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和农户经济是村域经济的基础，因此，农村改革始终把改革和完善农村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目标。经过多年的实践，村域经济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已逐渐形成农户、集体以及工商业主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态势。（1）和许多中国农村一样，古村俞源农户经济和集体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商业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
第一节 古村落的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我国农村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可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将会成为我国农业改革的最终发展方向。因此，必须对俞源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就俞源村而言，自宋末元初到新中国成立近800余年的历史中，村落没有全体村民共有的集体经济。封建社会中的祠产，只不过是属于血缘村落的公产，在俞源只属于俞姓成员集体所有，与村落其他姓氏的村民没有关系。而且，经营祠产的目的仅仅在于维系宗祠的修缮与族祭以及公助活动，仅仅发挥着团结宗亲、维系宗族文化方面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我国，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简称，它包括城乡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或者合作社经济。而农村集体经济，则是指农业以至农村中的各种合作社经济。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业集体所有制；二是农村中的乡办集体企业和村办集体企业，即农村中非农业集体所有制。这两种集体经济在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上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在此，我们主要就这两方面对俞源村集体经济的演变作相应的阐述和分析。
一、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
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基本所有制形式。按照我国历史和对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其制度演变的历史，以改革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前的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改革以来的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
第一阶段：改革前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制度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期；二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调整期；三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期。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集体经济的形成期，它的形成方式比较明确单一，主要是通过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
俞源村的土改运动始于1951年。俞源村的田地不过千余亩，“土改”时人均分配七分田，与当时全县相比是非常少的。农户在“土改”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劳动生产，“土改”后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过渡时期持续的时间较短，农民还是徘徊在饥饿的边缘，破产农民和农村新富农并存的局面并不明显，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中农化”趋势。这时的所有制经济仍属个体农民所有制经济，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个体农民所有。在以后的互助组运动中，遵从农户自己的意愿主要是共用生产工具、互相帮助播种和收割，但并未改变其个体农民所有制度，互助合作使得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时间较短，并没有发挥出太多优势，很快就卷入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的洪流中。进入初级农业合作社后，入社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以入股土地分红成为农民在经济上实现其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形式，所以这时具有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在高级农业合作社里，除社员原有的坟地和宅基地不必入社外，社员私有的土地及土地上附属的私有的塘、井等水利设施，以及所有生产工具都无代价地转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古村落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完全建立起来。
