的高度。难能可贵的是，俞氏家族这种淡泊名利、乐于田园的隐逸文化精神，不仅代代沿袭了下来，并且名人辈出，如雅薄功名，隐身空谷，专心医道，康济斯民的俞镠，生十子有九子读书成才，而自己“忘情于朝路，息隐于园林，高韦布之素风”（18）的嘉庆贡生俞国器；以隐为高，喜览佳景，精湛舆术，著有《地理正宗》的俞逸；敦宠善晦，雅薄功名，享寿百岁的俞道奇；善于词赋，建团峰亭为游息之处的俞胜宗等等，不胜枚举。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撰写的《俞氏族谱后序》，对这种隐逸传统宗谱记之为：“祖祖孙孙前后一辙，岂非精神之默运，要亦世德之相承哉。”直到如今，俞源村人依然保留着坦然面对生活的心态本质，就像俞源溪水一般，川流千年，依然像从前那般舒缓而清丽。
追根溯源，这种隐逸之风的根由在于社会性因素。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人雅士们在“退则独善其身”（19）思想左右下，纷纷来到远离尘世的山林世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从青山绿水中寻觅精神的寄托。久而久之，他们心目中便有了挥之不去的桃源情结。
浙江中西部是杭州、徽州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兵燹频发。南宋末年，元军占领浙江，各地起义军与元军大将黄文炳在此激战；明朝建国时期，朱元璋和张士诚也在此决战；清军南下时，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金华三日”大屠杀。也许是这种历史的跌宕起伏，造就了俞源人的平和性情，他们不甚热衷于滚滚红尘的忙碌，将追名逐利置于身后，乐于超凡脱俗的隐逸生活和逍遥自在的精神放牧。
于是，俞源这个宁静的世界，成了乡村文人的家园。而生活着众多文人的山乡，必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使文风与民风相融合，连大自然山水之美，也被赋予了他们的理想和祈求，这就是他们营造迎玩堂、皆山楼、团峰亭、静学斋等文人聚会建筑物的动因。隐遁山林，闭门深居，远离政治，独善其身，虽然有一种消极无为的思想存在，但他们固守着传统的耕读生活道德理念，以其人格魅力受到人们钦慕，他们爱恋山水，并非浅层次的欣赏，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与山水融为一体，将水视为人生的精神需求，寄予真情。苏伯衡在他的《皆山楼记》（20）中就写道：“俞氏之彦，原吉生乎长其间，朝暮起居饮食，接乎目者无非山也，意其轻且厌之矣，顾乃若未尝见山者，至于作楼以临以观，是何其情与常人殊也。”在俞氏文人眼中，“朝阳夕阴，春雨秋露，风雪冰霜，烟霏云霞，变化不同，而岩姿壑态亦不同，虽穷天地不能尽其妙”。（21）可见爱恋家乡山水情感是何等真切！这些高文化修养的隐逸君子，对村落景观进行遴选比较，于是便归纳出了“俞源八景”、“俞川十咏”，以表现其文学才华，寄托自己的爱乡情怀。
俞氏文人向往自然之美的思想，体现于依恋山水的同时，另一个重要体现则是构筑村落和民居，这就是俞源村与自然山水和谐相融的思想原因。通过对村庄的规划设计，对周边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将太极星象的人文理念渗透到村庄建筑的一砖一瓦之中去，达到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至极美感。走在俞源村巷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写在墙壁上用以自娱的诗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其平淡安逸的生活，透着一股兰惠的清香。在高坐楼门墙，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可见村人对五柳式生活的向往。在精深楼，整组门窗雕刻分别表现古代士大夫生活场面：临流鼓琴、庭院观鱼、携琴访友、松下对弈、柱杖看山等；门前墙壁上，则画着表现“山中宰相”陶弘景后半生归隐山林的壁画。更让人们感叹不已的是精深楼的雕刻。