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
【传略】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著名宰相和杰出的史学家。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
杜佑出生于世代显宦之家，18岁以父荫入仕。杜佑历任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是个踏实能干、官运亨通的行政高手。他曾经为杨炎引荐，推行两税法。后来王叔文的改革又是在他担任首相时进行的。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都具有进步性。杜佑虽位及国相，但终生勤学不倦。他精深的史学功底加上50余年的行政经验，使他编修出了中国历史学巨著《通典》。
【影响】《通典》是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史著，在史学思想上，它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经世致用”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途径。自此以后，典制体史书相继出现，自成完整系列，蔚为大观。
杜佑生活于唐朝经“安史之乱”而由盛转衰的时代。昔日的统一局面被打破，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唐初推行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均被破坏，租佃制、两税法兴起；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府兵制也被募兵制所取代……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封建社会正经历着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迫切需要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施政策略，而“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自然会以向历史的寻求来得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唐时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剧变，人们关心的问题已不再是人物的臧否褒贬，而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议论哪种政策、措施更有利于治国安民，已成了中唐史学家的重要课题，更是杜佑出于执政需要而亟待研究的问题。这时，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已无法满足时代需要，杜佑批评当时的史学界“多率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高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因此，他开始了对历史上具体行政制度、国章法典的研究，以期寻找到“可以行于今”的济世良策。可见，《通典》是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所以，它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以至成了一部行政参考书。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诚如李翰所说，终可以行于今，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始可以度其古，问而辨之，鹄”，未从政而达人情。这“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而知天下，罕更事而知时变”“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流，经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王夫之等人的提倡而大放异彩。
《通典》全书分为九大类：“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是一套充分体现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社会结构理论，而这一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构成及立基其上的“大一统”法制政治的反映。所谓“衣食”，就是耕和织的自然经济形态，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食货”，按《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食货”是封建社会的财富之源泉，是统治者课赋之所取，历史文献上称之为“租调”。因而，管子说：“仓廪实，衣食足，知礼节；知荣辱。”孔子则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衣食是教化之本，而“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大一统”专制政治体制除了树立绝对君权外，还要建构一个士大夫官僚的文官政教体系，作为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一整套的政治教育体制是自汉代就建立起来，并由董仲舒将之理论化、法典化的。它以“学而优则仕”即以选举为通道把封建社会的阶级构成：民、士、君按确定的统治规范紧密结合起来。一个士，一个农，一个学，一个耕，一个食货，一个职官，这是从董仲舒到曾国藩都刻意讲求的儒家“齐家治国”之大方略，故“职官兴然后兴礼乐焉”。从全书的内容比重来看，洋洋200卷，食货、选举、职官、礼、乐等五类就有174卷，其中礼100卷，占全书之半，充分体现了儒家重礼乐教化、轻刑兵政本的政治思想。儒家讲求“德治”，不是靠刑法、武力等外在强制手段，而是靠“礼”来教化人们，使人们从思想上信仰、依附这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把人与人关系的现状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而自甘其位，一盘散沙似的小生产者也就套合成了社会。
【余论】杜佑经历了一个剧变的历史时代，对于历史的挑战，他做出了积极而明智的反应，他试图理性地认识并主宰时代的变革。他的伟大，不但在于那部保存了丰富珍贵的社会史料的《通典》，也在于蕴含其中而为后代鲜有的对待变革的精神。
（江湄）