1958年底，俞源乡建立了人民公社组织，从此俞源乡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原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公积金、公益金，都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调整期。“一平二调”的实行，损害了各生产集体（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群体利益，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受了严重挫伤，从而很快就导致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不彻底改革和调整，即将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这种调整，可以视为是局限于集体共同生产经营范围内的对农村经济体制的一种小改革。
俞源村农业集体经济在调整期内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1960年集体经济收入为54320元，1965年为108139元，1966年增长为139505元，较上年增长了1.2倍。
俞源村农业集体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完全实行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民完全被束缚于农业集体生产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完全取代了家庭经营方式，家庭经济功能基本上被消灭。但集体农用生产资料逐渐发展起来，1966年，俞源村固定资产有碾米机1部，小铜磨1部，番薯丝机1部，喷雾器20部，水车21部，稻桶68部，风车25部，集体所有的箩筐506双，大地垫350条，集体有单轮车22部，双轮车2部。这些农用工具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村落集体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俞源村的集体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发展速度并不慢，期间俞源村的集体经济的分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这一现象。
1975年的总收入225145元较1966年的总收入139505元增加了61.39%，年均增长6.82%。可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俞源村的农业集体经济并没有退步，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增长率。1978年后，经济总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1979年比1975年增加了57.62%，年均增长率达到14.41%；其中1979年比1978年就增加了6.16%。在总收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的收入也呈增加的趋势，但农业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由此说明，农村经济已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集体经济的分配率也逐年增加。
对此再从粮食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受搜集数据困难的限制，仅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的1979年和1981年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
1979年集体分配粮食总产量942.85吨与1966年的443.5吨相比，增加了112.6%，年增加率为12.51%。1981年的粮食产量却有所下降，这和当时其他地区已实行土地承包、分田到户已逐渐实行，而俞源村却依然以集体耕作为主有着密切关系，本来生产积极性极低的农户在思想上处于极度涣散状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程度依然很高，粮食的分配率也有所提高，达到80%以上。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逐渐提高，1981年早中稻的机械脱粒面积达到39.7%，后熟稻的机械脱粒面积达到38.7%。
从整体上看，俞源村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相对于别的地区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俞源村农业生产的影响比较小。据当地人回忆，这主要是因为俞源地少人多，面临的生存压力比较大，人们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千方百计实行精耕细作，普遍进行三季种植，粮食收成年年增长，从而缓解了忍饥挨饿的状况，并使农业经济逐年发展。
第二阶段：改革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发生的形式等方面的变化：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二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作出了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即第二轮承包。
1982年，俞源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当地共有耕地1155亩，其中水田1015亩，旱地140亩，人均不到6分田。俞源村由于三面环山，林山共有7352亩，包括杉木、松木、毛竹等，除毛竹分到户，杉木、松木、荒山仍为集体管养。我们从1981年和1984年的经济状况的对比中分析改革前后集体经济的变化状况，因俞源村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故将1981年可看作改革之前。