所雕之物全部是农村田野的一般动植物，白菜、丝瓜、扁豆、萝卜和鸟雀、鱼虾、昆虫等等无所不雕，连细小的甲壳虫也雕上，透着浓郁的田园气息，主人内心世界得到真情流露，渗透了钟情自然的思想，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建的万花厅，仍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花厅中，人工栽植、室外野生的各种花卉全部雕刻齐全，木本、草本、藤本之花，应有尽有。连丝线的稻花、麦花也不遗漏，更不用说常见的瓜菜豆类之花。同时，所雕吉祥物、戏曲传说人物、各种动物，也以相应的名花异草做陪衬。连“猴子”拿的球，表面也以花卉图案组成，球心剔空，图案花孔与球心穿通，显得玲珑巧妙、技艺高超。其实，在自古以农业主本的中国，务农躬身并不是不体面的事。
许多古代圣贤名士，几乎全是从种田郎入仕的。他们退出仕林后，也往往归里，以农耕而终。陶渊明、陶弘景如此，俞源的俞德、俞世美等等也是如此。这种以农为乐的情趣，从《俞氏家谱》所录的序传中可见一斑。如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李文高为俞名通所写的序传中说：“田家乐事最情真，时向河干赋且论。荷笠被蓑荆地老，耕田凿井葛天民。烹菜剥枣羔豚养，驱犊放牛蟋蟀辰。野叟衣冠敦古处，村翁气象动今人？？”（22）将农耕生活写得如此诗意盎然，充分表现出他们对乡村耕读生活的钟爱。清光绪年间为廪贡俞非仙写的序传，在充满激情地描写俞源田园风光后，写道：“莫不是晋时渔人所到之桃花源”，对家乡的浓烈之爱溢于言表。俞源文人雅士所写的“八景”、“十咏”，与其说是描绘山乡秀丽景色，不如说是描绘田园的安逸自足。诗文中有芳草绿林，有桃红柳绿，有阡陌嘉禾，有成群羊牛，也有牧童晚唱、书楼笛韵、农舍书声，逼真地表现了田园生活图景。特别是布衣诗人俞镠，既是医学家，又是村诗人，他以医生的细心与诗人的锐眼，描绘一幅幅生动的乡村写意画。
俞源人，在耕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闲知足；为仕者，“严义利之辩，视利蔑如故，入利薮而不染”。（23）如丽水进士俞俊，在《俞源八景歌》中，融八景于一诗，盛赞俞源美景后，写“人中龙”俞源君子“为爱家园好风景，遂弃功名乐天命。山山水水尽登临，笑倚阑干自题咏”。接着，他叹自己原来也是“烟霞林下客”，却“失脚红尘归未得”，表达了对俞源文友的怀念，同时对他们安逸的田园生活十分羡慕。在俞源祖先入仕者中，俞世美是令族人骄傲的一员。俞世美，字瑞济，号苏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4）岁贡，任江西宜黄县令。官虽不大，但因业绩突出而为时相严讷所器重，于隆庆二年（1568）得到皇上召见，并恩受皇上赐整敕，严讷为之题写像赞。朝觐返程途中，同舟而行的嘉靖进士、南京太仆寺丞归有光将离别时，为俞世美的《朝京复宜稿》诗文撰写了《赠俞宜黄序》，盛赞俞世美“汲汲于民”，而“无意于为名”，把政事“视如家事”的品格。（24）俞世美为官在外，心系故里，对俞源八景分别创作了咏景诗，在表达热爱的同时，也十分憧憬纵情山水的乡野生活。源自陶渊明的“五柳遗风”，在俞源成了承传数百年的精神内核。仅明清两代，俞源所出的近三百名进士、举人、贡士、秀才中，多数“寄情山水、淡泊名利”，不乏有官不做或辞官不做之人，乐在故里隐逸田园生活。与那些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人相比，俞源文人要超脱、潇洒得多。
俞源俞氏祖先中，俞道坚纵情山水的生活最为典型。俞道坚，字文固，号江山息兴散人，是俞涞的长孙，俞善麟的长子。《俞氏家谱》载：“通书史善词赋，交游遍天下，财裕而能施，情逸而能制，一时宦达咸雅重。”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举动，是外出游历达十多年。“曾涉江湖，浮淮泗沂河洛，北游齐鲁以至燕赵，西略秦陇过于平凉，历览天下之奇闻壮观”。（25）一路上，官员和名人学士为之题赠诗作，以表示对这种游逸生活的羡慕，对宁静的农村田园生活的向往，也写出同欢共乐的纵情场面。我们不妨从宗谱中辑录其中几首，从字里行间揣测其当年的情景与生活观念。
黄粱一觉便知休，何用长怀千岁忧；宠辱不干良自得，养鸡种树自优游。
——翰林院校书 吴廷桓
劳生扰扰几时休，万顷江波驾小舟；拾芥功名终有累，浮云富贵底须求。放翁诗酒谁能似，元亮襟期孰与俦；举世桔槔何足美，且将吾道付沧州。