从中可以看出，俞源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收入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统一经营收入仅占总收入的0.1%，集体经济总收入为4.41万元，仅占总收入的4.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集体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家庭经营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总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84年的总收入是1981年总收入的3倍多，其中农业收入的比率进一步下降，收益率也有所提高，集体提留的部分变得非常少，由原来的10.24%减少到1.34%。可见，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民的增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集体经济却出现相对萎缩。
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作出了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进一步起到了弱化所有权的约束作用，使承包者对土地的使用在遵循有关法规的前提下，较以前有了更长、更大、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或转让或转租奠定了一定的产权制度基础，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政策对俞源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并不大，俞源村1994年第二轮分田地时，耕地的面积有所减少，但由于俞源人口的减少，人均拥有耕地的面积却有所增加，林业收入成为集体经济的重要部分。
俞源村农业中的集体收入主要依靠林业收入。2000年林业收入为0.30万元，2004年为1.73万元，2004年为24.69万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林业收入主要来自树木的砍伐，而树木的砍伐期是4年一轮的。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浙江省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为彻底。许多地方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农民的生产还有很多限制，每一级政府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农业生产指标，规定每个地方每年必须生产多少粮、棉、油。浙江对农民的种植上很早就放开了，不再制定生产指标，而鼓励农民少种粮食，多种经济作物，提倡“什么来钱就种什么”，农民的生产自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二、农村非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
农村中非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即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
俞源村办企业很少，只有两个小型水电站，主要用于灌溉土地，其中一个是一级水电站，现在还属于俞源村的集体资产，每年有10万左右的收入，是俞源集体收入最为重要的部分；另一个属于二级水电站，建于70年代初期，由于是俞源村多姓联合建的蓄水坝，被称为“连心坝”，由于电站水流量和落差均不大，发电收入仅够修理水渠和发电人员开支。随着岁月流逝，发电设备逐渐陈旧，渠道漏水更趋严重，使得电站连年亏损，被迫于1992年关闭。在1995年实行承包，合同期十年，渠道、机器由承包者自付，承包者每年上交村承包费3600元，主要用于农田灌溉。俞源村在1973年办起了小型榨油厂，现在已拥有3家，80年代初期又办起锯木厂。现在锯木厂和榨油厂都承包给私人经营，每年向村委会交纳1万元租金。1991年，开办了乡镇企业俞源玩具厂，拥有职工34人，生产小绒鸭、小绒狗等玩具，但由于销路不好，现已经关闭。数据显示，2000年俞源村非农业集体收入为18.90万元，2004年为10.24万元，2005年为11.82万元，相对2000年均有所下降。
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改革开放后非农业经济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但俞源村却没有在这场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相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非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显得比较落后。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俞源所在的武义县属于相对偏远的山区，整个县一直以农业为主，在90年代后期永康和义乌经济的辐射，才开始大力发展来料加工。再加上俞源村三面环山，仅有一条路通往外界，交通要道地位的丧失使得整个村落封闭起来，又受地少人多的重重压力。所有这些，使整个古村落的经济显得相对缓慢和落后。
第二节 古村落的农户经济
农户作为村落的基本单位，研究农户经济的演变对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农户经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二是农户的家庭消费状况。经济学关于收入和消费的基本理论认为，收入和消费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收入的增加会带动消费的增加，同样，居民消费欲望的增加也会促使其去增加收入。我们主要从考察改革前后两个时间段农户经济的发展状况入手，来揭示俞源村农户经济的演变规律。
一、改革前农户经济演变
1．农户收入状况
俞源村在改革前的公社时期，整个农村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集体经济比例高达99%左右，家庭经营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集体分配主要采取以人民公社下设的生产队为单位的记工评分办法，即在生产队一年的总产值中扣除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及上缴税金（多数通过“交公粮”的形式交给政府）、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其余作为劳动报酬基金，生产队在年终决算时根据劳动报酬基金总额和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劳动工分总额计算出“分值”，然后按每个社员工分多少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制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集体性。农村基层社队是组织生产经营和进行分配的主体，每个生产队都是自负盈亏的。二是不稳定性。社员的劳动报酬不仅取决于个人向集体提供的劳动量大小，还取决于集体经济当年的收入和实际可分配给个人消费部分的大小。这样不仅不同生产队的社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同一生产队不同年份的收入差别也很大。三是计时性。当时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按照劳动者出工时间多少来确定的，造成了“出工不出力”和“出工出力”的平均主义思想的蔓延。四是实物性。这种以“工分制”为特点的劳动者个人消费品分配，是以自给性为主的生产为前提的，商品性生产只占小部分，所以分配以实物性为主，货币分配比例很小。村落农民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来获取每年必需的粮食、蔬菜以及日常开销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允许农户搞一些小范围的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和自留地等，一方面弥补集体实物分配的不足，另一方面允许农户以家庭副业产品到农贸市场出售，换取购买工业品的零用钱。
俞源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和当时整个中国的状况相一致。1966年，俞源村人均收入为40元，人均劳动日为258天，人均粮食283斤，每个劳动日分红值仅有0.4718元；1975年人均收入便达到了74元；1979年人均收入为114.86元，人均粮食753斤，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户各家的自留地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由于当时对自留地的管制比较严格，各家的自留地数量非常少。当时集体分配的粮食、蔬菜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村民家庭的需求，因此，各家的自留地成为农户发掘的重点对象，他们大都费尽心思安排作物的种植，进行精耕细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通过种植蔬菜等作物来补贴粮食和蔬菜的欠缺。农户家庭养殖也是农户补贴家用的主要来源，其中养殖比较多的就是鸡，因为鸡的养殖实行散养，可以自由寻食，节约粮食，鸡蛋又可以换取盐油等生活必需品。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当时俞源生产率较低，农户的收入分配是低水平的、不稳定的，并带有较为明显的自然经济特点，在总体上不能达到温饱要求。
2．农户消费状况
改革前，我国经济的重心放在重工业的建设上，为了在工业化进程中提高积累率和控制消费基金支出，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中，国家对主要农产品长期实行统购统销，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副产品中相当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工业化的积累基金。同时，整个国民经济重生产轻消费的状态，使轻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整体居民的生活用品相对比较匮乏。为了有效控制居民的需求，国家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如购买布料需要布票、购买肉制品需要肉票等等，而这些票证都是轮流配给的。这种配给制虽然对限制需求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孳生了特权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使居民的消费被限制和延期。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俞源村民的消费基本没有变化，消费品非常单调，一直以吃、穿等生存资料为主的单一格局占统治地位。村民的消费水平非常低，其中自给性消费占很大比重，除粮食和蔬菜外，其他消费品如肉、蛋、禽、烟、酒、糖茶、衣着等消费量非常少，消费大多集中于日常的购买盐油酱醋。总之，村民的绝大部分收入主要用于食品消费。当时追赶前沿的“四大件”（即被称为三转一响的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被列为高档消费品，基本上是“百元级”的。据调查，当时俞源村的总数量不超过15件。农户的消费行为表现为以自给性为主和低水平、低层次的特征，在一些贫困的社队中，农户的消费状况甚至处于温饱线以下，还达不到维持生存的基本水平。
二、改革后农户经济演变
改革开放后，农户的经济收入和消费状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是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土地承包责任制施行，农民户籍制度的放开、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等。改革开放的春风也让俞源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俞源村1982年分田到户，“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土地承包政策激发了农民辛勤耕作的热情，整个农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江浙由于人多地少的重重压力，历来有走街串巷外出经商的习惯，国家对农民限制的放开以及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励政策，大大激发了一直困在土地上闲散劳动力的外出激情。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带来农户消费状况的转变。
1．农户收入状况
其一，农作物种植和家庭养殖业种类的丰富化。