——国子监助教 张干
江海波涛日夜生，扁舟一棹好归耕；石田茅屋依然在，明月无边谁志争。
永嘉进士 刘永章
十年足迹半天下，万里风霜两鬓秋；元亮归来三径菊，鸱夷老来去湖舟。江风山月不须买，金马玉堂非所求，客至抛书共谈笑，取鱼沽酒足优游。
——河南布政使 夏时
两鬓霜白的俞道坚游到陕西时，一日忽然领悟到：游遍江山名胜终须有歇息静兴于家乡田园之时。于是，他请画工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题为《江山息兴图》的山水画，以寄托自己的情思。道坚回到故里俞源后，大学士苏伯衡欣然为之撰写了《江山息兴图卷序》，以天地四时规律喻人，对其“息兴”情怀作了富在哲理的阐释：“冬也，木归其根，草敛其华，雷收其声，虹藏其形，引起天地之息也？？天之在也，且犹以息为发育之地，而况于人乎？？？人身不息弄形疲，心不息则神耗，？？孔子有云：仁者静焉有仁而不静者乎，静而不息者乎？”（26）俞冲的长孙俞友闻，也以历览天下名川大山，结交名人学士而成为俞源隐逸文人的又一座高峰。俞友闻，名札，读史通经，才学出众，立志功名。然而，时运不济。明正统十三年（1448），因陶德义率宣慈矿工起义军袭击武义县治，一时社会动荡，俞友闻因此“移流废学，业不克就”。于是，他选择了“广博阴阳术数之技，历览天下名山大川以壮其气”。（27）明成化十五年（1479），他以占卜术数一路游历，抵达山西。山西绛府（现山西省运城市有绛县、新绛）长史谢森，与在金华任职的俞友闻舅舅魏廷仪，曾一同在王室为官。外甥拿着出门前舅舅写的书信，前去拜谒谢森：初次会面，谢森同俞友闻竟然“不言而意若契也，及与言之而志曰合”，（28）便将友闻举荐给贤王。贤王欣然接见俞友闻，向他询问江南风情，他对答如流，才华横溢。因而，贤王连日约见俞友闻，“讲论或赋诗吟咏”。当贤王得知俞友闻为括苍名贤俞涞的子孙后，倍加尊重，欲留其任职辅佐。而俞友闻以家中父母年迈为托辞，婉言谢绝。在绛府三个月之后，贤王眼看再也留不住俞友闻了，便置酒赠诗，同请王室官员也都作诗赠行，让谢森作《绛阳送别卷叙》，“并命工装轴集饯赠诸作，以华其行”。现仍留存其赠诗12首。其中，刑部尚书何文渊写的诗是：“车骑纷纷远送君，骊驹声迭岂堪闻；一杯饯别河东酒，千里相思浙右云。旆返金华添喜色，人从绛郡念离群；临歧莫厌重留恋，为惜情多不惜分。”依依难舍的惜别场景跃然诗行，至今让人为之动情。而工部侍郎卓敬的诗，则在羡慕乡间渊明式生活的同时，期待着如约再会于金秋时节：“绛阳相会喜相知，又向河汾话别离；祖帐数杯新秫酒，行囊一束故人诗。？？此去莫忘鸡黍约，来年期在早秋时。”（29）由于俞源深受田园文化的熏陶，因此隐士众多，乡贤辈出，详见注释栏8-1。
注释栏8-1
乡贤录
明朝
俞涞：行敬一字巨川，号二泉，博学宏才，志存康济，元末组织民兵武装，保障有功，授《义民万户》。刘公基为之作“像赞”，宋公濂为之作墓志。
俞善卫：行卫一，字原善，号西峰，好贤礼士，不惜千金，尝与宋公濂、苏公伯衡友善，钟情山水，善于诗著，存有诗集。
俞善麟：行卫四，字原瑞，号竹坡，隐居乐道，不干仕进，每与缙绅游，故苏公伯衡志其墓。
俞善护：行卫七，字原吉，号皆山，雅志清修，不求闻达，作“皆山楼”以游息，苏公伯衡为之作记。
俞道坚：行恭一，字文固，号江山息兴，通书史，善词赋，交游遍天下，故苏公伯衡为之作记、作序。
俞道奇：行恭四，字文玉，号寿宁，敦庞善晦，雅薄功名，乐善好施，享寿近百岁。
俞胜宗：行恭十二，字文献，号团峰，隐德重于公卿，然亦善词赋，建“团峰亭”以游息，有赠团峰诗卷，苏公伯衡为之兄弟作《崇本堂》记。
俞札：行权十五，字友闻，雅志高尚，淡于进取，喜交贤豪，游览名胜，士林推重，赠于诗卷，绛府左长史为之作《绛阳送别卷叙》。
俞缪：行衡九，字世宝，雅薄功名，寄身空谷，善吟咏，专心医道，康济斯民，著有《杏林捷径》。
俞奉琦：耆宾行荣百六七，字汝韫，乐善好施，崇祯九年大荒，解囊济民，赈谷数百石。
清朝
俞林檀：行贵十三，字萃煌，一生急公好义，捐助建留云亭、奶婆桥、兰亭、东岳庙、森草殿，砌大行岭、寨头岭、燕山岭，事迹载入宣武二县志。
俞林模：行贵二一，字萃正，不求仕进，乐善好施，建桥、铺路，施舍棺木，捐米济荒，助资兴建乌溪桥、乌溪亭，为便宣靛、苎杂货出水登筏。
俞君选：行义八二，字兴，号恒斋，同建寨头岭、东岳庙，建下杨通济桥捐银五百两，岁饥赈米济困。
俞君泰：行义九二，字国仁，号宁斋，慷慨解囊，岁歉赈米，独资建杨畈万安石虹桥，计费1200余金，修造村口通济桥捐银500两，道光十三四年疫病流行，死亡无棺椁者，施棺木数百余具。