改革开放后，获取土地耕种自主权的农民大多延续了集体经济时期作物的种植种类，主要集中于粮食作物的种植，如俞源村以水稻为主，在分田到户初期，由于农民对当时土地政策的不确定性，农民主要集中于粮食作物的种植，精耕细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使得亩产量在当时生产力的状态下达到最高。随着我国粮食产量的提高，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粮食过剩的问题逐渐凸现，农民的收益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逐渐改变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习惯，开始转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俞源村农户一方面利用科学种田提高亩产量，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增加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茶园和水果种植面积大幅度提高。
村里现有香菇大户（放养5000袋以上）20户，每年可产鲜菇10吨；茶园大户（经营茶园10亩以上）5户，每年可产新鲜茶叶5吨。俞源村的水果种植主要有柑橘、桃园、李子和杨梅，以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准，种植面积分别为：柑橘10亩，桃园1亩，李子100亩，杨梅260亩。在世界水果市场有世界杨梅在中国，中国杨梅出浙江的佳话，浙江省有种植杨梅的优良传统和气候条件，近几年杨梅价格一直攀升，2004年杨梅平均每公斤5元，2005年每公斤10元，俞源村也在2005年发展了杨梅产业，努力打造杨梅产业基地，由于杨梅需要3—4年后才能结果，目前还没形成很大的经济收益。
养殖业也成为农民发财致富的好路子，养殖数量有升有降，主要是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和家庭卫生的重视，家庭分散养殖逐渐减少，现在俞源村农户已经没有散养的鸡、鸭和猪。在家庭养殖减少的同时，养殖大户发展起来，养殖的数量和种类也逐渐增加。俞源村现有个体小型养猪场4处，养鸡场4处，养鹅场1处，养牛场2处（主要对外销售鲜牛奶），4座水库承包发展养殖业。在调查中发现，俞源村家庭养殖牛的现象比较普遍，俞源村养殖牛主要仍为了农田耕作，说明俞源村在农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还比较低，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人抬牛拉的状态。
其二，农户收入增多，收入来源呈多元化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视野逐渐开阔，不再局限于种植农作物，而是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增加农作物种类，发展特色产品，在农业收入上出现了粮食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和家庭养殖收入三足鼎立的趋势；农民也不再满足于仅仅耕作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而是充分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其他劳动，从而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向二、三产业转变。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结果则直接表现为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尽管俞源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但与整个武义县的人均收入状况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依旧呈递增的趋势。而且，无论从实际收入还是增速来看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俞源村的农民在经济发展浪潮中，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茶叶、茶油、竹笋等经济作物，村里也出现了专门的养殖大户。农民更是利用农闲时间走出家门，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做家具等，最初只是在村里和附近的乡镇，后来发展到武义县城内，更有出省的人员。近几年外出务工的人员更是逐渐增多，已占总人口的70%以上，其中全职的在外务工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农田已经流转给他人租种）也达30%左右。浙江省的集群经济发展迅速，各种中小型企业迅速崛起，需要大量的务工人员，从而为整个浙江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便利。据村民介绍，俞源村的农民外出务工主要集中于武义县城及与之交接的义乌、东阳、永康等地，俞源村外出务工人员离家较近，在武义的务工人员晚上可以住在家里，其余地方的人员来回路费只在30元左右，所以俞源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各项成本很低，因而可以兼顾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如今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已经成为俞源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据村民反映，俞源村外出务工人员每人每年的收入在1—2万之间。
经商收入也是俞源村农民的一项收入。随着太极星象村的对外开放，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如今已有5家旅馆兼餐馆（两家规模较大），1个钓鱼塘，5家古玩店（3家以古玩为主，很小，2家较大兼售工艺品，主要是从义乌、永康进货，还有村里特色产品竹编葫芦），1家大型商店（主要为村民服务，以食品、生活用品为主）和3家小商店（主要服务于旅客，烟、餐巾纸、毛巾、饮料等），还有早餐店多家。来料加工也成为农户补贴家用的一项收入，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做，其中一项是串耳环头，货源来自义乌，串一斤大概有3—4元的手工费用，一般一天可串一斤，即有3—4元的收入。在此，为使读者对农户的收入来源有更直观的认识。
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升有降。这与国家在2004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税的优惠政策相关，同时，近几年粮食价格有所攀升，农民再次对粮食种植充满热情，这也是利益引导机制造成的。最为关键的是，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到2005年竟达到50%以上。
其三，农民从业的差别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如今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俞源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调查发现，俞源村小部分村民在80年代初期就走出家门，在外地从事建筑、木匠等体力劳动，这批最初走出来的农民在早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现在大多转行从事商业买卖。
随着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工作也逐渐出现差别化。目前，俞源村的外出劳动力在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率比较高。目前，他们已经打破了已往局限于建筑工地做泥水工和木匠的格局，逐渐向企业转移从事低技能的劳动，如从事制衣制鞋业和五金制造等等；也有的农民充分发挥当地饮食业的特色，在外地从事餐饮业。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他们的收入也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从对俞源村的劳动力分布变化，一是俞源村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二是外出劳动力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内，出省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同时，虽然部分劳动力已实现转移，但家里的田地还在继续种植，这和俞源外出劳动力分布的地区比较近有关。此外，俞源村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占绝大部分。俞源由于缺乏工业的支撑，工业劳动力依然很少，而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却有所增加。
2．农民消费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经济迅速发展的是居民的消费水平节节攀高，但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却相对滞后。分田到户的农民在逐渐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在衣服、住房、家具等方面增加消费。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农户收入高增长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不断攀升。90年代以后，农民的收入进入低速增长状态，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幅有所减小。
第一，消费支出迅速增长，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时间，俞源村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近2.5倍，由546元增加到1867元。2005年俞源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为767元，比1990年的280元增加了近1.8倍，而同期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51.3%降至41.4%，下降近10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优化，并呈现多样化、营养化趋势。从食物消费量看，各类食物消费量全面增长，尤其是细粮数量迅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粮食、蔬菜消费量基本稳定的同时，各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如豆类、肉禽、奶和奶制品、蛋类、糕点等数量也迅速增加。
第二，衣着消费成衣化、时尚化趋势明显。2005年，全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118元，在生活消费中位列第六，比1990年的55元增加了63元，增长2倍多。衣着消费逐步向成衣化、时尚化发展。人们对衣着的追求也已从单纯保暖、实用转为注重时装款式，注重花色和各种衣着的搭配，对质量的需求进一步提高。
第三，居住支出增加，住房质量提高。在温饱得到基本解决之后，村民首先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主要表现在住房建设上，居住支出增加，住房面积扩大，建房质量提高。人均居住支出由1990年的95元增加到2005年末的242元，增长了近3.5倍，人均生活用房面积也有很大增长，其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逐年增加。
第四，消费品购买向新潮化方向发展。村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必然伴随对家庭用品及服务需求的扩大和需求档次的提高。其中，以新型家具、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家庭用品拥有量增长较快。村民的厨房也发生了变化，电饭锅在全村已经普及，80%以上的家庭拥有液化燃气灶。20%—30%的家庭拥有电冰箱，大致有150户左右的人家，10%的家庭拥有洗衣机。村民反映浙江地区夏天非常炎热，电冰箱的用处比较大，因此电冰箱比较普及。同时，抽油烟机、空调、照相机等现代消费用品已步入平常百姓家。