俞大鹗：行遂十六，字礼荐，乐善好施，善继父风，莫可枚举。
俞大：行遂三二，字风侣，乐善好施，善继父风，道光岁歉捐励社谷四百石。抚宪程含章题赠“急公好义”匾。
俞国器：行富百十一，字鸣玉，建庵施茶，倡捐修复广惠观，励田招黄冠住持，一生捐舍甚多。
俞志俊：行富百十九，字得瑞，号芳亭，热心公益事业。
俞步程：行遂二八六，字作丰，号绍堂，热心公益事业，民国初年授“热诚爱国”匾。
注：以上名录根据《俞氏族谱》整理而成。各人仅列举科第成就最高次或第一次。迁居外地的不列入。
注释栏8-2
桃花源里好耕田——俞源田园文化寻踪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谓传颂千余年的作品，该作品描述了一个“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俞源的建筑多达395栋。这些建筑大多数为朴实无华的民居，即便是雕栏画栋也大多以山水风光和寻常动物饰之。精深楼的装饰更为奇特。梁柱上雕的全是田里的东西：丝瓜、白菜、扁豆等。这栋楼可以看成是俞源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是主人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
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从科举制度入手将我国封建时代人的社会心态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和解剖。查阅宗谱不难发现，许多宗谱都会对入仕尤其是考中进士、状元等大加渲染、刻意张扬。然而俞源却不同，翻阅宗谱，我们发现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们从中得到的完全是与此相悖的悠然自得、纵情水山的社会情境。俞涞，俞氏迁居俞源的第五世祖，前四世均为单传，唯涞得四子，俞源的繁盛就是从他开始，他不仅为六百年来的后代构建了一个神秘的村落框架，而且为这世代相会的子孙奠定了一个精神基调。《宗谱》记载：“涞，行敬一，号二泉，博学宏才，志存康济。元末盗起有保障之功，监悟有为义民万户，谦让不受，以布衣终。平生往来诸缙绅间，故太史宋公濂志其墓，苏公伯衡记其祠，刘公基赞其像。”有功却谦让不受，悠闲自得地做一个平民百姓，这就是俞源田园文化的源头所在，刘伯温在为其像题诗中写道：“结庐人境而无车马，竹冠野服栖迟其下，我求其人其渊明之流亚乎，不知采菊东篱，仰见南山。悠然此中，其意能俾原善之与我言乎，吾方将歌归来之辞，以寻五柳于人间矣！”在这里，大名鼎鼎的刘国师分明是将俞涞比作了在世的陶渊明。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四个儿子。大儿子善卫，“行卫一，号西峰。好贤礼士，不惜千金曾与宋公濂、苏公伯衡友善，钟情山水，善吟诗，著有诗集”。二儿子善麟，“行卫四，号竹坡，隐居乐道，不于仕进，以布衣而终”。三儿子善诜，“行卫三，号石山，晦迹不仕，性喜吟咏，有诗集藏”。四儿子善护，“行卫七，作皆山楼以游息，因号皆山居士”，“居士雅志清修，不求闻达。也好吟，有遗存”。四个儿子，皆能文善诗。雅志清修，不求闻达显贵，其性情何其练达也。俞涞之孙道坚、道奇、道明、道寄、道行等皆能诗善文，有诗赋传。而其中以道坚最为典型。《宗谱》称：“道坚，行恭一，字文固，号江山息兴散人，通书史，善词赋，交游遍天下，财裕而能施，情逸而能制，一时宦达咸雅重之。”苏公伯衡曾在《江山息兴图卷序》中对俞道坚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他写道：括苍俞文固先生曾涉江湖，浮淮泗沂河洛，北游齐鲁以至燕赵，西略秦陇达于平凉，历览天下之奇闻壮观数年之久。有一天，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突然长叹一声后大声喊道：我将到哪里去寻找我的归宿呢？于是就请来画工为他画了一幅题为《江山息兴图》的山水画，用以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俞道坚是一位遍览天下之奇观的壮游者，待他游完全国名山大川以后，却又回到故地俞源，默默地过他的田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