第五，交通、通讯手段明显改进，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为了生活的便利，农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2005年比1990年的20元增长9.2倍，增长幅度较大。交通工具由单一的加重自行车向轻便自行车、摩托车方向发展。电话也已进入普通农户家庭，并有迅速增长趋势。2000年固定电话拥有量为120台，2004年为383台，50%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在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村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8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绝大多数都是彩电，只有极少数的家庭还是黑白电视，拥有电视的家庭都开通了闭路，可以收31个台，丰富了农民的生活。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大幅度增加，由1985年的33元上升到2005年的312元，其中各种文娱耐用消费品开始普及并迅速提高。
以上特点是就俞源村的整体情况而言的，村内有不少农户还达不到上述水平。据调查目前村内尚有占总户数5%左右的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3000元，家庭人均收入500—600元，生活水平只处在吃饱、穿暖的情况下；村民普遍反映孩子的教育费用偏高，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村里因病致贫的家庭很多。农村医疗保险已经在村里开展了两年，80%交纳了医疗保险费用，也都积极续保，农民反映这相对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在村里的贫困户统计表中，80%是因病致贫，20%的家庭是因教育致贫。不过从前几年开始，国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农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已得到比较大程度的解决。
第三节 古村落的商业经济
一、源自古道的繁盛
古村落的形成、兴盛和遗存有着多种原因。其中，缘于交通要冲而发达，又因为交通变移而衰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横亘着险峻的仙霞岭，连绵山峦似汹涌波涛，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而浙江省自古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纵横的山脉构成东南形胜，而山水阻隔，也使得古代的浙中、浙南地区交通十分闭塞。因而，少数有古道通达的地方，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岩头村能成为楠溪江畔最大的古村落，是因为这里在数百年前是连接海陆的交通要道，是商贾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皤滩成为八方盐商云集、贸易远涉湘赣闽皖的集贸重镇，是因为这里位于台州灵江流域与浙西丘陵山地的水陆交汇点上。堪称五省通衢、“一脚踏三省”的廿八都，由于一千多年前黄巢在仙霞岭中开出一条八闽通道，从而成为往来商旅的投宿地，发展为繁华的商埠。
俞源的盛兴也是如此。在古代，从杭州、金华至丽水，除了经过茭道、永康、缙云这条大道外，经过俞源的这条山路也是婺州与处州之间的重要通道。它从金华沿武义至熟溪，溯熟溪的支流乌溪到达俞源，然后翻越一段山岭，便进入瓯江水系的午溪上游，顺路到达旧宣平县城后，经前湾、石门岭、三港，过曳岭进入松阳、丽水、温州。从金华南往的旅客，到了大山脚下的俞源，断了水路，挑夫们得歇歇脚，才能继续翻山越岭到宣平、丽水；从丽水、宣平北往的旅客，到了俞源就意味着走完山岭，进入平原河谷可走水路，因而也会在俞源稍作休整，以利前行。因此，俞源作为古时婺、处两州交通要道中的必经之地，商贸活动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南宋时期，杭州逐渐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增强了对浙南的辐射，过往俞源古道的人也逐渐增多。此时的俞源（朱村、颜村）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俞氏始祖俞德就是因为任职松阳教谕，而多次往返于俞源古道，最终迁居于此。
明景泰年间，今丽水地区西部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矿工起事。平息后，朝廷为了加强对这一山区的控管，于景泰三年（1452）析丽水县西面的三乡设宣平县。俞源隶属于宣平（直到1958年，宣平县不单独建制，原属宣平的柳城、桃溪两区划属武义县）。这样，俞源在金华与丽水之间的交通地位更加重要，商贸活动随之得到更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一处商贸集散地。
随着行商过客的增多，俞源村人气的趋旺，一些村人不满足原有住宅改造的店铺，盖起了沿街店面屋。过村大道的路线：过康济桥、丛蓬至祠堂前，过下宅桥，经利涉桥，向大黄岭方向南去。这样，下宅桥与利涉桥之间的村道两旁和下宅桥至洞主庙的银河溪两侧，便逐渐形成了两条主要商业街。
店铺的种类有饮食、杂货、南货、医药、客栈等，其中，店号为恒益、广益、周德兴的三家，经营酒肉、布匹、南货；还有德懋裕杂货店、广信源糕点店、陈金炳豆腐坊、俞祖林榨油坊、银妹客栈、广生堂、济生堂药店、牟顺堂铁店等等，都兴隆一时，享誉一方。村中还开设了土纸厂、糕点厂、索面坊、酒坊等，进行商品生产。（3）《宣平县志》载：“地方稍大之村，如陶村、俞源等处，其商业亦均见发达？？宣邑药店城内七八家，陶村三四家，俞源三四家，药品稍称完备。”可见，俞源是宣平县域内人口和商业仅次于县城和陶村的第三大村镇，商业成为古代俞源经济的重要支柱。
据俞源老人说，他们的祖先在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往往置买田地。田地分布广阔，远至百里外的金华下皋、丽水曳坑。他们将田地租给人家耕种，收取租谷。据说，向俞源地主交租的队伍，从俞源排到宋村，长达四里。积累资金后，又新开经商的店面。据“土改”时统计，俞源村27户地主、富农中，有三分之一兼营商业。俞源虽属宣平县，但有大黄岭阻隔，而到武义县城则平坦近便，经商者往往向武义进军。武义县城当年最繁荣的横街，就有数间店是俞源人开的。清乾隆年间，上宅俞从岐的四个儿子继承父业，种植靛青，嫩竹造纸，贩卖成竹，设糖酒作坊，在宣平、武义县城开了多家大商店。其中，三子俞林模开设的商店，在后田、白姆、后树、金华大溪一条路线上就达36家之多。赚了钱后，购进大量田地，每年可收租谷七千多担，可谓财源滚滚。后来他建造了俞源最大规模的堂楼“裕后堂”，也称“大大厅”。
优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发达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农业的多种经营，茶叶、茶油、桐油、靛青、毛竹、木材等当地的农林产品，源源不断地外销。其中，蓝靛的外销成为俞源在清代颇有规模和影响的经济产业。
诚然，俞源的经商是有限的，田园躬耕仍是主要的生产内容。传统宗族文化始终主导着村落的发展，村中形成的街面市场，并没有取代俞氏宗祠在村落中的中心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以业缘型村落取代血缘型村落。斗转星移，时过境迁，20世纪40年代，武义至宣平建成了公路，俞源村原有的交通优越地位已不再拥有，其曾经繁荣的商业活动也随之消失在岁月的流转中，藏入典籍的深处。
二、商耕读的和谐
宋代程朱理学讳言财利，鄙视商业的思想，对宣平、武义的民风形成似乎有深刻的影响，使这里的人们“重农桑，尚节俭，民敦厚诚实，不好工艺，不善商贾”。（4）“其俗不服贾，所业唯耕，？？民务农田，不为商贾、技艺，轻去其乡”。（5）因而，宣平、武义历来极少有人外出经商。民间有“泥饭碗敲不破，种田地万万年”、“东赚钱、西赚钱不如灌水的好犁田”的民谚；外地人评说这里的人们是“武义芋头，宣平呆头”，（6）充分表现了“尚农、敦厚、恋乡、轻商”的地方风俗特点。
位于武义、宣平两地交界的俞源，在清代以前，受“重农抑商”儒道思想影响，村人安于田园耕种。功名不就的读书人，便退隐山林，去过闲适静的农耕生活，并无意经商。然而，毕竟地窄田少，随着人口增多，为求生计，必得走出村门；与此同时，因位处交通要道而日益增多的人流、留宿，也带来了经商的观念、经验和外界的信息。于是，村人开始走出丛蓬，闯荡外面的世界。早在清咸丰八年（1858），俞士云离开俞源到绍兴东湖，在坛头建屋经营盐业。后来，又在船埠边开了一家茶馆。俞士云的儿子俞三元，也在东湖经商，亡故后，其妻子携子女转移到杭州，开茶馆，兼营盐业。其茶馆被当地人称之为“女人馆”。（7）俞源四面环山，是个“开门见山“的村庄。有了重重高山的围护，村子就像小娃娃依偎在母亲怀抱中一般，人们晚上睡觉也安稳很多。于是，村人行商再远，像出海的渔船一样，最终还是回归到宁静的港湾，抛了锚，才会放下悬着的心。当然，吸引外出经商者回归家乡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法制度和传统观念的牵缚。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是封建宗法制度存在的土壤。为官千里，终于叶落归根；行商攒钱，终于回归故土。他们人在天涯，而入梦只有故乡俞源。他们需要家庭的庇护。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积满腰包，荣归故里，置田造屋，以告慰前辈，福荫子孙。于是，经商发了财的俞源商农，一手捂住钱袋，一手牵着外地的能工巧匠，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建起一幢幢充满文化气息的深宅大院。他们深知经商创业之艰难，在建房上“挥金如土”，生活上则不忘俭朴古训。
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其商业资本投放到生活消费上，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然而，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建造并留下了大量精美恢弘的古建精品，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文化名村。在古代，建屋朝向是有讲究的，民间流传有“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以五行学说解释，商属金，南属火，火能克金，故不吉利；征属火，北属水，水克火，故有兵家败北之说。俞源的商家却并不在意这些。在他们看来，经商并非终生的职业选择，积累了一定资本，仍回家种田。因而，按祖宗遗训和村落规划，凡大的堂楼均朝梦山而建，不如此，似乎难圆荣宗荫子之梦。
可见，俞源的先人是比较注重现实的。他们崇尚祖先的隐居式生活，但又不愿过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清贫孤寂的日子。他们既追求独立的人格，又与整个社会保持密切联系；既追求世俗的幸福与充实的物质生活，又追求野鹤闲云般闲适清静的精神生活。这种处世态度反映在他们的建筑上，房屋的雕刻装饰便鲜见对商贾的赞美。尽管是经商赚钱盖的房，但他们在居所雕刻上却反映出对耕读文化的追求，爱好平静淡泊的田园生活，希望他们的子孙“耕读传家”。因此说，俞源的商人，又多少带有儒商的气息。俞源作为浙中山区的商业古镇，尚未完全消退历史色彩的几段老街道，至今依然能窥见曾经的繁华；保留至今的理发店、饮食店、铁器店、杂货摊等等典型的店铺，仍在为今人诠释着这里悠久的商业文明。
三、近代商业的萧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俞源村经济社会开始衰败，解放前商业比较萧条。据《俞氏宗谱》记载，民国时期全村有7家杂货店（主要经营酒肉、布匹、南货、干饼等），1家豆腐坊，3爿剃头店，1家旅馆，2家打铁店，2家榨油厂，以及12户长期供应点心和小吃（主要经营馄饨、豆腐丸、油条、葱饼、麦饼、豆腐花、麻糍、白药酒、生姜糖、紫草豆腐等等）。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村落几乎已无人外出经商；到俞源做生意的人已不多见。俞源商业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展开。加上20世纪50年代武义至宣平县公路建成，由于公路没有经过俞源而是从俞源以西数公里的宋村南下，俞源失去了原先在金华—宣平—丽水交通中的优越地位，曾经繁荣的商业逐渐走向衰落。
随着太极星象村的对外开放，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如今已有旅馆、餐馆、钓鱼塘、古玩店多家。但现阶段，其规模都很小，加之旅游开发工作还刚刚起步，客流量有限，生意冷清，一时尚难以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
注释：
（1）王景新：《村域经济转轨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3）《俞氏宗谱》，2005年修，第54页。
（4）《武义风俗志》（俞源），1992年版，第573页。
（5）《万历旧志》，民国二十年（1931），第462页。
（6）俞源当地流传，俞松发收集整理。
（7）《俞氏宗谱》，2005年修，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